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與時俱進、實事求是地認識日本

對于如何認識日本，國內認知呈兩極化，一種是把目光停留在過去，認為日本仍是一個狼子野心，右翼軍國主義主宰的國家，隨時還要侵略中國；另一種是把日本的歷史與現實又想的太美好，貼上各種玫瑰色幻想，認為當下中日關系的波折，主要在于中國人誤解了日本。尤其是最近的暴力事件，以及國內對暴力的譴責話術，襯托出這兩種脫離實際的幻覺分別主宰言論市場。

筆者認為如何認識日本，是我國國民世界觀構成的重點話題之一，我們只有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認識日本，才能有助于處理好中日關系。筆者就最近社會上關于日本討論較多的幾個話題，表達一些個人觀點。

第一, 日本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戰前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實的日本與極端民族主義潛流想象中的日本，已經有了顯著不同。另外，東亞國際格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本獨立對華發動侵略戰爭的可能性很低。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一直努力追求民主化，早在1889年就制訂憲法、成立國會，但是成果很有限，建立的是一個很脆弱的憲政民主體制，天皇擁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政府、國會之外，軍方也不受節制。從大正天皇繼位到犬養毅遇刺20年中，換了15任首相，政局一直不穩。并且當犬養毅被軍人刺殺后，民主派力量對法西斯勢力毫無抵抗力，軍人內閣從此代替文官內閣。

另外，當時的日本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期，從甲午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對外擴張也不斷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所以，那時候國民的自信心、優越性也十足，并且近代全世界都流行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些時代性因素導致日本國民普遍流行一種狂熱的、暴力味的民族主義，要吞并中國，讓劣等的中國人為日本人騰出生存空間。

這種對無制約性的政治體制，以及極右翼民族主義生態，一定會讓國家成為戰爭策源地。日本如此、德國如此，日后很多地方小霸權也是如此。

不過戰后日本在美國強制之下進行了民主化改革，建立了成熟的分權制約體系，是亞洲民主政體最完善國家之一，軍事力量也完全在憲政的約束之下。美國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也不容許那種唯我獨尊、侵犯他人為榮的右翼民族主義思想，作為一種流行的社會意識形態而存在。

另外一個就是日本由于從1990年代初就處于經濟低迷、少子化雙重不利因素重疊的狀態，那種高速發展期的民族優越感當然無存，中青年一代普遍是對政治漠不關心，低欲望狀態，我們通過日本流行文化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你說日本還是對華天天處心積慮、狼子野心，從整體社會氛圍上至少已經不是了。無論我們去日本留學，還是去旅游日本，99%以上的人體驗感都不錯，日本人對中國人表現的都比較友好，甚至比一些人所謂的鐵桿盟友的態度好很多，所以日本一直是出境游第一目的地。你不能說這是為了錢裝的，如果是裝可以裝一時，全體國民、幾十年普遍性的態度，一定不是故意裝出來的。

再者，戰后東亞國際秩序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主導這一秩序的是美國，在美國的西太平戰略秩序中，日本只能是一個充分受它左右的棋子，所以美國一定要牢牢駕馭日本，不會允它在政治軍事力量上東山再起。進入21世紀后，中日力量對比也發生了發生巨大傾斜，現在日本整體實力落后于中國已經是事實。

所以，無論從日本國內情況，還是東亞的國際政治格局看，現在日本去主動侵略中國可能性，比越南、印度這些具有潛在侵略野心的國家挑釁中國的可能性都要低很多，除非美國在主謀一場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爭，并脅迫它的盟友參加。

第二，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日本是對中國經濟崛起助力最多的國家之一，日本的ODA援助和投資發揮了重要角色，未來中國崛起仍離不開與日本的經濟技術交流。

從1979年至2005年，日本先后四次對華提供援助性貸款(ODA)，總計約439億美元，約占中國接受外國貸款援助的67.2%。“六五”至“八五”期間，中國建設的13000公里電氣化鐵路中的4600公里，470個大型港口泊位中的60個， 1100萬噸每日污水處理能力中的400萬噸，是利用日元貸款建成的。

日本的技術援助也扮演了特殊重要角色。自1979年至2014年，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先后為125個大型技術合作項目，派遣9220名專家來華工作，并為中國培養了36000余名研修生。1991年至2009年，中國政府先后為1099名具有突出貢獻的外國援華人士授予“友誼獎”，其中，日本專家210位，獲獎人數位居各國第一。

不過我們也該客觀認識日本援助的性質。很多國內知識分子把日本開發援助描述成為一種無償的善舉，并指責中國人不懂感恩，這也是一種過度的想象。其實，日本開發援助是一種低息貸款，日方政治家推動這種貸款，具有作為補償戰爭罪責的初衷，但是這種低息貸款仍需要償還本金（ 無償援助不足其中的5%），并且利息優惠與日本對華應付的戰爭賠償相比，九牛一毛罷了。所以，對于日方的援助援助，既不能抹煞它的功績，也不能做脫離實事求是的贊頌。

在日企對華投資方面，截至2022年底，日本累計在華設立企業5.6萬余家，實際投資金額近1600億美元，是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地，約占我國吸收外資總額的8%，尤其是2000年以前，這個比例達近20%。中日之間先后成立了東風日產、賽格日立、首鋼日電、五羊本田、廣汽豐田、海南馬自達等著名合資企業，中國家電、汽車、通訊、電子等很多行業的起步，與日企在改革初期投資不無關系。

從一個大的背景講，改革開放后中國崛起主要是因為加入了美國主導的產業體系，而這體系中日本是最重要的配角和二傳手，日企日資對中國工業化起了重要的播種作用，這是客觀事實。

第三，近現代史上，日本對華侵略債孽太多，戰后一直又對歷史不進行切實的反思，日本人和國內一些對日本抱有玫瑰色幻想的人，把中國國民對日本的反感行為，完全指責為狹隘民族主義，是有悖于客觀、公正和正義的，是對罪惡的包庇。

歷史上俄國人占的中國的地最多，但是這些基本上是邊疆地區人煙稀少的土地，尤其是漢族居民很少，所以，大家對俄國的侵略沒有切膚之痛。但是日本對中國腹地的侵略就太嚴重了，一直持續了長達上半個世紀，先后死于日本侵略的有兩三千萬人。日本侵華中的種種體現，是人類之惡的最經典集大成之一。

由于戰后美國的占領中，為了防止日本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當時日本左翼力量很大），所以沒有對日本右翼政治力量做深度清洗，除了懲罰了幾個首惡元兇外，大量溫和派的軍國主義中高級骨干被留用下來。這些人及其后代構成了日本政壇的主干力量，也就決定了日本對歷史的反思程度。他們在和平民主政體下，雖然不再宣揚對外戰爭，但是對先人們犯下的歷史錯誤，進行百般掩飾。

以筆者在東京的觀感為例。皇居護城河旁即是日本軍國主義后人的聯誼組織——遺族會的辦公室，其選址顯示出對過去軍國主義的留戀，放在二戰時的軍人俱樂部九段會館里面。旁邊是遺族會控制的日本最大的二戰史博物館——昭和館。昭和館展覽里的二戰，日本不是侵略者，而是受害者，不提日本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殺戮，卻盡是日本遭受美軍轟炸的圖片，廳廊內最大一幅照片是美軍的東京大轟炸，這是對歷史的一種何等無恥的解釋。

在昭和館不遠，也就是距離皇居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是靖國神社，筆者路過那天，祭殿門口一些人揮舞二戰中的軍旗，并打著沖繩字樣，估計他們的祖先是沖繩之戰的站歿者，沖繩是軍國主義狂熱青年的最大的粉碎機，是役11多萬青年人成為炮灰。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是距離德國總統府旁邊，出現一個納粹后人聯誼會以及納粹黨人祭奠場所，世界是如何反應。但是幾十年來，日本人把這些當成天然合理，世界也慢慢認為這是天然合理。

而那些反思二戰史的組織和場所，處于一種邊緣無聲的位置。以筆者忘年交池田惠理子創辦的女性戰爭與和平紀念館為例，它只能蜷縮于西早稻田的一個寫字樓的幾所房間內，極不顯眼，并且財力上難以為繼。隨著日本經歷戰爭的一代逐漸老去，戰后出生的人們幾乎很快就要把反思這件事給遺忘了。

并且，我們國內現在總有一幫“理中客”，堅持不懈地為日本右翼的行為辯解。說什么不要老是糾纏歷史啊，這是一種小氣；說什么靖國神社是民間團體的財產，日本是憲政國家，保護私產，政府也沒法干涉取締。日本一有天災人禍，當我國一些人幸災樂禍時，他們就會不浪費一絲一毫的戰機，去諷刺我們的國民劣根性。總之，他們 只看到我們的劣根性，而沒有看到日本右翼們的劣根性；用高的道德標準要求國人，而用極低道德標準要求別人。

筆者的觀點是，日本人和國內同情日本右翼的一些人，一定要正視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感、痛恨的原因，不能一概論之為狹隘民族主義。為襲擊日本在華僑民辯護的言論是罪惡，但是為日本軍國主義開脫，同樣也是罪惡。知識分子，尤其是以普世價值信奉者自詡的知識分子，不能對待中國人和日本人搞雙標。

實事求是地講，中國人是善良的，容易遺忘仇恨的，只要是日本政府和國民有充分反思，中國人一定不會糾纏不休。現在不能說日本政府和國民不是戰爭直接責任人，就沒有義務去做反思，就像公司不能因為換了董事長，就否定以前的債務，日本政府和國民依然有反思的責任，況且很多高官們還都是那些軍二代、軍三代。

第四，中國現在國際處境不佳，切不可四面樹敵，尤其是得罪光我們的主要經濟、科技合作伙伴，那樣中國將失去現代化的必需動力，我們務必要以務實的態度對待中日關系，促進中日友好。

最近幾年，在中美關系變惡的背景下，中國對全球產業資源的吸引力在下降，美國企圖利用它在全球供應鏈的頂層地位，推動產業資源轉向東南亞和印度，以孤立中國。目前穩住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穩住外貿出口量，對于防止經濟失速的意義非常關鍵。中日產業契合度非常高，日本作為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以及諸多產業供應鏈關鍵部分的供應國，是我們必須合作的對象。

從更全面的中美競爭視角來看，美國在亞太戰略主導權的幾個基石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菲律賓和澳大利亞。我們與美國全面的競爭中，理應是讓自己的朋友越來越多，分化美國陣營，而不是故意采取某種刺激手段，讓對方陣營更加緊密鞏固，這對中國是極為不利的。

筆者以前一直強調的一個觀點是，一個國家只有首先成為一個地區性領導者，才有可能成為一個世界性領導者。處理好中日關系、中韓關系的是中國崛起的必修課，沒有一個穩定的后院，遠方朋友再多，幫襯意義都會打折扣。

所以，我們仍舊有必要強化中日合作的紐帶，防止民間激進思潮把中日關系帶到歧路。人們可以不喜歡日本，但是一個健康有活力的中日關系，對中國的好處遠遠大于一個處于冰凍狀態的中日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