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推高學歷能否解決就業問題？

日前，相關部門宣布，大幅增加專業學位博士招生人數。 這一政策本質上是強調研究生分類培養，不用都搞學術研究，培養更多的高層次應用人才，以適應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但也帶來了一些人對推高學歷的擔憂：我們是否需要這么多的研究生，博士生？

不斷推高學歷，是近年在解決就業時的措施之一。

2019年，高職百萬大擴招。

2020年，疫情來襲，為延緩大學生就業問題，我們采取了緊急措施全面擴招。在2019年高職大擴招的基礎上，全面擴張專升本、研究生招生量。這其中還包括第二學士學位招生，該政策剛剛被叫停，轉眼被復活，目的還是先把孩子們留在校園。其中，研究生招生量當年增長近20%，創下新的紀錄。

這種為應對疫情帶來的就業難題而采取臨時措施，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顯然，這只能是臨時的救急措施，而不能作為長久解決就業問題的辦法。

遺憾的是，在各種力量與因素的推動下，不斷推高學歷的做法仍在系統性蔓延。

2021年，中職教育放棄了就業的定位，修改為“就業與升學并重”，強調建立全面的職業教育體系，即中職-高職-本科，甚至還提出了研究生教育（職業）。說穿了，核心思路就是不斷提高學歷以解決職業教育發展的困境，全國高職院校的第一發展目標幾乎都變成了升本。

專升本也在同步擴張中。

此番是研究生，是博士。

近年我國研究生招生規模增長速度明顯超過了本科生，尤其是博士。擴張專業碩士與專業博士占比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否大幅擴張數量，值得探討。

日前國家發改委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相關負責人介紹過一個就業的情況：在各類畢業生中，中職就業率最高，其次是高職。

有人戲稱：越上學，越找不到工作。

這種現象背后的本質是伴隨學歷的提高，我們的就業期望值不斷被提高，而非中職、高職教育質量高。

一個職高畢業生，無論什么工作，我們都覺得是正常的，個人和家長也是心滿意足的，比如流水線上打螺絲，比如當一個服務員。但是一旦上了大專，這個選擇就是一個問題了，更不要說本科生，研究生了。也因此，才有了所謂“脫不下的長衫，下不了的高臺”的感慨。

中國高等教育普及化走得太快，我們大量的學生與家長仍然活在精英教育時代，用高等教育精英時代的尺子，量今天大眾化的就業。一旦上了大學，就想要一個“體面”的工作，但不知道的是，當下考不上大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280多分上本科，100多分甚至幾十分上專科。大家都上了大學，“穿上了長衫”，于是，就把自己困在了虛擬的長衫里。

哪里有這么多“體面”的工作？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不可能的。社會的勞動力需求必然是分層的，過去講金字塔型，雖然近年在變化，但大體還是這樣，注定了多數人是在底層的。但我們手握文憑的孩子與家長們已經無法接受繼續作為一個普通勞動者待在底層了。

于是，對工作不滿意時就繼續考，考研、考公，二戰、三戰，甚至成為“全職子女”，居家啃老。所謂慢就業、緩就業、不就業的現象普遍出現，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希望有“更體面”的工作，并非沒有工作需求。

就業市場對學歷要求的提高，催生了考研熱，但這種需求本質更多是競爭激烈下的水漲船高，而非真正的社會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

2023年，媒體不再炒作研究生送外賣，而是變成了研究生到廣東的街道當垃圾管理員，研究生到山東大學當宿舍管理員（無編制），上海交大醫學博士到復旦附中當衛生管理員……

我們是否想過，如果高學歷就業變成這樣，會是什么結果?

2010年“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被點燃，最后席卷中東，導致中東政治局面大變。這場運動發端于突尼斯，完全超出始作俑者美國的預料，突尼斯本不是他的重點，為什么？

突尼斯高等教育非常發達，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長期高于30%，甚至高達40%以上，位居非洲前列，也曾經遠遠高于中國。但與此同時，青年人失業率也非常高，一度高達30%以上。2010年底，一位據傳大學畢業的26歲青年（其妹妹事后否定了大學畢業的說法）在廣場擺攤受到警察羞辱，于是自焚，長期堆積起來的民怨被點燃，大量老百姓走上街頭。2011年1月突尼斯總統被迫出走，本·阿里政府被推翻。

這其中一個敏感因素，就是事發初期傳說自焚的小販是大學畢業生，因經濟不景氣找不到工作被迫當了流動小販。

如果個別高學歷同學就業不理想，大量家長與學生還會埋怨自己的話，當學生與家長發現周圍有一批高學歷的人都是這樣，會認為是誰的問題？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學生與家長不會檢討自己的期望值過高，自己的能力問題，而是認為是社會的問題，民怨必然被不斷堆積起來。

因此，在是否繼續提高國民受教育階段這個問題上，我們可能需要再思考，不宜簡單學習甚至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

首先，在計算人力資源供給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時，不宜忽略發展階段的差異問題。

支持擴張研究生培養規模的專家，一個重要依據是各國人均GDP與擁有本科、研究生學歷的人數比，以論證我們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培養規模擴張的必要性。

但我們忘記了這個數據本身在計算上存在的缺陷。比如美國高等教育普及化始于二戰結束后，經過70多年的發展才到了今天的水平，靜態計算其受過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的人群占比，顯然忽略了這是70年累積的結果。

圖表來源：中國教育和人口報告2023版（高等教育和留學篇）

我們則不同。1999年大擴招后，我國高等教育迅速跨越大眾化、普及化，加速度發展。大擴招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還是個位數，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7%，首次進入大眾化，2022年已經高達60%。目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超過2/3以上是大擴招以后的大學生，尤其是最近10年的大學生。這種加速度發展節奏和過程，在全世界也是罕見的。

圖表來源：中國教育和人口報告2023版（高等教育和留學篇）

與此同時，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2003年起，我們的新生兒長期徘徊在1600萬左右，比上世紀末大跌500-700萬。未來，下跌會更為迅速。

一方面是快速的增長，一方面是快速的下降，此消彼長。如果按近年適齡人口的粗口徑計算，我們的占比恐怕不低，甚至部分地區已經出現了過度教育的現象。2023年北京市28.5萬名高校畢業生中，碩博畢業生人數首次超過了本科生。

如果要計算人力資源與GDP的相關性，可能需要按粗口徑的適齡人口計算，而不宜把幾十年前的人口作為基數去靜態計算，那時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但那時的適齡人口數量是最高的，這種錯位計算很容易讓我們發生誤判。

其次，我們必須注意中國獨特的國情文化的不同：把學歷與就業期望強掛鉤。

中國人的觀念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對孩子教育極端重視，背后實際是對其未來發展的極端重視，即體面的工作。這和多數西方人完全不同。

與此同時，因為發展階段與水平問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社會階層的巨大差異再次強化了這種期望與不安。也就是說，美國人讀完大學開出租車，端盤子是正常的，但我們卻很難接受。當然，別人端盤子，開出租車收入也不低，我們則完全不同，體制內熱就是這種差異的直接體現。

也因此，過度的高等教育給我們帶來的負面問題，要比西方國家嚴重得多，無形間會推高就業的“堰塞湖”，這是我們需要高度警惕的。

這和20多年前的大擴招歷史背景完全不同。20多年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是個位數，絕對人數很少，同時，大擴招伴生的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GDP增速長期在雙位數，甚至超過14%。反觀近年，我們GDP增速持續下跌。

更值得警惕的是，ChatGPT給教育和勞動力市場必然帶來的一場革命：人工智能首先替代的，是低層次的、重復性的腦力勞動者。那么將替代哪群人呢？

試圖通過不斷推高學歷解決就業問題，最后帶來的可能是更高的期望值，是巨大的社會穩定的風險，需要謹慎再謹慎。

2024研究生考試初試上周末開考，考研報名人數在連續增長8年后首次下降，至于原因，大家都有各種分析，但有一個原因是肯定的：考上研究生也不一定能解決體面的工作問題，于是大家放棄了。

顯然，這是一個好事情，老百姓開始覺醒！趕緊去工作，未來大學生會更多，研究生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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