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以復調的方式表述復調的新文化運動

周月峰的書《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后“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要出版了，他給我以寫序的榮幸，這是我很樂意做的事。月峰本科和碩士讀的是浙江大學，2005年曾到北京大學旁聽過我的課，之后提出要跟我念博士，并于次年通過考試進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在我的學生中，月峰是比較“特殊”的一位。他身有殘疾，小時遭高壓電擊，失去雙手。按照當年上面的規定，對于這樣身體狀況的考生，學校是可以拒收的。幸運的是當年北大歷史學系的牛大勇主任和研究生院都極有同情心，一再打破“條條框框”，破格把他錄取進來。此后月峰即在我指導下讀書，到2013年獲得博士學位。本書即是據他博士論文修改而成。

學生和老師

最近一二十年是一個學術見解紛歧的時代，各大學在研究生階段的教與學，常有較大的不同。例如所謂“新史學”，不同的人，理解可能相去甚遠（如我們現在至少有兩種《新史學》集刊，其所揭出的“新史學”，最多也就是異曲同工而已）。記得北大歷史學系好幾位要跟我做“新史學”的學生，我都勸他們另找更合適的老師。這可能讓他們失望，但他們想要做的那種“新史學”，若讓我指導確實感覺力有不逮（這不是假客氣。正常情況下，學生試圖進入的領域，是需要老師去學習的，我也很愿意這么做。不過我感覺他們心有所向的選擇已較為固化，不是我在短時間內可以跟得上的）。

我不是那種守舊而“冬烘”的老師，也曾試圖跟上史學的更新。記得當年戴維斯（Natalie Z. Davis）那本《馬丁·蓋爾歸來》在美國曾有過爭議，我在研究生的討論課上也曾把那本書和發表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的兩篇重要的爭論文章發給大家討論，結果幾乎所有人都在爭論歸來的馬丁·蓋爾究竟是真是假，而我想引起大家關注的，卻是當時美國史學一些發展中的走向。

用戴維斯的概括說，她的批評者芬萊（Robert Finlay）是“以簡單明晰的線條來看待事物；他希望得到絕對的真相，以直白而一目了然的言辭建立起來的真相，沒有任何含混模棱之意”；而戴維斯自己則“處處看見復雜和多歧的現象；在繼續尋求更確切的知識和真相時”，也“愿意先接受推想出來的知識和可能得出的真相”。

這是我特別想讓同學們關注的核心觀念，以知曉在那時的美國也存在至少兩種研究取向，一是較為傳統的，追求黑白分明的絕對真相，并以直白而一目了然的言辭表述出來；一是相對新興的，注意到歷史上復雜和多歧的現象，愿意接受這樣的歷史“現實”，并在表述中呈現這樣的歷史。類似的分歧在中國史學界也存在，似乎接近芬萊取向的人更多一些，但我總希望我們的史學能更多展示歷史的豐富性。

現在博士生教育的一個現實是，學生多為武林所謂“帶藝投師”者。在這樣的背景下，師生之間的“磨合”并不容易，有時甚至可能是痛苦的（出現這樣的情形主要是老師的責任）。最理想的結果是杜甫所謂“轉益多師”，博采眾長而為己有。月峰在浙江大學所受的史學教育，風格與我在北大的教法頗有不同，所以他讀得并不輕松。且由于我不善引導，中間也曾有困頓的時候，還好沒影響他繼續努力。我一向建議學生揚長避短，所以鼓勵他在堅守浙大史學優點的基礎上試著往新的取向轉。到畢業時，月峰有了顯著的轉變，我在郵件中說他“真是脫胎換骨”。然而所脫所換，不過是外在的表象。借用柯林武德的話說，若以此前的狀態為P1，后來的結果為P2，此前的“P1從未終止，它轉變為P2的形式繼續前行”。從月峰后來論述的一招一式中，都可以窺見浙大史學的風范。

從博士論文到專著

我在和月峰討論博士論文選題時，希望他能選擇資料相對集中、不必四處奔波搜集史料的選題。月峰說他感興趣的是近代精英讀書人的思想世界，他在浙江大學的碩士論文是有關晚年梁啟超的研究。我那時曾讓面臨學位論文要求的學生每兩周提出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梳理既存的相關研究并說出自己論文可能做出的貢獻。記得月峰所提的選題有太平天國運動后的書籍印刷與閱讀、近代的俄國形象、太虛與佛化運動、“梁啟超系”與新文化運動等。根據月峰的研究基礎和個人意愿，我建議他考慮最后那個選題，并得到他的同意。

月峰在讀書期間學習非常努力，曾以兩年時間系統閱讀了五四前后數年的《時事新報》《國民公報》《晨報》《民國日報》《公言報》等報紙，形成了對此一時期思想界的整體認知。又進而細致研讀“梁啟超系”所辦的《大中華》《解放與改造》，以及其他群體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努力周報》《建設》《星期評論》等期刊和各類時人文集，對各方思慮有了較為周全的把握。

其實“梁啟超系”本身是個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稱謂。以梁啟超為中心的“派”或“系”，如一般常說的“研究系”，是當時人的用語，可以說是確有那么一個“系”存在。但“研究系”側重政治，與文化有些偏離，用來說文化運動顯得不甚合適。而在梁啟超歐游期間及回國后，確有那么一些在相當程度上感覺志同道合的學人圍繞在他身邊，如張君勱、蔣百里、丁文江、張東蓀、藍公武等，并有不少共同的努力。但這只是一個以梁啟超為中心的松散群體，界定為一個“派”或“系”，或有些牽強。我們也曾反復斟酌，好像沒有更合適的稱謂，所以在不那么“絕對”的基礎上，只能不得已而為之，暫時這么用著。

在史學研究對象的選擇上，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不夠“進步”的人與事常常沒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進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進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視。就梁啟超一生而言，戊戌前后或是最顯“進步”的時刻，其次是護國運動時期，五四前后已是被認為“落伍”的一段。相較于胡適、陳獨秀等人，五四前后的梁啟超在時人眼中的確不那么“進步”。其實他這樣的思想大家在那時不僅并未退出歷史舞臺，而且頗為活躍，只是在我們既存研究中對其關注不足而已。

說到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研究，真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百多年來許多人為它樹碑立傳，其形象確更清晰，卻也依然如霧中之月，微茫而朦朧，尤其對運動的豐富性明顯表現不足，大有深入探索的余地。以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面相來表述全體，在中外學界都很流行。既存研究便多以《新青年》及北大師生輩的聲音來概括整個新文化運動，而忽視其復調的一面。這一傾向具有“真實”的歷史基礎，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群體很早就確立了新文化運動的“正統”地位。“正統”地位的確立明顯影響了史家的取舍，多少導致了對其他努力的遮蔽。其實當時試圖從文化層面來改變中國現狀的有意努力尚多，“梁啟超系”就是其中最為活躍也最具影響力的群體。再現他們的言行及其背后的思慮，更能展示運動的豐富面相。

“梁啟超系”在五四前后的多方文化努力，長期被后人忽視。能將其梳理出來，就是個不小貢獻。月峰的博士論文做到了這一點，讓讀者看到了“梁啟超系”當時在文化上的積極進取。博士論文完成后，他又寫了一系列的文章，走入當時思想世界，進一步呈現出“梁啟超系”的新文化努力與其他類似努力的關聯互動，對認識新文化運動有多豐富，做出了重要貢獻。修改后的書稿，更加深入周詳，是前后努力的結晶。

張君勱后來曾借紀念蔣百里的機會，實際概括了“梁啟超系”在五四前后的事業，他說：

民國八年，公（蔣百里）歸自歐西，攜《歐洲文藝復興史稿》以返，與五四運動作桴鼓應。同時主持共學社，印行有關文藝與學術之書數十種。又嘗辦講學社，杜威、羅素、杜里舒、太戈爾之東來，皆出于公與新會先生之羅致。嗚呼，公為軍人，而有造于近年新思潮之發展者如是。

說的是蔣百里個人，其實表出了群體的事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因感覺到世界文化的轉變，梁啟超個人的努力重心由政治活動轉入思想學術，圍繞在他周圍那些年輕一輩的學人，對此尤為積極，頗思借助梁啟超的影響力，在文化上重建一個新的中國。張君勱提到的“共學社”，就是這一文化努力的核心機構。

毋庸置疑，“梁啟超系”的文化努力在一些基本面相上與已獲新文化“正統”地位的《新青年》群體是有差別的，后者以“民主”與“科學”為號召，而前者以“解放”和“改造”為中心。近代中國的一大特點就是思想特別解放，而“梁啟超系”的文化運動也特別凸顯“解放”的一面。張東蓀在五四學生運動后就曾宣稱“當首先從事于解放”，且“主張解放精神、物質兩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狀態”；此后梁啟超更強調“思想解放”需要“徹底”，要“將自己的思想脫掉了古代思想和并時思想的束縛”——“中國舊思想的束縛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縛也是不受”。盡管他們內部對“解放”的認識和取向也有不同，但他們對“解放”的強調更多是主動的追求，包含著對既存政權與制度的“解放”，可以說相當徹底。

簡言之，梁啟超等人有其自身的新文化運動。他們之所以進入群體性的文化運動，既是看到了世界轉變的時代機遇和中國的需要，也不無眼見眾多知識青年紛紛投入《新青年》群體麾下而思爭取之意。但整體言，“梁啟超系”的文化努力不僅僅是為了贊成或反對，也不僅是為了自己的團體影響，更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的責任心。用梁啟超自己的話說，他是要“為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這應當可以代表整個“梁啟超系”的文化構想。近年一些注意到“梁啟超系”的研究，多從贊成或反對新文化運動“正統”的一面著眼，以白話文學、反傳統等“正統”標準來衡量、定義他們，或許忽視了他們真正的關懷。

上引張君勱的文字寫于1938年，所謂“與五四運動作桴鼓應”，既有時過境遷之后不再思與“正統”競爭之意，卻也是一種實述。“梁啟超系”介入了五四時期幾乎所有的思想論爭，包括戲劇改良討論、新舊思想之爭、“問題與主義”之爭、東西文化論爭、社會主義論戰及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等。正是這些努力和論爭，影響甚至形塑了以五四為標識的新文化運動，的確可以說是“作桴鼓應”。

進而言之，如果我們把“梁啟超系”的言說看作他們為“新思想界締造開國規模”的行動，不僅可以重新理解他們的言論、著述——如梁啟超之《歐游心影錄》《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蔣百里之《歐洲文藝復興史》，也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和詮釋他們所參與的上述思想論爭及其他重大思想文化事件，賦予舊論題以新思路，或可產生更多的新研究成績。

呈現一個更豐富的新文化運動

我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月峰的研究似比較親近前引戴維斯所說的新史學取向。不論是博士論文還是現在成型的書，都試圖從各種“復雜和多歧的現象”中呈現新文化運動那豐富的一面。同時他也并不追求所謂“全面系統”，如曾跟隨梁啟超游歐并擔任共學社干事的丁文江，就很少被提及（這可能與材料相對少有關，《梁啟超年譜長編》是了解“梁啟超系”文化活動的重要資源，而承擔為梁啟超修譜重任的丁文江，有意無意間在年譜中較少提到自己，這可能是丁文江主動“置身事外”的淵源。聽說月峰會專門寫一篇與丁文江相關的文章）。

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曾說，任何“體系”通常都是一個自足的系統，它要求一致的結構，要有秩序地組織和表達思想，也就壓抑著客體自身各方面的內在統一性。同時，客體間彼此具有的密切聯系，也因對秩序的“科學”需要而成為禁忌。即使對于不可免的矛盾，也不能不“求得一個矛盾的統一”。阿多諾自己以“反體系”著稱，但他的確看到了體系構建的問題所在。

一般所說的新文化運動，大致就是廣義的五四運動。而不論廣義狹義，五四運動都不是一個真正自足的體系。它本身并非謀定而后動，而是許多想得不一樣的人走到一起，共同創造歷史，在發展中完型，成為一個“會合的歷史運動”。這一運動當然有其不約而同、眾皆呼應的主題，然也確實頭緒紛紜，始終具有開放性。若將其以某些后設的主題重新組織，以維持整體的連貫性與系統性，或隱含著不小的危險。

蓋若有意識地去構建系統性，很容易導致研究者在歷史人物的前后行為間建立起一種可能本不存在的一致性。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就曾批評某些經典解釋者在工作進行之前，便賦予某個經典作家或經典文本的思想以一種內在的一致性，其結果，即使在文本中遇到了不連貫甚至互相矛盾的內容，也要想方設法利用后設的主題將文本重新組織，以維持其整體的連貫性與系統性，此即他所謂“一致性迷思”（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任何歸納都是一種簡化，事物和語言的豐富性會因此而部分失落甚至湮沒。

月峰這本書在梳理“梁啟超系”的文化方案時，基本做到了放棄所謂系統的先入之見，不以中國傳統或近代西方的觀念體系為預設標準來衡量，直接進入他們相對直觀的思想世界。本書并未分門別類地總結“梁啟超系”對中西文化的態度，也未定性他們是復古抑或西化，而是透過表象，將他們此一時期的言論、事業視為改造社會國家的具體行動，呈現出其文化方案所蘊含的意圖、他們對現實社會改造問題的介入，及其文化努力在當時諸多社會改造方案光譜中的位置。

從史學看，言即是行。月峰在本書緒論中說：“相對于偏向抽象思想的、靜態的思想史研究，本書更傾向于勾勒五四思想界動態的‘肌理’（sinews）。”這是一個有抱負的嘗試。陳垣在撰寫《明季滇黔佛教考》后曾說自己“著眼處不在佛教”，因為“若專就佛教言佛教，則不好佛者無讀此文之必要。惟不專言佛教，故凡讀史者皆不可不一讀此文”。或許月峰也希望不就“梁啟超系”言“梁啟超系”，而使凡欲了解五四者“不可不一讀”此書。

五四新文化運動本是一個復調的運動，其內部不同的聲音既各自獨立，又共同參與并形塑出一個更大的和聲。變化的史事需要發展的理解，豐富的史事需要多元的表述。故敘述那段歷史，既要表現出時代的“公言”，也當再現各種獨特的“私言”，以復調的方式表述復調的史事。

本書便是以復調的方式表述復調的新文化運動。書名雖為“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但作者的眼界并不局限于“梁啟超系”他們的“另一場”，而是隨處可見《新青年》及北大師生為主的人和事，以及國民黨人的言行，使多方都進入整體圖景。全書將新文化運動視作完成中的“現在進行時”，以動態的圖像取代過去偏向靜態的研究，使各方話題的匯聚與轉移、態度的沖突與緩和、觀念的競爭與妥協，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構成因素。故再現“梁啟超系”文化運動的存在，并不僅僅是在一種聲音之外加入了另一種的聲音，而是呈現他們參與時代思考、形塑時代聲音的過程，在關聯互動中呈現一個比過去的認知遠更豐富的新文化運動。

我在多年前曾主張思想史要讓思想回歸于歷史，盡量體現歷史上的思想，并讓讀者看到思想者怎樣思想，在立說者和接受者的互動之中展現特定思想觀念的歷史發展進程。本書便不僅能讓讀者看到梁啟超、張東蓀、藍公武這些思想者怎樣思想，更讓讀者看到五四思想界如何生成的歷史進程。換言之，本書的重點不在于呈現新文化運動靜態的“骨骼”與“血肉”，而是更進一層，在過程中展現新文化運動動態生成的“肌理”。可以說本書不僅填補了既存研究的空白，并且拓寬了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解。

胡適一生曾多次引用“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這句話。我愿意借這一句式說：現在《另一場新文化運動》出版了，以后要論述新文化運動，恐怕需要有所修改了。

本文為《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后“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周月峰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11）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