花壇藏尸28年：嫌犯整容換面，兒子苦尋半生

沱江的晨霧還沒散盡，早上7點剛過，岸邊服裝批發商城的天臺上，工人已經忙開了。他們敲開入口附近的一座花壇，瓷磚剝落，土塊露出來，還保持著花壇的形狀。

這些花壇已經被遺忘在頂層將近30年，每個大約1.5米長、1米寬，里面堆滿舊土，被雜草胡亂蓋住。因為太久沒人打理，縫隙嵌滿灰泥。2025年6月7日，四川瀘州已經進入雨季，它們將被拆掉，用擋雨棚代替。

在此之前，即便是最早在樓里開店的老商戶，也說不清頂上究竟有什么。天臺入口處的淺灰色防盜門渾身銹斑，將這里常年鎖起，鑰匙由商城專人管理。如果不是這次漏水需要維修，它還會繼續荒著。

突然，工人們停住動作，俯身往前湊去——土里好像埋著什么東西。

不是石塊，也不是植物的根系，更像是一只腳，被黑色中幫皮鞋裹住。

警方推斷，那屬于一位在冬天遇害的成年女性，她穿著紅色外套，還有20世紀90年代最流行的黑色健美褲，身體蜷著，被厚厚的泥土壓著，至少有20年，最終只剩一具白骨。

2025年6月7日，警方在“花壇藏尸案”現場取證。瀘州警方供圖

得知消息的老商戶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吳艷萍，一位在樓里生意風生水起的女老板，卻在1997年2月之后再沒出現過。

已經39歲的黃平更加確信，那就是自己尋找了28年的母親。最后見到她的那天，自己剛過完10歲生日不久。母親穿著紅色呢大衣匆匆走出店門，臨走前她笑著說，“媽媽出去一趟就回來。”

失蹤的老板

28年前就有警察打聽過吳艷萍的下落，商戶們也是那時知道，賣羊毛衫的吳老板失蹤了。

那是1997年2月初，不到一周就要過年。樓下到處是拉貨的板車和挑著大包的扁擔，客人們擠在狹窄的走廊里挑貨，喊價聲一層壓過一層。

吳艷萍比任何時候都要忙碌，這是她離婚后自己照看生意的第一個春節。

半年前和丈夫黃永清分開時，她狀態一落千丈。弟媳譚雅蘭總能看見姐姐抹眼淚。“她對生意都沒那么積極了。”吳艷萍把攬客的任務留給門市員小周，自己只管收錢記賬。

以前的吳老板不是這樣。她很少坐下，只要有人經過，都會立刻笑瞇瞇地迎上去，溫柔熟絡地介紹款式，手上也不忘從貨堆里翻出一件遞過去。臨近中午，她會多點一道菜，留熟客吃個飯；遇上猶豫不決的客人，她就把凳子搬出來，請對方先坐下慢慢選。

在她的操持下，鋪面的出單量猛增，貨品永遠堆得比人高。不到20平方米的空間常常擠滿了拿貨的人，轉身都難。每天她都有利潤進賬，人人羨慕的“萬元戶”，不過是吳老板幾天的營收。

黃永清覺得前妻能成功，也是因為肯吃苦。初中畢業后，吳艷萍曾到磚廠搬磚，她還在老家瀘縣玄灘鎮趕場（趕集）擺攤賣湯圓。后來夫妻倆在鎮上開了個小店賣羊毛衫，生意出奇地好。商機來了，兩人決定把店開到瀘州。

回到瀘州前，吳艷萍一家三口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沱江旁的服裝批發商城，就是絕佳位置。

“以前這里人山人海，火爆得不得了。”黃永清說，這就是當時的市中心、樞紐站，周邊鄉鎮的人進城，都要在此中轉，來批發零售的不止四川人，還有云南、貴州的生意人。

是命運也是機遇，吳艷萍和黃永清趕上了服裝生意最蓬勃的時代。人們不再滿足于“的確良”，鮮亮的色彩，喇叭褲、蛤蟆鏡、爆炸頭成了年輕人的標配。在“南方談話”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占據報紙頭版的同時，個體商鋪越開越多，“十億人民九億商”，只要敢闖，就能發財。

夫妻倆就在這樣的氛圍里，租下了商城舊樓二層的黃金鋪面。等到1995年左右，新建的2號樓開始招商，他們又租下了二層中央的鋪面。

快30年過去了，這棟建筑還在，但門前已經沒有了挑扁擔的人。

黃永清也老了，現在他要一人打兩份工來賺錢。提起當年，他還會自封“瀘州羊毛衫第一人”，說是他們夫妻最先把羊毛衫引進瀘州的。他念叨最多的，是如果1996年沒離婚，他們的生活該多幸福。他無法否認離婚帶給吳艷萍的傷害——曾經滴酒不沾的前妻，在離婚一兩個月后，突然喝得醉醺醺。

黃平記得母親昏迷不醒，他拉開店鋪卷簾門去找舅舅、找隔了幾條街的父親求助，把母親送到醫院。

譚雅蘭和丈夫茍建華心疼她，時常勸姐姐快振作起來：“才34歲，還年輕呢。”他們跟吳艷萍母子共同租了一間房，方便照應。

走出來，試著對自己更好一些并不容易。譚雅蘭已經記不清，姐姐究竟用了多久才重新拾起化妝盒，只記得離“出事那天”并不遠。金首飾是一件一件添上的。再后來，她涂上藍色眼影，穿上洋裝，拍了時裝照。平時只穿店里樣品的她，花了幾千塊給自己添了一件紅色大衣。在黃永清的記憶里，那是她最亮眼的一件外套。

失蹤前吳艷萍拍攝的時裝照。受訪者供圖

那段日子里，一個身影更常在吳艷萍身邊出現。是隔壁鋪面的一位女門市員，年紀比她小幾歲。兩個人什么時候走近的，連譚雅蘭也說不上來——她每次來店里時，女人似乎就已經在那里挺久了，與姐姐熟絡地聊天。

黃平后來也說不清這位阿姨的模樣。他記得媽媽身邊總有這么一個長頭發的女人，就像一個一直都在的、模糊的影子。但她不像舅媽那樣會抱抱他，也不像店員小周那樣會跟他說話——她只是在那里，和媽媽站在一起。

再往后，吳艷萍新租了一套房和兒子獨住，又買了輛出租車，打算多些營生。生活正在重回正軌，她又回到了干練熱情的吳艷萍。

一位1996年下半年搬到她隔壁的商戶，總能看見吳老板穿著紅大衣從廊前經過，戴著金耳環和金手鏈，手指掛滿金戒指。黃平10歲生日時，她也是穿著這件紅大衣，摟著兒子合影。

譚雅蘭最后一次看到這件紅色大衣，是在1997年2月1日。

那天是南方的小年，吳艷萍照常到2號樓的店面張羅生意，因為出貨快，譚雅蘭就讓丈夫拿些貨到吳艷萍的店里，請她幫著賣一賣。她看見吳艷萍把衣服掛了起來，到了中午，和小周、黃平圍坐著吃飯。過一會，茍建華過去，囑咐姐姐快過年了，早點把貨清完，但之后，吳艷萍再沒出現。

“我當時還覺得她不上心，怎么只是把貨掛起來，也不留在店里吆喝。”譚雅蘭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往后，她再也見不到吳艷萍了。

陳四姐

吳艷萍突然消失了，留下兩個鋪面，一堆衣服和兒子黃平。

失蹤當晚，大家以為她只是去和朋友逛街，沒當回事。可第二天整個上午，吳艷萍都沒出現。

“可能是被騙進傳銷了。”一位商戶猜測，譚雅蘭覺得或許被拐賣了。茍建華和黃永清也不相信吳艷萍舍得拋下兒子，他們覺得她只是去散心了，過幾天就能回來。但等得久了，還是沒有半分音訊，一家人默契地生出更悲觀卻更接近真相的猜測——她去世了。但報警后，民警多次到商城走訪排查，都一無所獲，最終只能按失蹤處理。

這條報警記錄被妥善封存在小市派出所的檔案室。

商戶換了一批又一批，關于吳艷萍的議論越來越少，直到28年后警方調查、走訪，商戶們的回憶都指向吳老板，當茍建華也帶來姐姐的照片，專案組的民警更有理由相信，那具白骨很可能就是吳艷萍。

不用等DNA鑒定結果，黃平相信，那就是媽媽。

“當時商城里只有我媽出去沒回來。”他對那天的記憶早就模糊了，只記得媽媽午飯吃得很快，因為有人約了她出去。小周卻記得清楚，那人是陳亦芬。

這個名字同樣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他們到小市派出所，把20世紀90年代的所有紙質檔案都翻了出來，每本兩三百頁，總共上百本。陳年的紙張發出霉味，邊緣泛黃，變薄變脆，翻動時必須格外小心。有的字跡墨已模糊，只能細細辨認，速度也不能太快，以免錯漏。

6月中下旬的瀘州，整座城市像被放進了巨大的蒸籠。檔案室沒有風扇和空調，封閉、干燥、悶熱，民警們只能頂著滿身汗水，在摞起來比人高的資料里尋找。民警羅林偉已經50多歲了，在翻找線索的關鍵時期，他也顧不上太多，常常蹲到雙腿發麻，只為一個名字。

最終，他們找到了那條封存28年的報警記錄。

上面提到，1997年2月1日，是陳亦芬以還錢的名義，最后叫走了吳艷萍。但她告訴民警，自己還錢后對方就離開了，不清楚之后發生了什么。

辦案民警翻找過往資料。瀘州警方供圖

陳亦芬在商城待得不久，老商戶們記不清楚，只記得她常被喊作“陳四姐”。

陳四姐是瀘縣人，個子不高，但長得漂亮，嫁了個上海人，有姐妹也在樓里經營。起初她在吳艷萍老店隔壁做門市員，后來搬到新樓自己開店，平時不太和人交流，性格也不如吳艷萍開朗。

譚雅蘭偶爾在吳艷萍的店里看見她，披肩長發，穿得時尚，涂著紅唇。每次見到茍建華，陳亦芬都會客氣地叫聲“茍老板”。黃永清只記得她瘦瘦小小，看著比吳艷萍年輕幾歲，但不清楚她們關系如何。是譚雅蘭想起來，陳亦芬拿了吳艷萍的貨去賣，還欠了吳艷萍幾萬塊錢。

譚雅蘭記得最深的，還是事發前一兩天，她從吳艷萍家離開，在樓下碰到了陳亦芬和她當時的丈夫。那段時間，吳艷萍剛搬到新房，平常只跟黃平在家。譚雅蘭問這倆公婆：“你們在這里干嘛？”陳亦芬回答：“我們在轉馬路。”

在此之前，由瀘州市公安局龍馬潭區分局刑偵大隊組成的專案組民警，已經推測出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作案，能把尸體拖拽到天臺掩埋，說明兇手不止一人，并且熟悉商城的內部環境。再加上白骨身上并沒有金飾，兇手很可能是為財殺人。

在DNA比對確認尸骨是吳艷萍后，陳亦芬和她那時的丈夫，被列為重大嫌疑人。

江邊少年

為了這次DNA比對，已經在浙江工作多年的黃平停下工作，買了最早的航班趕回瀘州。

他記不清是第幾次回來了。以前隔上兩三天，或是幾個月，他就回來一趟，跟媽媽最后的合影被他仔細塑封好，隨時揣在身邊，方便打聽線索。幾乎每次回來，他都要到商城附近轉轉。

城市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商城加裝了電梯，周圍新建筑一棟棟起來。商城外墻的瓷磚被雨水一遍遍沖刷，留下深淺不一的痕跡，30年前剛貼上時，它們還白得發亮。幾棟樓仍舊連在一起，圍成個“回”字，把場站和十幾輛公交車包在中央，五顏六色的招牌掛在墻上，內部還保留著過去的水磨石地面。當年時興的寶石藍玻璃也在，只是失了光澤。

2026年4月，服裝批發商場外部。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街邊小鋪開著門，但年輕人更喜歡到江對面新建的商業中心閑逛，把這里留給中老年人，在循環著“清倉甩賣”的喇叭聲里，他們各自對著江水發呆。

那些店鋪的位置沒變，但老板已經換了幾輪。樓下有人晨跑、有人跳舞，江邊建起堤壩、立了新橋。

樓外天橋上，黃平無數次停下來，望著樓頂和上面的天空發呆，但很快就收回目光——除了厚重的女兒墻，他看不到別的。

媽媽失蹤時，黃平只有10歲，只能被寄養在親戚家，有時也會跟著父親——黃永清離婚后，把財產全都留給前妻，自己正焦頭爛額忙著賺錢。舅舅一家也要生存，以前是吳艷萍把他們帶到瀘州做生意，姐姐失蹤沒多久，他們也關掉了店鋪，租下商城一家門面開起餐館，忙起來時，黃平只能到不同親戚家吃飯。

以前不是這樣。幾乎每頓飯都有媽媽在身邊，哪怕再忙，媽媽也會盯著自己寫完作業。有時自己調皮跑到外面玩水，晚上回家渾身濕透，媽媽會佯裝要揍他，擔心他出事。

在媽媽身邊，自己的衣服永遠時髦。同學們的零花錢都是以毛計算，他的零花錢少則10塊，多則50塊，現金就放在抽屜里，有需要隨時去拿。還在1996年的時候，黃平就坐過飛機去上海玩，一張機票價格是普通人好幾個月的工資，他把航空公司的紀念品帶去學校，同學羨慕極了。

吳艷萍失蹤前與兒子黃平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那天”之后，他開始本能般地尋找媽媽。盡管大人們已經報警、登報、到處打聽，但他有自己的方法。

有時他正讀著書，卻一個字都看不進去，突然想到媽媽，就干脆跑出去，沿江岸走個不停，希望能與媽媽偶遇。有幾次他驚喜地停下來，但都不是媽媽。

天黑之后，江邊的人散去，10歲的少年腿脹得發酸，他不甘心，也不愿意回沒有媽媽的家。有時他就在路邊坐下，或者干脆睡在橋洞或工地的水泥管里，涼氣一點點滲進衣服，他縮縮脖子，又抬頭往外看去——也許媽媽會從那邊走來。

他相信那時沒人比他更熟悉商城附近。哪段路安全，哪些店會經常扔掉包裝破損零食可以撿來吃，他都知道。

偶爾，同學讓他偷偷溜進家里，早上他再悄悄離開；家里開飯店的同學，經常把剩下的快餐留給他吃；有些商戶可憐他，也會給些食物。

黃平覺得自己越來越孤僻，不愿意跟人說話。有時他明明看見父親站在馬路對面，還是不作聲地躲開。因為不想被抓回家，他從不進商城。他不知道，商城樓頂有一道鐵門，常年鎖著，他更不知道門后面是什么。他以為媽媽在別的地方。

黃永清知道兒子想媽媽，從小到大，都是前妻事無巨細地照料他。每年，她都會為兒子織新毛衣、新帽子。睡覺時，黃永清在一側，黃平只和媽媽睡另一側，吳艷萍失蹤前，都是跟兒子睡一張床。她教他認字、說話，直到現在，黃平也只會講普通話和瀘州話。離婚時，三個人坐在桌前，黃平毫不猶豫地跟媽媽走。

對媽媽的思念越多，跑出去的時間就越長。

起初，黃平只是沿著江走，后來尋人的版圖拓展到城市邊緣。有天晚上，黃永清看見兒子在房間躺著，便放心出去賣夜宵，凌晨回來才發現床鋪空著，黃平又跑了。還有一段時間，兒子準時出門、按時回家，但很快老師找來，詢問黃平為什么一直沒去學校。

10歲、20歲、30歲，黃平一直在找。

曾經天臺上的花壇。受訪者供圖

消失的名字

黃平在找母親，專案組也在找一個人。

“陳亦芬”還是一團謎。她長相如何、身份證號是多少、社會關系和經濟狀況怎么樣，警方還一概不知。

瀘州至少有上百個陳亦芬，民警鎖定了其中一個，年齡跟商戶們的形容相仿，也是做服裝批發生意的瀘縣人，根據她辦理的營業執照，民警們調查了十多天，最后把照片拿給商戶看，才發現找錯了人。

類似的窘況，在尋找陳亦芬的過程中隨時都會出現。“沉住氣。”27歲的辦案民警雷森告訴自己，沒有收獲才是常態，這條路錯了，還有其他路可走。連續兩個多月，他和同事們把自己泡在堆積如山的資料里。

他們跑遍了當年瀘州的主要銀行查流水，也去查閱戶籍資料、法院卷宗。遇到條件相仿的，就直接去當地走訪。最遠的一次，他們跑到了昆明。但無論如何努力，都找不到符合條件的“陳亦芬”。

“她在所有檔案里憑空消失了。”羅林偉說，他們只能折返原點，嘗試最原始的方式——找人。民警們相信，總有人認識她，比如她同樣在商城里做生意的姐妹。

多次輾轉，他們終于找到了姐妹的老家。壞消息是，還在世的兄弟姐妹有四個人，老四卻不叫“陳亦芬”，而是“陳某雨”，年齡也小了十來歲。

2026年4月，商城走廊。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在“陳某雨”的老家，鄰居們很少見到陳家老四，大約40年前，她就嫁到了上海。

起先她還偶爾回來，聲音溫柔，斯文秀氣，在村口跟鄉親擺擺龍門陣（閑聊），后來再沒見過。大約十年前，老四回村看望生病的母親，共同長大的鄰居一時沒認出她。“做了美容（整容），看起來更年輕了。”鄰居說。

大哥陳亦剛70歲了，也很久沒見過四妹。平時他的三個妹妹都在外地，只有母親逢十的生日，一家人才有可能聚齊。

他對四妹的記憶還停留在十幾歲。那時家里窮困，四妹白天上學，晚上回來割草，既懂事又膽小，看到野貓野狗都要往大人身后躲。后來陳亦剛去當兵、打工，很久才回一趟家，他對幾個妹妹的了解也變少，只大概知道四妹和來探親的楊付根認識后，嫁去了上海。

大約20年前，四妹告訴家里人自己改小了年齡，出生時間從1964年變為1976年。“她說這樣好找工作。”陳亦剛當時沒再多問，也不知道她把名字和身份證號都改了。

新的身份證號原本屬于一位趙姓女士。這個 唯一的、終身不變 的數字代碼，是警方鎖定嫌疑人的重要線索，但在世紀之交，全國戶口和公民身份證號碼“錯、重、假”問題十分普遍，因此當趙女士得知重號時，擔心影響社保，主動向警方申請修改自己的身份證信息。鬼使神差般地，“陳某雨”霸占了這個號碼大約20年。

改名后，老四經常出國，據說在做美容，賺了一些錢。知道大哥生病后，她還特意從美國寄藥回來，偶爾給大哥買件羊毛衫，還幫侄女在上海找了工作。

這些并不足以讓警方認定“陳某雨”就是“陳亦芬”，但“陳某雨”的戶籍信息也足夠蹊蹺——2004年之前，她幾乎沒有活動記錄；之后，她頻繁頂著“陳某宇”這個名字出入境，最常去的是美國和韓國，有時待幾年，有時只停留幾個月。最近幾年，她才把名字從“陳某宇”改為“陳某雨”，戶口遷到江蘇昆山。

“陳某雨”是個什么樣的人？一位女士還記得她。

2024年左右，她們在廣州一家美容院共事過。對方很少講話，平時獨來獨往，甚至沒告訴她自己叫什么名字，從頭到尾，她都只能用微信昵稱“茜茜”來稱呼對方。

“茜茜”很瘦小，只吃麥片、水果或一點粥，看起來只有40多歲，明顯整容過。她穿著時尚，一件衣服上萬元，背包都是名牌，但工作的時候專業認真。一個多月后，“茜茜”退掉租住的公寓，把一些衣架送給附近同事，說自己要去韓國，聲音和往常一樣溫柔。

“茜茜”很少發朋友圈，只留下一個簽名：“斗智斗勇才是人生的哲學。”

缺席

改名、變年齡、整容……重重疑點讓民警嗅到了異樣。“陳某雨”大概率就是“陳亦芬”，只是他們還需要更關鍵的證據。

譚雅蘭和茍建華對陳亦芬的懷疑也從沒停過。無論如何，她都是最后把吳艷萍叫出去的人。吳艷萍失蹤后，陳亦芬不到一周就離開瀘州，年后回到商城，把剩下的貨和店面處理干凈。她還給茍建華1000塊錢，告訴他自己只剩這些沒還給吳艷萍。

“萬一姐姐回來問起，咱們不好說。”譚雅蘭攔下丈夫，沒讓他收錢，從此之后，他們也再沒見過陳亦芬。

吳艷萍失蹤的第5天就是除夕，從這天開始，家家戶戶歡聚在一起吃年夜飯，也叫“團年”。茍建華堅持留在瀘州，心里只有一個念想：“萬一姐姐回來呢。”

過年是少年黃平最盼望的日子，走親戚，吃好吃的，拿壓歲錢，但從1997年起，每個春節，家人也會照常圍坐，照常吃年夜飯，但總像缺了一塊。飯桌上沒有吳艷萍，親人的遺像里也沒有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回避著她的名字。

年輕時的吳艷萍。受訪者供圖

28年過去，通訊設備從傳呼變到智能手機，他們建了家族群，不時分享有關吳艷萍的線索。

黃平也逐漸大了，媽媽的面孔和聲音越來越模糊，他開始反復猜測母親的下落。或許媽媽是被拐了，或許是一時賭氣去散心了，或許是遇到難處沒法回來，或許已經重組家庭……他想了許多借口，試圖讓自己接受媽媽一直在遠方的某個地方。但看到朋友一家人團聚的時候，工作不如意的時候，為生計累到身心俱疲的時候，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人生的每個重大節點，他都忍不住想，如果媽媽在該多好，她到底去了哪里，為什么還不回來。

偶爾，怨恨的念頭也會閃過。但很快，他又說服自己，媽媽是愛自己的，絕不會拋棄他。

找媽媽耽誤了太多，黃平初二就輟學了。老家的親戚管不住他，16歲那年把他送到浙江交給了黃永清。

他不反抗，也沒接受，最初的一兩年，他去網吧打游戲，結交了不少朋友。長到十七八歲，意識到該賺錢了，就去外地學理發。他開始學著做飯，照顧自己，從不跟父親多說話。

對前妻和兒子，黃永清總覺得虧欠。如果當初不離婚，如果好好照看家庭，或許吳艷萍不會消失。他沒再婚，出錢幫兒子開了一家理發店，后來又帶他做二手車買賣，給他買房、辦體面的婚禮，只要黃平需要，他都去做。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彌補兒子的方式。

“從小到大，我都知道我爸爸對我很好，但我就是怪他。我過不了心里那道坎。”這些話他從不和父親講，也不和朋友講，即便是十多年的好兄弟，也從沒聽黃平主動提起家里的事。

“這種事，別人幫不了你。”他的朋友圈從不分享生活，抖音也只在去年1月，才發一條保安追趕穿青蛙服賣氣球的視頻，配樂“我們都在用力地活著”，配文“放眼望去，皆與你有關。每次崩潰的理由，在別人看來可能是小題大做，只有自己心里清楚這根稻草，到底壓垮了多少千斤重的難過。”他解釋，那時實在太累了，才忍不住發了一條。

黃平（右）和爸爸到曾經租住的地方。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即便成年，他也無法獨自入睡，必須摟著東西，但進入夢鄉，就能見到媽媽。入夢的無數次，媽媽還和當年一樣，笑著喊他“平平”，給他做愛吃的飯菜。可每當自己想要靠近媽媽、抱住她，夢就醒了。但逐漸地，他驚恐地發現，自己快記不清媽媽的聲音了，只能靠那張合影一遍遍回憶，生怕哪一天，連媽媽的樣子都記不清了。

站在當下，黃平才意識到，媽媽出門的那一刻，自己人生就已經改變了，只是當時不知道。所有的失敗和苦悶，還有不公，也都是因為“那天”。無論自己賺多少錢、有怎樣的成就，都沒有媽媽見證，心里永遠缺了一角，也就沒有幸福可言。

他已經39歲了，但好像還是那個在江邊游蕩的無助少年，他的很大一部分，永遠停在了10歲那年。

有四五年時間，黃平每天都在失眠，實在受不了了，就靠酒精麻痹自己。黃永清從不敢當著黃平的面提起吳艷萍，“一提他就要哭的。”

有一次，黃平又喝多了酒，眼淚控制不住地流下來。他攤開手，好像用盡力氣，卻不知向誰控訴：“媽媽沒得了嘛，我哪里找去？房子我有了，車子我有了，我啥子都有了，就是沒媽媽了。”

落網

沒有人能回答他。那個最后見到他媽媽的人，這些年正把自己一點一點擦掉。

1997年離開瀘州后，陳亦芬和楊付根回到上海，又到廣東打工，沒過幾年，兩人就離婚了。當時她的真實戶口還在上海，出國再回來后，她回瀘州開了一份準遷證，表面上，她打算將“陳亦芬”的戶口遷回瀘州，實際上她遷回的是名為“陳某宇”的假戶口。

戶籍系統里，“陳亦芬”這三個字被注銷。從那一刻起，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叫“陳亦芬”的人。但吳艷萍的家人始終記得她，專案組的民警也沒放棄尋找她。

在得知楊付根的存在后，專案組立刻著手對他展開調查。辦案人員夏波和同事們很快就找到了他的戶籍信息——前妻就叫陳亦芬，籍貫瀘縣。

在上海的婚姻登記中心，警方找到了兩人1988年登記結婚的原始證件，也是第一次，他們看到了30多年前的陳亦芬。民警把照片拿給老商戶辨認，他們一下就認出來，這就是陳四姐。

耗時兩個多月，專案組15名民警先后輾轉多地，查閱近5萬份檔案資料，終于可以確認，“陳某雨”就是“陳亦芬”。

“陳某宇”新舊證件照，整容后面容有明顯變化。瀘州警方供圖

為了防止她和楊付根得知消息潛逃，2025年9月12日，警方立刻對他們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28年來黃平一直抱著一絲僥幸——只要沒找到尸體，媽媽就還活著。如今塵埃落定，一個支撐自己的理由被抽走，他好像一夜之間老了許多，他胡子拉碴，眼睛腫了，眼袋凸起，頭上鉆出不少白發，見人只能戴上口罩。

譚雅蘭知道吳艷萍被找到了，終于松了口氣，但當她得知是尸骨，渾身癱軟，差點哭暈過去。黃永清承受不了，他約了朋友去旅行散心，才稍微緩過氣。

家人的生活在塌方，辦案的節奏在加緊。

對陳亦芬的證據搜集也在推進，9月23日，正在工作的民警黃雷手機突然震了一下。來信的是個陌生號碼，他看完遞給同事，屋子里瞬間安靜下來。

“你快點查，還我清白。”

是陳亦芬。她剛在上海機場準備去韓國被攔下，才發現自己被限制了出境。

一個小時后，她又發來一條，催專案組盡快到上海。

當刑警這么多年，黃雷還是第一次遇到嫌疑人主動發信息，要求警方調查自己。他反復斟酌，沒回復。

第二天，消息又來了，這次更長。她先講公民義務，再講自己的壓力——有房貸，有社保，不吃不喝每月都要支出一萬出頭。然后她提了三個方案：專案組飛虹橋，她來接；她自己去瀘州；或者讓她先去韓國，隨叫隨回。

“我壓力很大，希望您們能夠理解。”

專案組盯著這幾條消息看了很久，然后分析，陳亦芬主動配合是假，很可能在試探。一旦察覺被盯上，她隨時可能從上海消失。

專案組對案情進行研討。瀘州警方供圖

不能再等了。專案組決定立刻前往上海，固定證據，實施抓捕。

像過去無數次的收網行動一樣，夏波在陳亦芬的住處附近摸排了幾天。

房子位于上海郊區的安置房小區，雖然小區龐大復雜，但樓齡較新，環境也整潔，距離派出所只有幾百米。通過瀘州警方提供的照片，派出所的民警一下就認出了陳亦芬。不久前她還來補辦過身份證，因為長相和年齡看起來不太相符，又整過容，因此對她印象很深。她在上海沒有工作，也沒什么朋友，和女兒幾乎不聯系，剛在江蘇昆山買了一套房。

2025年9月27日，天有點陰，當天上午，陳亦芬出門，去了南京路。警方守住了小區的每一個出入口和樓道，等她回來。

下午，陳亦芬坐上了地鐵，到家門口那站，卻沒下。車繼續開，往昆山方向。

“大事不妙。”

夏波和同事立刻上車追，速度表指針一度飆到紅色區域。一邊給沿線六七個站布控，把照片發到地鐵乘警的手機上。

30分鐘后，守在終點站的民警，等到了她。

她梳著披肩發，藍色短袖T恤，牛仔褲，雙肩包。很瘦小，不像60歲的人。臉型和30年前不一樣了，但夏波一眼認出她——她的照片每天貼在專案組的白板上。

民警圍上去。她頭也不回地往前走，臉上沒有亂色，一邊點頭，一邊右手食指往前甩，尖著嗓子用普通話說：“我是陳某雨。你可以懷疑，什么都可以，我買了明天到瀘州的機票，準備去找警察，全部協助調查。”

“你自己什么事情知道吧？”

她雙手一攤。

“我知道什么事情啊。”

天臺

陳亦剛很久沒有見到四妹了。2025年9月末，另外兩個妹妹提議一起去旅行，從北京一路向南玩，中途正好去上海，見見老四。

9月27日上午，他們在上海南京路見了面。難得見到家人，陳亦芬很熱情，帶他們逛了城隍廟，還打算給大哥買件新衣服，準備下午帶他們去江蘇昆山，看看自己的新房。

新房沒有去成。在地鐵站，他們親眼看到陳亦芬被警察圍住帶走。后來才知道，她被指控殺了人。

“我們都不相信。”陳亦剛覺得妹妹膽子很小，不可能做出殘忍的事。但9月28日，在住處被捕的楊付根，立刻主動招認了犯罪事實。

1997年年初，陳亦芬讓他從上海到瀘州一趟，生意忙不過來，需要個幫手。等他到了才發現，情況和妻子說的完全不一樣。店鋪在新樓的3層拐角，其他鋪位還沒招滿，平時客人們更愿意在老樓或是2層逛，樓上格外冷清。

一到瀘州，妻子就開始抱怨店鋪生意不好，又欠了外債，快過年了，錢必須得還上，壓力實在太大。兩人商量，干脆把借了4萬元的債主吳艷萍殺了。

平時在商城抽煙的時候，楊付根就注意到天臺沒人上去，花壇也足夠隱蔽。1997年2月1日午后，陳亦芬假意還錢，把吳艷萍叫到他們位于4樓的庫房，也是一間十幾平方米的鋪面，在新樓背面，正對著沱江，但人更少。

他們拉上卷簾門，掐死了吳艷萍。

2026年4月，商城頂樓的天臺入口。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譚雅蘭不敢想，姐姐窒息的時候，是放心不下黃平，還是希望有人能去救救她？在4樓，能聽到樓下嘈雜的砍價聲，窗外的鳥叫聲，沱江水嘩啦啦地流，但沒人知道，卷簾門那邊發生了什么。

作案后的整個下午，楊付根都心神不寧。他告訴民警，自己飯都吃不下。到了晚上，他們抬著吳艷萍穿過50多米的走廊，又往上抬了5層，埋進了花壇。見她身上還有金首飾，也一并擼下。

28年過去，它就像一根刺，始終扎在楊付根的生活里，整個人神經緊繃，看著比實際年齡蒼老，頭發也不多了。談到自己80歲的母親，他才號啕大哭。

相比之下，陳亦芬更抗拒。

飛回瀘州的一路，她都在強調自己會配合調查，但直到前幾次審訊，都始終沒有松口。

她抱怨自己年輕時生活得苦，嫁去郊區，不僅要干農活，連肉都不讓吃。自己的丈夫因為盜竊被抓，后來整天游手好閑，都得靠她一個人打工賺錢。她承認自己沒什么經商頭腦，開店也不如人。

但她向往精致的生活，后來她出國打工，賺來的錢幾乎都花在自己身上，光是整容醫美，就花了100多萬元人民幣。被捕時，她穿著2000多元的鞋，衣服褲子也都上千元。“是美金。”她向民警強調。

錢在她的手上從不留住，“賺多少花多少”，沒人知道她心里是否也扎著那根“刺”。

一樣的六個字，黃平也說過。

這些年，他每個月收入不到1萬元，刨除兩個孩子的生活費、自己的房租和伙食費，幾乎不剩什么。年輕時他還會買些衣裳，現在他一年買不了一件，即便買了，也只選實用耐穿的。

“媽媽在，生活可能是另一個樣子。但沒辦法，你得接受現實。”黃平說。

在證據面前，陳亦芬最終放棄了抵抗，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實。

指認現場時，她和楊付根對店鋪位置、埋尸地點都記得清清楚楚。28年前，他們踩著近百級臺階抬走吳艷萍，28年后，他們又踩著同樣的臺階上去，腳下還是舊水泥，他們朝向花壇的方向站住。

此刻，專案組的民警們才終于能短暫地緩口氣。

這幾個月，他們熬了上百個夜，走訪至少上千人，翻閱過上萬份材料，蹲守時，在烈日下只靠零食充饑，有的民警頭天新婚，第二天還要繼續回來工作。但他們沒法放棄。

抓捕陳亦芬的那個下午，原本陰沉的天久違放晴，陽光透出來，就像他們的心情。“我們沒有愧對死者。”黃雷說。

2025年12月25日，黃永清和黃平再次回到瀘州認領遺骸。他們選了個好日子，驅車近2000公里，把吳艷萍帶回浙江安葬，想她了，就能隨時去看看。

20多個小時的車程，黃平始終緊緊抱著媽媽的尸骨和遺物。下葬那天，他在墓前磕頭上香，跪了幾小時，把積攢了28年的話全都講了一遍。

黃平帶著母親的遺像看海。受訪者供圖

目前，案件已被移送至法院。等待開庭的日子里，黃平辭掉工作，抱著媽媽的遺像，帶她去四處轉轉，看山，看海，看老家久違的親人。他們終于過了28年來的第一個“團年”。他親手做了媽媽最愛吃的豆花和回鍋肉，想讓媽媽嘗嘗他的手藝。

還有太多事沒做了，“我想去補全媽媽的人生。”黃平說：“也當是補全我自己的人生吧。”

2025年6月，聽說尸骨是在天臺被找到，黃平終于第一次去了那里。

鐵門還在。鎖已經被打開了，門軸一推就響。露臺上的花壇已經被拆掉，上面堆放著建筑材料。風從沱江吹來，靜得沒有聲響。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黃平、吳艷萍、黃雷、羅林偉、雷森、夏波外，其余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左琳 實習生 鄧子銘

編輯 楊海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