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會學的想象力解讀麥琳

非非馬

FEI'S TALK

“無論是哪一代人、哪一個人，都生活在某個社會當中；他活出了一場人生，而這場人生又是在某個歷史序列中演繹出來的。”

——《社會學的想象力》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By著名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

C. Wright Mills

除了剛剛復出的李子柒，最近還有兩個女性人物成為熱搜上的“頂流”——人稱“慶皇”的劉曉慶，因《再見愛人4》而出圈的素人麥琳。

人們如今盛贊劉曉慶領先于時代，甚至奉她為女性主義的時代先鋒，但“成為劉曉慶”其實并不具備可復制性。倒是被眾聲討伐的麥琳，卻讓我看到了結構之下的某些“普遍性”。

比起從個人心理、親密關系等視角去解讀麥琳，我更有興趣嘗試用“社會學的想象力”去解讀麥琳。既然那么多人都感慨在自己的誰誰誰身上曾看見麥麥的影子，這恰恰在提醒我們：或可超越私密情境，用更宏觀的社會學視角來探究其“背后”。

正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他的名著《社會學的想象力》中所言：要把人看成一種社會性生物，在社會結構中探究個人與歷史的命運交織。

“努力避免把人理解成孤立的碎片，努力把眾生男女理解為具備歷史維度和社會維度的行動者。”

（備注：《社會學的想象力》入選國際社會學協會評出的“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著作”榜單，位列第二，僅次于馬克斯·韋伯的《經濟與社會》。）

米爾斯認為，即便是人看上去最私密的特性，很多也是被社會因素塑造的；要想真正理解人的恐懼、愛憎與憤怨，必須要運用“社會學的想象力”，將其置于更大的社會結構之下去考量。

而認識到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會對個體私密場景、私密體驗產生深刻影響，我們才能理解那些處在具體情境中的個體自己也許都沒能覺察到的情緒致因。

帶著這樣的“社會學想象力”，我們再來看麥琳，也許就會有些不同的觀察、感受與思考。

1. 女性主義落地后的“亂象”

我們不妨先從一個具體的切口來進入。

前央視主持人張泉靈是《再見愛人4》的飛行嘉賓，節目播出后她出了個視頻，在某書上點贊已高達4.3萬。她以節目中的嘉賓為例，分析了夫妻能為另一半和家庭所提供的三個價值：經濟價值、功能價值、情緒價值。說到麥麥和李行亮這一對時，她認為是亮亮為這個家庭提供了“經濟價值”，因為是他在給家里掙錢。

這番分析看上去似乎并無問題，還似有經濟學的專業視角。尤其，它是從北大畢業的高材生、導師般睿智的張泉靈口中說出，它不出意料地收獲了諸多認同。但是，它真的沒有問題嗎？我認為有的。而且問題不小。

既然泉靈老師在用經濟學視角分析婚姻中的夫妻角色與功能，我們就且先按她的商業框架來吧。我們就把婚姻比作夫妻合伙開公司，那么兩個人就都是合伙人，分工協作共同維系“婚姻實體”的運轉。好，既然兩個人都為“公司”運轉出了力，為什么在核算公司創收時，卻只把創收貢獻只算在一個人身上？

這時如果我們換一個生產護膚品的公司來打比方，也許會讓問題更加直觀。膚護品公司的營收當然是離不開三個核心部門：產品研發、生產與銷售，但是，你能說那些維系整個公司正常運轉的其它職能部門就沒有創收貢獻？沒參與創造“經濟價值”？我猜在公司做行政做HR做財務的朋友們大概率不會認同。離開這些職能部門，公司這個實體連正常運轉和生存都做不到吧。

可是，如此顯而易見的道理，一旦轉換到“婚姻實體”中，無論是節目中的大爹楊子，還是泉靈老師這樣的時代女性精英，都會自然而然就只把那個看上去“直接”給家里帶來收入的人，看作是——為家庭創造經濟價值的“那一位”。

這不由讓我想到西方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丈夫”稱呼為妻子和家庭的“provider”——供養者。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之后，這個非常非常陳舊的詞兒才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

放眼當下的中國社會，“只有從社會工作中掙得現金收入才是為家庭創造經濟價值”，這種觀念只獨屬于楊子、獨屬于張泉靈嗎？顯然不是。否則視頻下那高達幾萬的點贊從何而來。甚至，連麥麥和亮亮自己也是這么認為的。（后面我會再講講泉靈老師婚姻伴侶三價值論的另一個“陷阱”。）

而這個世界“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如果我們把上述問題換個場景、換種方式來提問討論，你可能會發現“主流聲音”也許就變了。

比如，我們如果在一個女性論壇上去探討怎么看待家庭主婦對家庭做出的經濟貢獻，以及她們所遭遇的系統性忽視和輕視；又或者是，怎么從經濟價值上折算家庭主婦（或者用上野千鶴子的話來講——“無薪主婦”)的“無償勞動（unpaid labour）”？你也很可能立刻就有了女性主義者的自覺，并且能迅速給出另一種樣式的回答。

日本經濟企劃廳曾在1996年就應聯合國要求做過一個調查報告——《你的家務勞動值多少錢》，這份報告指出：一個專職主婦家務勞動的價值為每年276萬日元（折合人民幣約14萬）。

我想你一定也不陌生這樣的社會新聞、法治新聞，比如一些有錢男人轉移財產，妄圖將全職主婦的妻子吃干抹凈，還要爭奪孩子的撫養權。有太多影視作品呈現過類似的情節，比如姚晨與馬伊琍合演的電影《找到你》。這樣的story面前，我估計正義感滿滿的你早就開罵了。

這種自相矛盾的認知陷阱、交織著感性與理性的左沖右突，常常是連本人都不自知的。

比如泉靈老師的婚姻伴侶三價值論，除了上面所講的問題，還隱含著另一層意思：你對另一半、對婚姻的價值越高，你在婚姻中的地位越高，你的婚姻也越穩固。聽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啊，但咱們換種“敘事”，那不就是對女子老套的“規訓”么——既上得廳堂也下得廚房。

如果你是在職場打拼的妻子、母親，這個“經濟、功能、情緒三價值論”其實是以一種非常隱蔽的方式在“引導”“規勸”甚至“警示”你：既要給家里掙錢，還要在家干好活、當好賢妻良母。否則，婚姻不牢。

你看，我們一面在批判這個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太高了，是對“women class（女性階級）”的一種剝削，但另一面卻又在有意無意間以各種理由和方式將之“合理化”。

我們也不妨多問一句：婚姻里，當伴侶價值如此被度量化、工具化時，你還能區分自己愛的究竟是“人”，還是那個具備“生產力”的“工具人”嗎？

并置這些蕪雜、失調、矛盾的多重圖景，我想表達的就是：女性主義在中國社會現實中的“落地”，的確是復雜而又“曖昧”的。新的女性觀念和既有的性別觀、等級觀、價值觀、社會結構、社會秩序之間，都還存在各種不耦合，并有待磨合。

盡管大趨勢來看，“男女平等”“女性主義”的基本觀念已得到廣泛的普及，但是，不同地區、不同的人還處在不同的認知階段、行動階段；而即便是同一個人，甚至是高知如泉靈老師這樣的女性精英，也可能在不同場景下，在不同形式包裝的具體問題面前，失去認知連貫性和一致性。

前陣子剛看了宋佳主演的《山花爛漫時》，講的是張桂梅老師和華坪女高的故事。講真，如果不是看了這個劇，我是真想象不到在云南的偏遠大山里，還能有那么“品種繁多”、那么極致愚昧的性別觀。但這，也確是我們社會現實的一面。

如果我們看清了女性主義實踐在當前社會下就是發展階段不一、混亂而左沖右突，也許就會更容易理解身處其中的麥麥——她的那些失序失調、矛盾混亂、極度不自恰。

人，在很大程度上會被社會結構和塑造。

如賴特·米爾斯所言：要學會理解紛繁多樣的人類社會是如何以錯綜復雜的方式，選擇和塑造著豐富多姿的眾生男女。對于個體性的豐富多樣，對于時代變遷的紛繁復雜，都要保持開放的眼光。

2. “麥琳”是種結構性處境

麥琳也許是個“極化類型”式人物，匯集了很多人討厭甚至憎惡的“缺點”，然而，如果仔細想想，麥麥的根本困境并不獨屬于麥麥。而要從根本上解決麥麥的內心糾纏，也絕不僅僅是喊上幾句諸如“多愛自己一點”“少控制亮子一點”等等那么簡單。

我很贊同米爾斯的觀點：“個人困擾，是無法只當成個人困擾來尋求解決的，而必須從公共議題的角度、從歷史塑造的角度出發來理解。”

在我看來，“麥琳”正是一種處境，或者更進一步說，一種結構性處境。

可能有人會說麥琳的毛病主要是她個人認知的原因，no作no die。我不否認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一面，但也不妨多幾個視點再多問幾句：

她的天賦（會一定程度影響人的悟性、學習能力、認知水平），是她能選擇和決定的嗎？

她的出身家世（關乎父母所處的階層、能為她提供的教育資源、認知幫助，乃至后續的社會資源，當然，還有父母愛的方式），是她能選擇的嗎？

她作為家庭主婦，因為不能直接給家里掙錢，無法獲得足夠的社會價值認可，甚至是被輕視，這是她可以逃避的社會環境嗎？

她作為學歷普通、家世平凡、還所謂管理不好外貌的普通主婦，可以選擇生活在一個不看重“好家世好出身好文憑好身材”的慕強社會里嗎？

我想，上述問題的答案，不需要我來講。

誠如本文開頭的引言：“無論是哪一代人、哪一個人，都生活在某個社會當中；他活出了一場人生，而這場人生又是在某個歷史序列中演繹出來的。”

在我看來，麥麥最大的個人困境或者說困擾，就是現有社會結構以及矛盾重重的性別觀念之下，一個全職主婦的自我認同危機。形象點來講，她有多個“自我”在打架——傳統我、經濟我、女主我、浪漫我、魅力我等等。這些“我”，于外困內交之下無法被妥善安頓。而這種難以自洽，衍生出各種問題。

先說麥琳的幾個“我”。

一個“傳統我”告訴她：我是自愿地想要“相夫教子”，為家庭為丈夫為孩子全心付出。為了正當化這個選擇，她不遺余力地說服自己、安慰自己，并且將之“崇高化”——這一切，都是“以愛之名”。盡管，這個“傳統我”的選擇連她父母都不認可。

雖然，這其實也是麥麥的“經濟我”做出的經濟人選擇：一個務實理性之選。既然亮亮在兩人之中更有賺錢的潛力和能力，那我就扶持他，讓他出去沖“前臺”，由我來解決“后臺”這一攤。

我不知道他們是從哪個階段開始請的保姆，但即便如此，一個倆娃媽、一個忙碌藝人的妻子所要應付的瑣碎日常，并不難用生活常識去想象。

我前兩天僅僅是因為處理房貸產品到期切換這一件“小事”就忙了幾乎一天，最關鍵的，我被這種毫無成就感的瑣事整得頭暈腦脹、心煩意亂。不然，這篇稿都會早一天出爐。

而麥麥除了應付各種生活瑣事，家庭運轉，還要負責李行亮的部分后臺工作。節目中，李行亮為了說明麥麥太過節約，曾講她堅決不肯換電腦，只肯用他淘汰下來的舊電腦，又慢又卡，而她得用這臺電腦來處理李行亮的各種合約、財務處理等工作。結果電腦到底是壞了，帶來巨大麻煩。麥麥固然是像黃執中說的那樣，不懂得用金錢換效率，但我們也看到了，麥麥承擔的工作不止于家庭。

事實上，在李行亮還沒正式入行尚在比賽時，麥麥就已經做出了選擇。她辭了職，全力幫李行亮做應援、支持等后臺工作。彼時的李行亮，父母都已去世，身邊只有麥麥這一個“戰友”。他們兩個人，組成過一支“隊伍”，也所謂打贏過數個不大不小的戰役。盡管中間也曾有過低谷和波折。曾經有一年多的時間，李行亮沒有經濟收入，而那時的麥麥在倒騰網店賺些錢，直到李行亮的事業有了起色。

但是，哪怕日子越來越好了，那個曾經經歷過嚴重困窘、匱乏的“經濟我”，卻始終對未來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更何況，這個“經濟我”還不得不對潛在的風險“留一手”：萬一婚姻破裂，all in在家庭和李行亮歌手事業中的她，要怎么辦？畢竟，婚姻這個實體，也是可以合法解約解散的。

而同時，作為一個出生于1987年，經歷了一些新時代女性觀洗禮的女性，麥麥的心里也多少長出了一個想要跟上時代步伐的“女主我”——雖然我選擇了“女主內男主外”的婚姻合作模式，但我們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

而這個平等從何體現？我要掌握財權做CFO、掌握家庭運營權當COO，還要掌管人力資源。在這個實體里，沒有CEO，李行亮只擔任生產總監、BD業務拓展總監，還有銷售總監。她要做到，即使是“主內”，也得是一種真正的“做主”。外顯出來，就是強勢和控制。

當然，她還有個“浪漫我”。這個“浪漫我”告訴她要“為愛成婚”，所以她當年寧肯放棄富二代和唾手可得的“富太太”身份，也要因為愛情，和李行亮一起白手起家，哪怕有吃糠咽菜的風險。這個“浪漫我”，希望維系住婚姻中的愛情，也渴望得到對方的關注和愛憐。

至于“魅力我”，麥琳在年輕時、尤其是生育之前，是頗為自信的。但是，隨著歲月如刀，尤其是生育導致發胖后，對這個“魅力我”，她是嚴重缺失信心的。她還有沒世人眼中的好文憑好家世來撐底。不愿買新衣服，固然是因為節約，更是因為喪失了“心氣”，覺得穿了也不會好看到哪兒。她看似不在意，但她在意李行亮對這個“魅力我”的在意。

很殘酷，麥琳的這幾個自我在現實的拼圖中，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困境。

客觀現實就是，全職主婦的貢獻雖然在理論上被認可，但落到地面卻是另一番光景。泉靈老師張口就來“是亮亮在往家里掙錢”，正是鮮活例子。

因為主婦不直接給家庭帶來收入，主婦的貢獻和所謂經濟價值，很容易就被社會、被丈夫們、甚至也被主婦自己嚴重忽視和輕視。2021年曾經有個新聞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與討論。北京市某法院處理了一起因離婚引起的家務賠償案件。妻子婚后在家做了五六年的全職主婦，結果離婚時僅僅拿到了5萬元的家務補償。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盡管創造了經濟價值，但終究是“手心向上”的主婦，在家里更常見的情況就是地位低于丈夫。而且，還面臨著婚姻破裂后重新進入社會的嚴峻挑戰。所以，連麥琳的父母都不贊同她當全職主婦。再加上，如今的社會從女性觀上也愈來愈推崇能在職場上大殺四方的“大女主”，欣賞的是“劉亦玫”這樣的人間玫瑰。

而不論男女，大眾也普遍會更傾慕、贊賞社會上的“強者”。因為，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獎賞“強者/精英”的系統。

在”慕強與恐弱“的社會情境之下，你讓那些看上去如此平凡普通的“麥琳們”，要如何解決作為一個普通家庭主婦的身份認同危機？

在主婦們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困境之下，麥琳的各個我之間，不得不互相撕扯、纏斗內耗。

“麥琳”是種處境，身居其中，哪個“我”都是陋衣蔽體，禁不起風吹草動。何況，她在天賦上還欠了點運氣。

“女主我”的強勢，成了虛張聲勢；掌控欲里隱藏著巨大的不安和焦慮。

“經濟我”的理性務實，成了錙銖必較。嚴重的匱乏感，對未來的擔憂，讓她對自己、對孩子、對生活都非常苛扣，不斷挑戰伴侶的忍耐底線。

甚至她的“傳統我”和“浪漫我”的為愛奉獻，也成了她“道德綁架”（她自己在節目中的原話）、情感索取的工具。

她失序失調的“自我”與一系列失形扭曲的“動作”，讓她的婚姻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機。她要用什么信念去支撐那個所謂值得被丈夫欣賞疼惜愛護的“魅力我”與“浪漫我”？

如果依照泉靈老師的婚姻伴侶“三價值論”，她簡直是“活該”要被李行亮、甚至整個婚姻制度給“淘汰”。

我其實能夠理解為什么那么多人討厭麥琳。我甚至問過自己，如果我是在早期進入這個選題觀察麥琳，我是否可能也會跟隨自己本能的不喜歡，去批評她的諸多言行與思維？可是，當輿論發酵至此，尤其是夾雜著諸多對她的審判、謾罵與羞辱時，我會首先看到：麥琳是個“弱者”。而且是，“結構性困境”之下的弱者。

3. 關于“麥琳現象”的反思

上野千鶴子有句名言：“女性主義絕不是弱者試圖變為強者的思想，而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非常贊同。這句話尤其適用于看待“麥琳現象”。

就像一個班里總會有些所謂“后進生”，或者所謂的“差生”，那他們就活該被審判被嫌棄嗎？無論是人生，還是“成為女性主義者”，都不是一份有著標準答案和標準路徑可以依從的考卷，并且，不可能、也不必人人都立刻拿到所謂“高分”。對麥麥，也是如此。

麗貝卡·索爾尼特在她著名的文集《Men Explain Things to Me》（國內譯為《愛說教的男人》）中寫道：“女權主義力圖改變的是一種非常古老、普遍的、深深根植于世界上諸多、也許是絕大多數文化中的東西，家庭是它開始和結束的地方。”

你看，麥麥的“戰場”，不正是圍繞家庭而展開的嗎？而“敵人”很頑固強大，“戰斗”任務很艱巨。我們要允許，有些女性已經獲得或者接近解放，過上了精彩人生，但也要看到并且接納和尊重：還有些女性仍在受苦。不論是出于何等原因。

無論是具體的人生，還是女性主義的發展，都需要容錯率。觀念變革和社會變革，也需要容錯率。我們需要聆聽、開放和包容。而社會學的想象力，或許正是一個有所幫助的工具。共勉。

謝謝你耐心讀完長文。也歡迎文末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