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戰爭與自由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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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奧派經濟學）

文章來源：lawliberty.org

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而言，這場戰爭關乎生死存亡；而對美國來說，這不過是一場可打可不打的戰爭。——作者

“今夜，我要對偉大而驕傲的伊朗人民說，你們的自由曙光就在眼前。”2 月 28 日，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宣布啟動 “史詩之怒” 行動時，曾如此慷慨陳詞。然而短短五個多星期后的 4 月 7 日，他卻發出威脅：“今夜，一個文明將徹底覆滅”，除非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同意與美國達成停火協議。這份最后通牒的背后，是美國未能顛覆伊朗政權的挫敗感。這一立場轉變看似突兀，實則并不意外 —— 它完全符合美國在中東一貫扮演的角色。

在華盛頓為這場戰爭炮制的諸多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敘事中，最令人難以置信的莫過于 “此舉是為解放伊朗人民” 的說辭。所謂美國積極支持伊朗人民自決的論調，與美國中東政策的歷史記錄 —— 包括其在伊朗的所作所為 —— 截然相悖。

八十多年來，美國的地區戰略始終植根于 “威權穩定神話”—— 即認為特定威權國家是維護地區穩定與美國中東利益的最佳保障。

支持這類政權的論調五花八門：有人聲稱該地區民眾無力實現自治；也有人辯稱，扶持地區獨裁者能促使其推行親美政策。但核心邏輯始終未變：獨裁者是維護地區穩定與美國中東戰略利益的最佳保障。

美國一貫致力于擴張其威權附庸網絡，通過打壓地區內敵對政府，扶植更順從的政權。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平均每十年就在中東策動一次政權更迭。在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框架下，附庸國為謀求自身利益，也會推動美國采取維持現狀的政策，其說辭與美國為自身的扶持行為辯護的親威權邏輯如出一轍。

因此，自由從來都不是美國在伊朗的目標。美國發動這場戰爭，意在徹底壓制伊朗 —— 這個游離于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之外的主要對手，若有可能，還企圖將伊朗納入其威權附庸體系。然而時至今日，這兩個目標均未達成。隨著戰爭代價日益凸顯，其戰爭說辭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也將愈發清晰。

自 20 世紀深度介入中東事務以來，“威權穩定神話” 便主導著美國的中東政策。這類政策助長了威權主義在整個地區的蔓延。

冷戰時期，美國認為與威權統治者合作至關重要 —— 此舉既能阻止蘇聯勢力滲透，又能保障中東石油的自由流通。美蘇兩國因此競相爭奪附庸國，同時阻撓各地的自決嘗試。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中東無可匹敵的霸主，并進一步鞏固其威權庇護體系，以維護自身的地區主導地位。

“9?11” 恐怖襲擊事件及此后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爆發后，美國變本加厲推行親威權政策，將這些獨裁者視為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的核心盟友。盡管布什政府的言辭中充斥著 “通過推翻伊拉克政權推動中東民主” 的論調，但這一敘事實則是在入侵決定敲定后才大肆宣揚。當其他戰爭借口被證明純屬虛構時，這不過是美國政府用來向公眾粉飾戰爭必要性的空洞托詞。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后，面對敘利亞、也門、利比亞的大規模動蕩與國家解體，美國將幸存的威權統治者描繪成唯一能重建秩序的力量。如今，在美國聲稱將戰略重心轉向中國之際，這些威權附庸國又被視為其在中東保持相對優勢的倚仗。

“威權穩定神話” 完全顛倒了因果：威權政權非但不是解決地區問題的良方，反而正是制造并加劇地區諸多重大危機的根源。而美國的堅定支持，讓這些政權得以在國內外肆意妄為，幾乎不受任何制裁。此類同盟關系并非維護美國中東利益的必要條件。事實上，它反而加劇了中東動蕩與沖突的根源，使美國深陷地區困局，并激起當地民眾對美國的敵意。

美國在 1979 年革命前后對伊朗的政策，既集中體現了 “威權穩定神話” 的核心邏輯，也暴露了這一神話的內在缺陷。而伊朗革命后，美國對伊政策則完全依賴高壓手段迫使其屈服 —— 此舉往往適得其反。

1979 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前，巴列維王朝統治下的伊朗是冷戰時期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支柱。與在地區其他地方的做法一致，美國將伊朗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視為威脅，擔憂這會為蘇聯擴張勢力提供可乘之機。當時伊朗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軍力量，是穆罕默德?摩薩臺領導的民族陣線。摩薩臺強烈反對外國勢力干涉伊朗內政，尤其抨擊外國對伊朗石油產業的控制。1951 年出任伊朗首相后，摩薩臺最具魄力的舉措便是將伊朗石油產業收歸國有—— 當時該產業由英國資本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即后來的英國石油公司）壟斷。

美國與英國擔心，摩薩臺的石油國有化舉措會在波斯灣地區引發連鎖反應，并助長整個地區的親蘇情緒。盡管摩薩臺并非共產主義者，美國卻認為，伊朗國內局勢惡化與巴列維國王統治力衰弱，可能會增強國內共產黨組織 “杜德黨” 的勢力。最終，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英國軍情六處聯手策劃了 “阿賈克斯行動”：一方面通過大規模宣傳攻勢削弱摩薩臺的民意支持，另一方面策動反政府抗議活動，并組織軍事政變，于 1953 年成功推翻摩薩臺政權。

巴列維王朝復辟后，伊朗與沙特阿拉伯一道，成為理查德?尼克松政府海灣 “雙柱政策” 的核心支柱，這一格局一直延續至 1979 年。在尼克松及其繼任者杰拉爾德?福特執政期間，美國批準向伊朗出售價值約 170 億美元的武器 —— 按 2025 年美元購買力計算，這一數額約合 1200 億美元。巴列維國王以鐵腕統治伊朗，直至 1979 年革命爆發，伊朗自此脫離美國的勢力范圍。彼時，吉米?卡特總統不愿拋棄巴列維，稱其為 “在這片動蕩不安的地區中，一座穩定的孤島”。卡特派駐伊朗的特使羅伯特?哈伊瑟將軍，曾敦促伊朗軍方指揮官 “不惜一切代價鎮壓示威者，保住國王的統治”。但最終，美國無力挽救巴列維的命運。1979 年 1 月，巴列維被迫流亡海外。此后，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領導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取代了君主制 —— 這個新政權同樣實行鐵腕統治，并以反美為核心綱領。

1979 年以來，伊朗始終游離于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之外，伊美關系也長期處于嚴重對立狀態。革命后，美國對伊政策完全依賴高壓手段，即通過政治孤立、經濟制裁與軍事威懾等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政策往往會強化伊朗對美國的抵抗意志，同時阻礙伊朗國內的改革進程。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核心，是一種反對外國干涉伊朗內政的“抵抗文化”。伊朗政權內部存在兩大對立派系：務實派主張加強與西方接觸，以緩解制裁與孤立；強硬派則強調通過強硬對抗與發展軍事力量維護國家利益。歷史證明，美國的鷹派政策會通過煽動抵抗情緒，不斷壯大伊朗政權內部的強硬派勢力。伊朗的外交政策往往是其國內政治博弈的體現，即兩大派系之間的權力爭奪。隨著美國對伊朗施壓不斷升級，伊朗政權內部的力量天平往往會向強硬派傾斜，進而導致伊朗外交政策日趨軍事化。

伊朗政權與伊朗社會之間的矛盾同樣尖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殘暴的獨裁政權，其合法性遭到伊朗廣大民眾 —— 尤其是年輕一代 —— 的強烈質疑。然而，伊朗的反對派陣營內部嚴重分裂，難以形成有效合力。美國的政策 —— 尤其是制裁 —— 往往會進一步削弱反對派的力量。美國制裁對伊朗中產階級造成了沉重打擊，而中產階級向來是伊朗國內溫和力量的代表，也是推動改革運動的核心力量。由于意識形態分歧嚴重且物質資源匱乏，伊朗反對派至今未能凝聚成一支統一的政治力量。

當下這場戰爭，必須置于伊朗國內與地區博弈的雙重背景下審視。“史詩之怒” 行動，是數十年政策慣性與特殊利益集團推動美伊走向對抗的必然結果。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事件爆發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伊朗的地區戰略地位接連遭受重創；以色列在加沙發動戰爭，并直接打擊伊朗的地區盟友與伊朗本土，進一步加速了沖突升級。美國與以色列企圖趁伊朗陷入困境之際漁利，并炮制出一系列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敘事，為其預設的戰爭行動尋找借口。

“解放伊朗人民” 正是這些敘事之一。2025 年 12 月，伊朗國內能源危機加劇，引發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這一論調隨即甚囂塵上。特朗普在言辭上對抗議活動表示支持 —— 他至少八次公開敦促伊朗民眾持續游行，并聲稱 “援助即將到來”。然而到 2026 年 1 月中旬，伊朗政權已通過武力徹底鎮壓了抗議活動。特朗普似乎企圖通過發動戰爭重新點燃抗議之火，他向伊朗民眾喊話：“此刻正是你們掌握自身命運的時機，一個繁榮輝煌的未來近在咫尺。這是行動的時刻，切勿錯失良機。”

諸多證據表明，特朗普試圖除掉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扶植一個聽命于美國的傀儡政權 —— 就像他在委內瑞拉所做的那樣。然而經過近七周的戰爭，美國與以色列顛覆伊朗政權的企圖仍未得逞。盡管美軍在開戰頭 24 小時內就暗殺了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但伊朗政權并未垮臺。美國情報部門也認為，即便美國將戰爭升級為全面入侵，伊朗政權也不會崩潰。在這樣的現實面前，特朗普不得不收回此前的言論 —— 他曾聲稱必須親自參與挑選伊朗下一任最高領袖，以確保其 “對美國持友好態度”。

如今，伊朗政權內部的力量天平已完全倒向強硬派。他們堅信，自己正在重塑伊美關系的新格局，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持續對美施壓，直至不斷攀升的政治與經濟代價迫使美國撤軍。這場戰爭非但沒有推翻伊朗政權，反而壯大了政權內部新一代鷹派勢力的力量 —— 一旦戰后伊朗民眾再次走上街頭抗議，這股勢力極有可能采取更為強硬的鎮壓手段。

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而言，這場戰爭關乎生死存亡；而對美國來說，這不過是一場可打可不打的戰爭。戰術上的勝利并未轉化為戰略層面的成功，這也解釋了為何美國會威脅要擴大戰爭范圍、系統性打擊民用目標 —— 而且這些威脅已部分付諸實施。

這場戰爭的長期影響尚難預料。但現實不斷印證，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絕非為了 “解放伊朗人民”—— 美國的中東政策始終一脈相承，從未真正改變。毋庸置疑，伊朗人民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人民一樣，理應享有自由，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然而，美國卻利用伊朗國內的反政府情緒為戰爭辯護，將伊朗人民當作政治棋子。

美國不可能在伊朗強行制造一個新的政治格局 —— 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必須具備自我存續能力，且只能源自伊朗內部，絕非通過外部戰爭強加。

注：作者喬恩?霍夫曼是卡托研究所國防與外交政策領域的研究員。

發布日期：202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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