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 | 孫江：歷史書寫新視角——詞匯背后的近代中國變遷

嘉賓：孫江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創(chuàng)始院長、中國會黨史研究會會長。提倡“全球本土化”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區(qū)隔，學科涉及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等領域。近著有《重審近代中國的結(jié)社》《重審中國的“近代”——在思想與社會之間》等。主持“學衡爾雅文庫”、《記憶之場》全譯本15卷翻譯等。

采訪、撰稿：高明勇資深媒體人、政邦智庫理事長

感謝“歷史學人”（The_Historian）授權(quán)轉(zhuǎn)載。

問題意識的基本原點是你的生活

高明勇：就歷史研究而言，在書寫中“詞匯”很受關注，比如關于時間的，有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關于地點的，如史景遷先生的《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李恭忠教授的《中山陵:一個現(xiàn)代政治符號的誕生》,關于重要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的，更是不可勝數(shù)。作為歷史學家，您有沒有想過這種書寫方式的特殊性？

孫江：嚴格地說，你提到的問題不止是“詞匯”問題，史景遷、黃仁宇、李恭忠的著作展示的是切入歷史的角度。受樸素的實證主義史學影響，注意是“樸素的”，不是“真正的”，很多人認為對于過去發(fā)生的事情，通過挖掘史料就可以將其復活或再現(xiàn)。如今，大家對這種看法持有的懷疑越來越多，我們知道的歷史是通過文字、影像、聲音等媒介表征出來的，但被表征出來的未必就是實際發(fā)生的。盡管如此，如果借用現(xiàn)象學的方法，不斷切換觀察和認知的視角，是有可能洞悉事物的本質(zhì)的。如《萬歷十五年》是通過設置一個特殊的年份，來觀察一個王朝傾覆的契機。李恭忠通過“中山陵”這一死亡符號探討現(xiàn)代國家的創(chuàng)出。

高明勇：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歷史觀察視角的轉(zhuǎn)變？

孫江：凡是歷史的皆不可定義。歷史學是一門反思性的學問。自從19世紀中葉現(xiàn)代歷史學誕生以來，歷史學家借助其他學科的方法不斷內(nèi)省，其表征就是不斷改變觀察歷史的角度。遠的不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歷史學靜靜地開始了“文化轉(zhuǎn)向”，不滿于結(jié)構(gòu)史取向的研究是“沒有人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人們關注“主體”的所思所想所感，在此，人類學方法起到了媒介作用。在我看來，人類學和歷史學彼此可以借鑒，但不能合二為一，二者原則上是不同屬性的學科。再往后，在“語言學轉(zhuǎn)向”的沖擊下，歷史學發(fā)生了進一步的變化，這就是所謂的后現(xiàn)代史學的興起。后現(xiàn)代史學打破男與女、自然與文化、真實與人為、理性與情感、自我與他者、公共與私人等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拓展了歷史學的思考空間，可以說，不管你是贊成的，還是反對的，當下的歷史學多少都照拂在后現(xiàn)代的思想之光中。當然，要注意與一些“歷史恐怖分子”的狠話（如歷史即虛構(gòu)）相區(qū)隔，后者的言說已經(jīng)不屬于歷史學了。需要指出一點，后現(xiàn)代史學的先驅(qū)大多是馬克思主義者，這些人如伊格爾頓之所以后來“倒戈”，是因為發(fā)現(xiàn)如此下去，歷史學無法擔當變革的動力。

高明勇：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最早是用英文書寫的，后來翻譯為中文，寫出后在西方史學界存在不小的爭議，出版過程也是一波三折。

孫江：爭議？每一本新人的第一本書的出版都不順利，并非西方史學界不認可。首先，漢學或中國研究在美國、歐洲乃至日本，是一個非常小的學科，影響力更弱。在這么一個小范圍內(nèi)，特別是漢學有些規(guī)范而古老的主流敘事，現(xiàn)在突然冒出一種奇特的歷史敘事，人們當然一下子很難接受。這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出版問題，當時美國的情況我不了解，對于出版社來說，還有一個成本問題。我曾和日本著名出版社平凡社資深編輯聊天，他說，一般情況下，同類題材的歷史書，如果研究日本史的賣3千冊的話，研究西洋史的能賣到2千冊，至于東洋史，不超過1千冊。

高明勇：我記得李恭忠教授的《中山陵:一個現(xiàn)代政治符號的誕生》，是您主持的叢書之一。作為叢書主編，當時怎么看？

孫江：其實，恭忠兄的那本書早就出版了，這次是修訂本。他在撰寫這本書時，也就是說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們還有過一些討論，那時我也開始關心記憶、象征問題。這項研究，追根究底，是和后現(xiàn)代史學的問題意識相關的，如果說“心象”是過去通過慣習、儀式等對現(xiàn)在的投影的話，記憶則是在特定的當下主體的話語實踐。如果你看過我的書就會發(fā)現(xiàn)，雖然我沒有專門寫一本書，但我有很多文字是關于記憶、象征、敘述等的。以前我們講歷史時，特別推崇“文字”，就廣義而言，文字和語言，還有圖像、聲音等都是“媒介”，我們是借助媒介來捕捉歷史瞬間的。中山陵與明孝陵比鄰，共同構(gòu)成了南京東郊的景觀。如果你了解1912年2月15日在卸任臨時大總統(tǒng)前夕孫中山曾率黃興、蔡元培等拜謁明孝陵并發(fā)表了兩篇祭文的話，就明白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遞進關系——從王朝國家到現(xiàn)代國家的嬗變。

高明勇：我對年鑒學派比較關注。我平時在研究評論歷史的時候，也會聯(lián)想到年鑒學派的一些研究方法。

孫江：中國學人為什么喜歡年鑒學派？早期的年鑒學派史學是結(jié)構(gòu)史學，你看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歷史學家，對其影響最大的是經(jīng)濟史。盡管年鑒學派不屬于馬克思主義史學，但與隔海相望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天然的親和性。我們是受馬克思主義史學訓練的，易于接受年鑒學派的史學寫作。

但是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后，人類學的影響滲透進來了。人類學家關心人，主體是怎么想的這個問題，第三代后就開始質(zhì)疑前輩的結(jié)構(gòu)史學。其實，對于結(jié)構(gòu)史，六十年代初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就提出了質(zhì)疑。“英馬”（英國馬克思主義）是將馬克思主義原理放在歷史的經(jīng)驗中重新檢驗，提出修正案，給出新的解釋。年鑒學派主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后開始關注“主體”的。

歷史學是一個萬金油，缺乏學科的獨立性，現(xiàn)在除了文獻學之外，依附于其他學科，如經(jīng)濟學、社會學等。如果漠視了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歷史學就會停留在個人主義的經(jīng)驗上。

高明勇：確實，年鑒學派的跨學科方法對史學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孫江：我不認為新思潮出現(xiàn)后就會淘汰舊的寫作方式。實際上，二者是一種競存關系。互相競爭，共同存在。還有，歷史寫作多少要回答當下的需要，歷史是活在當下的，活在人的意識中的，所謂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是指的這層意思。

高明勇:“學衡爾雅文庫”確定的這100個詞匯，是如何產(chǎn)生的？

孫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對歷史書寫所使用的語言、概念產(chǎn)生了質(zhì)疑。例如我研究近現(xiàn)代史，使用的概念實際上是在近代產(chǎn)生、逐漸定型的。從更大的方面看，影響我們?nèi)宋纳鐣茖W書寫的關鍵概念，都是這一兩百年的產(chǎn)物。可是，我們經(jīng)常不自覺地把這些概念當成自明的概念。其實不然，它是非自明的，是歷史的產(chǎn)物。這些概念是如何形成的？這已經(jīng)成為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高明勇:是否有一個量化的標準進行遴選？

孫江：遴選有多個標準。我經(jīng)常說的“近代”或“現(xiàn)代”，其實很不好定義，無法定義。概而言之，近代是一個“勻質(zhì)化”的過程。思考近代，可以從三個“間”切入——空間、時間和人間。主權(quán)國家在“空間”上有效地進行支配是晚近的事，而實現(xiàn)這一過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德森說民族國家的有限性就是指這一點。其次是“時間”，我們常說自己的歷史有幾千年甚至上萬年，這種直線的歷史觀也是晚近的產(chǎn)物。最后是“人間”——“民族”，確切地說是“國民”，不同地方、一輩子或幾輩子也不會謀面的人群，為什么會有相互認同的意識，這是教育的結(jié)果，人們是在共同的歷史和記憶——空間和時間中，想象彼此的同一性的。

所以選擇研究什么概念是需要斟酌的。第一個標準是關乎近代民族/國民國家的概念，人種、民族、革命、帝國領土、主權(quán)等就屬于這部分。第二個選擇標準，是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不同的黨派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在上述概念中衍生出了一些政治性的語匯，最典型的是后綴為“主義”的，例如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等，這些政治性的概念是我選擇的第二個標準，和第一個標準是有關聯(lián)的。第三個標準與社會生活有關的。例如結(jié)社、社會、營養(yǎng)、衛(wèi)生等。第四個標準是學科概念，就是大家熟悉的人文社會科學和少數(shù)自然科學概念。需要指出的是，這四個標準之間并不是截然區(qū)隔的，彼此之間有一定的關聯(lián)。不管是哪個概念，作為近代概念，我們關注的是概念本身，即一個概念沉積了多少過去“人類的經(jīng)驗”，在使用過程是否反映和影響了歷史的進程。

高明勇：我看到您主持的“學衡爾雅文庫”，您在弁言中說，“旨在梳理影響近現(xiàn)代歷史進程的重要詞語和概念，呈現(xiàn)由詞語和概念所構(gòu)建的現(xiàn)代，探究過往，前瞻未來，為深化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一塊基石。”根據(jù)100個詞匯，計劃出版100本，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目前出版了快10本了吧？

孫江：因此，梳理出100個概念并不難，實際上我們框定的是135個，中國人喜歡整數(shù)，所以就拿100個來說事。現(xiàn)在號稱研究概念史的人員越來越多了，但真正管用的“槍”非常少。在邀請學界名家的同時，我已經(jīng)改變了方針，培養(yǎng)年輕學生來寫。任何一件大項目，都需要年輕人的參與。目前已出7本，馬上有2本要出，第一輯有9本。目前出版過程比較長，如果順利，我希望明年底能出到20本。

高明勇：我注意到這些詞匯中，您專門寫了關于“人種”的。看到這個詞之后，我的第一印象是寫這個詞的難度相當大。我好奇的是，您為什么選擇來寫“人種”？出于什么考慮，是自己的興趣所在，還是因為這個詞雖然很重要，但沒有合適的研究者，您就自己來完成？

孫江：我關心這個概念，是與思考nation概念有關的。今天我們討論nation時，至少有三個詞語必須予以考慮。第一個是“民族”，第二個是“國民”，第三個是“人種”。這就需要回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語境中。當時的人，例如梁啟超等，混用了三個概念。要真正理解什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概念時，不能忽略國民層面的含義，也不能忽略人種層面的含義。這是我思考的起點。

如果放大看，那么我們所謂的“現(xiàn)代性”是從人類的大航海時代開始的。大航海打破了人與人、區(qū)域與區(qū)域之間的自然隔絕和社會隔絕，進而是心理隔絕，當人們四目相對時，互相認知，互相懷疑的瞬間，包括人的區(qū)分的概念就產(chǎn)生了。所以康德說，地理知識是所有知識的起點。現(xiàn)代知識的起點是地理發(fā)現(xiàn)。當?shù)乩砜臻g打開后，人們對植物、動物進行分類，人也分類了。

福柯說，人是18世紀的發(fā)明。當時人種學被視為科學。理解人種概念非常重要，它是啟蒙另一張face，啟蒙有兩個面孔，一種人可以從蒙昧的狀態(tài)將自己提升到光明、理智的狀態(tài)。另一種人則無法完成文明化。大多數(shù)啟蒙思想家都涉足人種概念，尤其是康德，他幾乎沒有離開科斯尼堡小鎮(zhèn)，卻非常了解地球上的人種分類，撰寫過許多關于人種學和地理學方面的著作。

高明勇：這個倒是有些意外，之前不太了解，沒想到“人種”的重要性如此關鍵。

孫江：我認為人種概念是研究現(xiàn)代概念中首先必須關注的概念。如果說，在18世紀作為分類知識，被賦予科學內(nèi)涵，那么變成政治概念則在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和市場的擴大，與人種相關的知識轉(zhuǎn)變?yōu)檎位R。人依文明優(yōu)劣被等級化，最優(yōu)秀的是白人，最低的是黑人。我的小書《人種：西方人種概念的建構(gòu)、傳布與解構(gòu)》，就是表述了人種序列的建構(gòu)和傳播，以及如何在中國語境下最終被消解的過程。遺憾的是，最后一章沒有被收進來，這章寫毛澤東的世界革命戰(zhàn)略和黑人為實現(xiàn)種族權(quán)利平等的關系。

對過去有多執(zhí)著，對當下就有多冷漠

高明勇:剛才談到詞語和概念，兩者的區(qū)別在哪里？

孫江：我經(jīng)常被問到這個問題，確實是很容易弄混淆的問題。在概念史流行的當下，有些標明概念史的研究，其實是詞語史研究。概念史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詞語+歷史。今日我們所說的概念史有自己的一套說道，研究的是18世紀啟蒙時代所帶來的歷史斷裂：圣與俗、內(nèi)在良心與外在服從、政治與社會的撕裂。啟蒙的歷史哲學取代了神學，它用烏托邦的方式展示了未曾有過的未來的地平線。在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經(jīng)過時間化、民主化、意識形態(tài)化和政治化等形成的主導性概念，不但積淀了過去的經(jīng)驗，而且還影響了歷史的進程。概念史要研究的是這樣的概念。

科塞雷克在為《歷史性基礎概念——德國政治與社會語言歷史詞典》所寫的導言開頭，引述了一段戲劇家萊辛關于兩個共濟會士的對話。一個叫恩斯特的說：我對某事有一個概念，就能用話語表達出來。另一個叫福爾克的則反其道：并非總是如此。至少一般而言，他人通過我所表述的話語并不能完全得到我想傳達的概念。這就是說，前者認為言語可以表達心中的概念，后者認為人們使用的即使是同一言語，也未必能夠表達同樣的概念。科塞雷克引用這段話是有深意的。

何謂話語？一個簡單而略顯粗暴的表述是：由語言表出的事實。因此，話語是介于詞與物之間的實踐，既可能反映事實也可能扭曲事實。交流可能通暢也可能不通暢。韓國概念史雜志名為《概念與疏通》，這里的“疏通”，比“交流”有動感。

概念與詞語的區(qū)別是，詞語的內(nèi)涵是明確的，而概念就像兩個共濟會士的對話所顯示的，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接受者，會有理解上的歧異，因而概念是多義的，需要置于一定的語境中來把握。特別是，在經(jīng)歷了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后，隨著概念抽象程度的提高，概念與其本來的面目會越來越遠。

高明勇：我非常認可您的觀點，隨著抽象化程度的提高，“概念”被賦予的含義也越豐富且多元，這種情況下，也最容易讓人誤解和曲解。其實，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這些詞匯，比如從思想史角度，像葛兆光先生的研究，從觀念史角度，像金觀濤先生的研究，包括從詞匯史角度，從概念史角度，從發(fā)生學角度，您如何考慮這個問題，如何看待這幾個角度的區(qū)別？

孫江：現(xiàn)在的學者，無論是研究哪一個——觀念史、思想史、概念史以及詞語史，都會關注語言。回到我們剛才談到的話題，語言不止是我們認識歷史的媒介，還是歷史本身。雖然如此，切入研究的方式各有不同。詞匯史研究者，關心的是詞語如何被發(fā)明/翻譯出來的、以及在使用中發(fā)生的變化。觀念史研究的是觀念單位，觀念不是實在的，因而沒有真正的歷史。思想史有時被稱為觀念史，很容易混淆。斯金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似乎可以稱作政治語言史、政治話語史。他研究言與行之間的關系，依托的是奧斯汀的語言學，這與概念史根本不同，概念史是從德國的歷史語義學和闡釋學傳統(tǒng)中產(chǎn)生的。

觀念史、政治思想史、概念史、詞匯史，這四者共有一個“史”字，這里的“史”是有必要追究的，即到底是什么歷史？如果不確定“史”的含義，即使對“史”的前綴理解得再準確，也無濟于事。觀念史的“史”，是觀念演化的歷史，與真實歷史之間存在距離。概念史的“史”，在科塞雷克那里指的是“結(jié)構(gòu)史”。在斯金納那里，思想史是特定情景里的語言或話語的歷史。詞匯史是詞義本身變化的歷史。這么看來，金觀濤和劉青峰的大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xiàn)代重要政治術(shù)語的形成》，雖然名為“觀念史”，實際上應該歸入“概念史”。

高明勇：這樣的話，這幾個詞匯之間的關系就相對清晰多了。我日常與出版界交流較多，觀察過去近二三十年的出版界，會發(fā)現(xiàn)一些有趣的現(xiàn)象，比如書名里的高頻詞，如常識、思維等高頻詞的出現(xiàn)，其實也與社會觀念水位的變化有很大關系。

孫江：從大的方面說，八十年代是一個轉(zhuǎn)折點。一個去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才有可能使反映日常生活世界的詞匯凸顯出來。離政治越遠，距常識越近。很自然地，一些使用頻度不高的非政治化的詞語出現(xiàn)了，而政治化的詞匯被安置在特定的領域里。非政治化的詞匯的流行和影響可以檢測生活世界是否安泰，生活世界越安泰，政治需要付出的就越少。

高明勇：還有一些被“發(fā)現(xiàn)”或者被“發(fā)明”出來的詞匯，也在社會生活領域熱起來，比如前些年歷史寫作方面的“潛規(guī)則”、“血酬定律”、“隱權(quán)力”、“軟制度”等，也提供了一些觀察歷史的新角度與新思考。作為歷史學家，您如何看待這種現(xiàn)象？

孫江：有“潛規(guī)則”必定有“明規(guī)則”，其他詞匯同樣存在“對應”的詞匯。這些詞匯的發(fā)明，說明人們在表象的世界之外看到了內(nèi)隱的東西，從兩個方面警示人們，規(guī)則本來是契約，如果契約還要為其他因素所制約，那么這個契約肯定是有問題的。就研究者來說，歷史的表象令人眼花繚亂，我們能夠看清楚的十分有限，要防止自己封閉在洞窟中只看到自己的倒影。

高明勇：您在進行相關歷史寫作時，會使用類似新詞匯嗎？

孫江：我很少使用，或者說我不會簡單地使用新詞匯。作為一個研究者，我追求的是一種明確的敘述。如果有必要，我會在比較之后，選擇切合所指稱的事物的解讀方式，包括新詞匯。中文寫作難度很高，隨便使用新詞匯，任意套用西式句子，會造成文意混亂。現(xiàn)在提倡外譯，很多著作，我真的不知道譯者是怎么譯的，因為根本無法譯。

高明勇：新詞匯的出現(xiàn)也和大眾史學的流行有關系。

孫江：大眾史學或者公共史學的流行意義重大。大眾或公眾不僅僅是讀者，還是“作者”。我常說，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很僵化，要么是說教，要么在說書。說教是道德化的歷史，從小學到中學，我們一直在學習這種歷史，這是培養(yǎng)一個公民的必要過程，所謂公共教育或義務教育，目的正在于此。另一方面，人是復雜的動物，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世俗空間里，需要一種與自己生活相接近、情感相關聯(lián)的知識。這時歷史的另一個功能便出現(xiàn)了，即說書的功能。說書的歷史的流行，說明市民生活的多樣化。說教的歷史影響越大，說明公共生活越貧瘠。補充一點，如果在說書里套上說教，歸根究底還是說教的歷史。

中國歷史悠久，但中國的歷史學并不發(fā)達。原因是我們的歷史意識搖擺在說教和說書之間，我們的歷史學家沒有創(chuàng)作出多少優(yōu)秀的著作，在世界上有影響的中國歷史著作很少。你剛才提到年鑒學派，年鑒史學只是法國歷史學的一道風景，還有其他靚麗的風景。更多的法國學者在說教和說書之外，探尋歷史的真理，磨礪歷史的修辭。在法國學生喜歡的科目中，歷史一直位列前三甲，這和史家的寫作不無關系，值得我們學習。

高明勇：您既是歷史研究者，也是歷史教育者，有什么建議？

孫江：我問我的學生，對你們影響最大的歷史學家是誰？幾乎所有的回答都是太史公司馬遷，都能說出那句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就是歷史教育的效果。你可能沒有翻過《史記》，但可以通過這句話理解或想象歷史的內(nèi)在同一性。但是，細細想想，“通古今之變”，僅僅有“過去”和“現(xiàn)在”，沒有“未來”！是的，“未來”進入歷史學是18世紀末以后的事情。如果我們沉迷于太史公這句話，說明我們還沒有真正理解何謂歷史學，準確地說是現(xiàn)代歷史學。

在18世紀末以前，傳統(tǒng)史學足以從過去吸取資政的經(jīng)驗，換句話說，過去持續(xù)影響著現(xiàn)在。但是，當“未來”與“進步”攜手進入歷史學后，從此，現(xiàn)代歷史學便掙扎在過去的經(jīng)驗和未來的地平之間巨大的斷裂之處，過去夠不著，未來不可觸，縮小經(jīng)驗與期待之間的距離便成為史家的工作。

你看，現(xiàn)代歷史學家應該通古、今、未之變，這是司馬遷所沒有的時間意識。在傳統(tǒng)社會，歷史可以發(fā)揮鏡鑒作用，可以是生活的導師。在現(xiàn)代社會里，歷史的實用價值是限定的，能夠提供的資政經(jīng)驗更是少之又少。

作為資深的歷史學從業(yè)者，我從未認為歷史有多么重要。對過去有多執(zhí)著，對當下就有多冷漠。實際上，因為歷史是復數(shù)的，如果你抱著探求真理的目的進入歷史，必定會遍體鱗傷地返回生活世界。

高明勇：您這句話，也讓我想到一個有趣的問題，我認識不少法律人，有次一位法律人說，學習法律、從事法律工作二十多年，在這個行業(yè)工作的時間越長，反而更多的是懷疑，甚至有些不再相信法律。您有沒有同感？

孫江：法律關乎秩序，用佛教的話說是一種“助道品”。我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方法要明確善惡界限，制定懲罰的規(guī)矩。如果將法律被置之高閣，任由潛規(guī)則作為，從業(yè)者產(chǎn)生幻滅感是理所當然的。其實，更糟糕的是，在倫理上對共同體所造成的持久的傷害。“學衡爾雅文庫”收錄了李冬木教授的《國民性》一書，里面的內(nèi)容會讓很多單細胞的讀者血脈噴張的，但捫心自問，很多殘余還在。

歷史是現(xiàn)代國家強化認同的工具。在全球化時代，民粹主義和民族主思潮抬頭，反映了強化認同的需要。認同在英文里是identity,還可譯為“同一性”，自我同一性的訴求含有排他的暴力，黨同伐異的暴力。正是因為同一性中充滿血腥的張力，真的歷史學家都會以“和”為歷史研究和教育的目的。

記憶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搶救個體經(jīng)驗

高明勇:回到剛才提到的概念高度抽象化的問題，詞匯和概念都是用來交流的，這些詞語高度抽象化后會帶來很多交流障礙。例如，本來一個詞匯可以傳遞信息， 有時卻需要其他詞匯來解釋，即使如此，未必能解釋清楚。由此，可以推出您策劃“學衡爾雅文庫”的意義。

孫江：概念越抽象，越容易濫用和誤用，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賦予其新的內(nèi)涵。“公共知識分子”原本是一個非常好的詞匯，在一些人那里成了貶義詞，有些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本人還很不高興。

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助長濫用和誤用，而是想通過“正本清源”的努力搭建進行堅實的對話的基礎，大家能在基本概念、進而歷史的基本問題上達成共識。共識有“內(nèi)在的”和“對外的”，“內(nèi)在的”就是我經(jīng)常引用的一句話：沒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會，更不要說有行動的政治領域。如果連內(nèi)部都達不成“共識”，又如何與外部交流和疏通呢？前些年，學界談“天下”，作為中國人，我們理解天下的正面含義——四海一家，世界大同。但周邊的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國家的學者就不這么看，認為是天朝意識的返照；西方一些學者也不這樣看，認為是中華帝國夢。還指指戳戳認為有什么來歷。在對外交流時，多用彼此可以互通的詞匯，姑且不問天下有多大的實在性，在現(xiàn)代國際交往體系里，天下永遠應該定格在過去。

高明勇：“內(nèi)在共識”的建立，同樣任重道遠。

孫江：很重要。特別是在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被殖民和革命的中國，歷史滿身瘡痍，包括概念史在內(nèi)的歷史研究，應該以尋求共識為取向。法國大革命及其后續(xù)的血雨腥風給不同階層留下了深深的創(chuàng)傷。在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來臨之前，法國人原本想以和解為主題策劃紀念活動，后來發(fā)現(xiàn)不同記憶和不同觀點的人之間的隔閡太大，最后干脆各行其是。實際上，19世紀下中葉以后，法國歷史敘述的主旋律是在撫慰傷痕、建立民族的共識。

高明勇：剛才說的詞匯、概念使用上出現(xiàn)的問題，涉及“翻譯”。從歷史上看，有不少詞匯是從日語翻譯過來的，即使是在今天，仍有不少詞匯通過“翻譯”進入中國。

孫江：跨語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涉及翻譯問題。translate源于拉丁語transfero，fero即搬運，transfero是把東西從一個地方搬運到另一個地方。把一個文化中的概念搬運到另一個文化，涉及復雜的概念再生產(chǎn)問題。

來自日本的詞匯或概念叫“和制漢語”。許多人因為是日本的詞匯，情感上接受不了。實際上，將西語詞匯翻成漢字的日本人都有一個身份——漢學家，他們熟讀經(jīng)史子集，會寫漢詩，寫漢文，在浸漬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上，今天的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只能望其項背。在文化上，漢字就像中世紀歐洲的拉丁語一樣，存在著以漢字為中心的文化連帶。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人，在知識屬性上與這些日本人有很多共同點，因此，可以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地拿來就用。

其實，“和制漢語”的翻譯很多并不確切，如用《漢書》自由翻譯liberty，很好使用，但不如嚴復的“群己權(quán)界論”準確。嚴復曾經(jīng)激烈抵抗“和制漢語”。宗教一語源出于六朝，是“一宗之教”的意思。嚴復認為religion應該譯成“教宗”——“一教之宗旨”。可是，抵不過“和制漢語”所依托的日譯書，后者大量流入中文世界，最后連嚴復本人也改用宗教了。

高明勇：查資料時發(fā)現(xiàn)您有一個思考模型，很直觀地表現(xiàn)了您的全球在地化的學術(shù)思考。

孫江：這是我學術(shù)思考的模型，說明了我為什么要研究看似互不相關的問題的原因所在。今天我們常聽到歷史碎片化的呼聲，這提醒我們思考為什么要研究歷史？總不成像個“肉喇叭”以傳遞他人的思想為己任吧。需要有問題意識，問題意識的原點就在你的生活中，人都會生老病死，都需要柴米油鹽，基于生活而來的思考是最本真的。將思考之光投射到歷史之中，從歷史角度看待彼時的人事，自然就會觸及兩個關鍵概念——世間和社會。

表征人群聚合離散的“世間”是個佛教詞匯，我用來強調(diào)這種聚合是不知不覺自然形成的。在這個基礎上，由有意為之的規(guī)則建構(gòu)的秩序是“社會”。二者之間有差異，各有各的規(guī)則。這是我思考的出發(fā)點，就是我所研究的“社會史”。

高明勇：這個模型很接地氣，給人以視覺上的沖擊。

孫江：人是受慣習影響的，甚而可以說大多數(shù)人是生活在慣習之中的。比如，有人有求于你，即使你不愿意見，基于人情世故，也要見，甚至還要一起坐在圓桌旁。這是中國人的習俗，習俗鑄就了我們的“心性”（mentality）。與“心性”容易搞混淆的是memory（記憶）。記憶，確切地說是“回憶”，之所以值得研究，因為是主體自身的喚起的行為，影響甚至主導了主體的思考和行為。如果再進一步追究，我們是生活在由語言編織的意義之網(wǎng)中的，那些支配我們思想的概念，無疑值得研究。因此，我把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用三個關鍵詞——社會、心性（記憶）、概念勾連起來了。

在社會、心性、概念的外圍，分別是在地化（本土化）、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我本來使用“本土化”，現(xiàn)在用的人很多，我覺得和我的用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很多標榜本土化的自主意識，在我看來就是“西方中心”的投影或翻版。所以，為了區(qū)隔，我現(xiàn)在改用為“在地化”。“在地化”和“本土化”是一個意思，都是“全球化”刺激下的產(chǎn)物，如果沒有全球化的“他者”，就沒有在地化的“自者”。在二者的交互碰撞中理解社會、心性和概念，是“全球在地化”的研究。“學衡爾雅文庫”可以說是實踐“全球在地化”的一個嘗試。

高明勇：如果把您規(guī)劃的100個詞匯放在一起，將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詞典，相當于一個符號體系、集體記憶的圖譜。作為策劃者，是否有一個目標或者期待？

孫江：我策劃這項研究，是和我個人的經(jīng)驗有關的。同樣是中國研究，美國有區(qū)域研究，日本有東洋學，歐洲有東方學或漢學，它們各有傳統(tǒng)和問題意識，那么我們的問題意識是什么呢？為什么需要龐大的研究人員來研究自己？從海外看，中國的學術(shù)從業(yè)人員眾多，文字生產(chǎn)量大，但影響非常有限，原因可以舉出很多。“學衡爾雅文庫”沒有什么雄心壯志，就是想為中國學術(shù)的發(fā)展做些基礎服務工作。

踏踏實實地做一件事，很難，非常難。我們的工作是靠我和幾位同僚，特別是我的弟子們來展開的。我告誡自己不抱怨，永遠不要抱怨。提到學衡研究院，大家會想到概念史，我們的記憶研究，無論是翻譯還是研究，在國內(nèi)學界都是可圈可點的。我從國外回來的目的是要推動概念史研究，但舉目望去，沒有同路人。但是，我的同僚有不少人在從事記憶研究，就這樣，一邊做記憶研究，一邊學習概念史研究。在“學衡爾雅文庫”之外，隨著皮埃爾?諾拉主編的《記憶之場》全譯本（15卷）和我們圍繞南京記憶的研究著作的出版，人們會發(fā)現(xiàn)，原來記憶研究也是學衡研究院的一大特色。

高明勇：我研究評論史的時候，留意到“中國問題”這個概念，不管是羅素、費正清，還是梁漱溟、胡適、王造時，包括當下的汪丁丁等學者，都很關注這個問題，做出了不同的闡釋。您是如何理解“中國問題”這個概念？

孫江：一下子報出這么多名字，每個人的“中國問題”各不相同，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一般而言，就中國自身而言，從古至今，所謂“中國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外在秩序問題。如何建立自洽、合理的秩序，秦漢之際有封建制和郡縣制的抉擇；在大一統(tǒng)下，封建制仍被屢屢提及，絕大多數(shù)情景下的意義是，如何激發(fā)基層官僚制的活力。這個一直影響的你提到民國時代的人的思考。第二個是內(nèi)在秩序問題。中國的近代化是一個持續(xù)斷裂的過程，以犧牲過去為代價的近代化，可能舍中國之外而無他。斷裂之后如何重塑精神世界，也是上述民國人物思考的問題。

高明勇：在您的研究構(gòu)想中有“中國問題”這一概念嗎？

孫江：我沒有特別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用你的話是概念。如果將“中國問題”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的一定是對策性研究，我不擅長。

高明勇：“七君子事件”中的王造時，很容易被人忽視，他當年專門制定了關于“中國問題”的研究計劃，將問題細化，逐一分析。

孫江：作為一個史家，我剛才提到為什么我對歷史的作用持懷疑態(tài)度，原因在于我們對過去的看法越執(zhí)著，對當下就愈冷漠。作為一個生活在當下的人，更應該把時間、精力投入到與當前問題有關的歷史研究中，戰(zhàn)后美國的中國研究何以后來居上、一枝獨秀，就是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從問題意識出發(fā)，使用嚴格的社會科學方法進行研究。

在這個意義上，我完全理解你提到的王造時的想法與做法。如果給我條件，我也愿意做同樣的事情。我們目前研究的記憶問題，具有當下性的，與口述史關聯(lián)。如果不搶救個體記憶，隨著個體自然生命的消失，歷史也會隨之消失。因此，口述史的當務之急是搶救個體記憶。時間在加速流逝，網(wǎng)絡的出現(xiàn)造就了虛擬社會。而隨著大數(shù)據(jù)的出現(xiàn)，個體經(jīng)驗逐漸被消解，記憶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搶救個體經(jīng)驗。

高明勇：您這么一說，我感覺系列訪談也有了記憶研究的意味，包括咱們的訪談。

孫江：確實如此。隨著自然生命的消亡，歷史在史家的身邊流逝。如果我們沒有記錄當代，沒有留下關于活著的歷史的痕跡，那就有負于史家之名了。

訪談工作非常重要，需要智慧，在給定的條件下做最重要、最有益的事情。給多大空間，就做多大的事情，不要抱怨。

高明勇：謝謝您的鼓勵，雖然在不同的領域，我相信都在追求一種更有價值的工作。雖然“政邦茶座”的訪談也有“口述史”的色彩，但和學術(shù)上的“口述史”還是不太一樣的。回到今天的主題上，同一個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孫江：是的，你完全可以自己創(chuàng)造一個詞語，我其實不喜歡“口述史”這一說法，因為漢語里的“史”與西文history，很不一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