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案件辦理：必須具備的統籌思維

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

犯罪行為絕大多數以民事侵權行為或違約行為為基礎，都涉及刑事和民事的法律問題，且相互影響。被害人遭受犯罪行為侵害后，既可以通過刑事手段進行維權，也可以通過民事手段維權。 刑事控告和民事訴訟，都是被害人的重要維權方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往往會同時引發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被害人的維權手段也不限于刑事控告或民事訴訟，但通過刑事或民事手段進行維權是最通常、最主要的維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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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刑事控告與民事訴訟

被害人既可以直接選擇刑事控告的方式進行維權救濟，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賠償和解、追繳退賠、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挽回損失，也可以直接選擇以民事訴訟的手段維權，甚至在部分案件中，被害人可以同時選擇刑事控告和民事訴訟的方式進行維權，挽回經濟損失。

例如，某大型商業銀行被騙取貸款控告維權案：

該案中，銀行作為被害單位，可以通過刑事控告后的賠償和解、追繳退賠方式挽回經濟損失。 同時，銀行遭受騙取貸款犯罪行為，往往并不影響相關擔保合同的效力，銀行還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方式要求犯罪人之外的融資人、擔保人、抵押人等相關主體承擔還款責任，進而挽回部分經濟損失。此外，銀行還可以作為利害關系第三人參與相關案件訴訟程序及財產處置程序，主張對相關財產擁有優先受償權，以挽回經濟損失。此時，銀行往往會聘請多個律師團隊，分別代理銀行采取不同的維權方式，以最大限度維護銀行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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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控告影響民事訴訟

在被害人維權時，刑事控告對民事訴訟的影響尤為明顯，既體現在訴訟程序上，也體現在實體裁判中。

其一，從程序上看，被害人可以通過刑事控告來影響民事訴訟的程序和進度，讓民事訴訟中止審理、駁回起訴、中止執行等。先刑后民雖然不是法律明確規定的基本原則，但眾多司法解釋實際上已經確立先刑后民的處理方式。最典型的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2條：“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或者執行過程中，發現有非法集資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或者中止執行，并及時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

其二，從實體上看，可以通過刑事控告來影響民事訴訟的實體裁判結果。刑事犯罪可能導致相關民事合同無效、可能導致被害人的損失只能通過退賠的方式挽回，而不能以單獨或者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挽回。

例如，李某等人與魏某及××公司特許經營權糾紛及合同詐騙控告案：

被害人李某等人分別根據投資合作協議，向當地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決魏某等人返還投資款。但是，庭審過程中，被害人發現庭審情況并不樂觀、形勢可能對被害人不利，按照雙方合同約定，魏某等人可能只需要退還30% ，民事法庭也傾向于認定應該按照合同約定確定雙方權利義務、解決爭議糾紛。被害人認為按照雙方合同約定的退款金額過低，絕不認可該賠償金額，于是，被害人又采取進一步的維權措施，他們以魏某等人涉嫌合同詐騙罪為由向公安機關提出刑事控告，要求公安機關追究魏某等人合同詐騙罪的刑事責任，并要求公安機關督促魏某等人退還被詐騙的款項。在幾十名被害人到公安機關進行刑事控告后，公安機關對魏某等人涉嫌合同詐騙罪進行刑事立案，并將魏某等涉案人員全部抓獲歸案。

在該案中，被害人采取的刑事控告措施顯然非常奏效。公安機關對魏某等人刑事立案后，包括李某在內的眾多被害人與魏某及××公司特許經營權糾紛民事案件，法院很快作出裁定認為：被告××公司、魏某因涉嫌合同詐騙罪于××××年××月××日被××市公安局逮捕，理由系被告××公司、魏某涉嫌合同詐騙罪，故本案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的審理范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及《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同時，法院向公安機關出具案件移送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之規定，將案件移送至公安機關。

很快，由于被刑事羈押，面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嚴厲刑罰，魏某及其他被告人的家屬逐漸與各被害人聯系，主動洽談退賠諒解的問題，被害人也陸續得到較大部分的賠償，挽回了大部分經濟損失。

又如，張某與王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該案中，張某作為借款人，被債權人起訴要求還款。張某始終主張借款已經全部償還完畢，是債權人王某通過收取高額手續費、制造假流水等方式隱瞞已經還款的事實。但是，張某無法提供足夠的證據支持其主張，一審法院判決張某敗訴，需要繼續向債權人償還巨額本息。判決后，被害人張某向公安機關進行刑事控告，控告王某涉嫌套路貸詐騙、虛假訴訟等犯罪行為。后該民間借貸案件被發回重審，被害人張某通過刑事控告的手段進行了有效維權。

在先刑后民的基調下，刑事案件對民事訴訟的影響無疑是非常重大的。很多民事訴訟陷入僵局時，訴訟各方總會想方設法地利用刑事控告手段進行“突圍”，如刑事控告的策略得當，維權效果無疑將非常好。因此，刑事控告對被害人民事訴訟的利好影響是顯著的，既可以用于促進其他民事案件的順利推進，排除民事訴訟中的障礙和民事執行中妨礙執行的行為，也可以影響民事訴訟進程，甚至可以直接推翻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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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影響刑事控告

刑事控告維權往往對民事訴訟的影響較大，但在部分案件中，民事訴訟也會對刑事維權產生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在被害人的損失與民事訴訟結果有直接關系時，民事訴訟會對刑事維權產生很大影響。民事訴訟尚未有定論，則被害人損失無法確定，刑事控告的條件可能尚不具備，貿然采取刑事控告措施則效果不佳。

例如，××貿易有限公司被職務侵占控告維權案：

該案中，被害單位認為，該公司原總經理任某利用職務便利，謊稱××貿易有限公司日常經營周轉需要，向李某等人借款100萬元，并安排李某將款項全部轉入任某控制的第三人賬戶中，任某將款項全部據為己有，用于個人用途。后任某無力償還借款。李某等人起訴××貿易有限公司及任某，要求共同承擔還款責任。一審法院認定××貿易有限公司應當承擔還款責任。

于是，××貿易有限公司向公安機關進行刑事控告，控告任某職務侵占該100萬元。但是，該刑事控告比較困難，還存在控告的現實障礙。民事訴訟案件還處在二審階段，判決尚未生效，××貿易有限公司尚未支付執行款，尚未遭受損失。因此，××貿易有限公司被職務侵占的犯罪事實尚未確鑿發生。該民事案件的裁判情況會直接影響刑事控告的可行性，職務侵占是否確實成立，至少需要等到民事訴訟判決生效后才具備評判條件。

被害人需要通盤考慮全案的法律關系后，確定最有利的維權救濟方案，適時采取適當的民事訴訟或者刑事控告手段維權，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刑民交叉案件需統籌應對

刑民交叉案件涉及不同領域的法律。律師只掌握刑事法律或者民事法律，可能都無法解決問題。律師只有具備跨部門法的知識和思維，并進行融合、比較和通盤判斷，才能在不同的訴訟中，都提供正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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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影響的統籌

很多重大疑難復雜的刑民交叉案件，當事人需要解決的絕不僅僅是單一的民事問題或者刑事問題，往往需要應對復雜的各種糾紛、訴訟，他們需要的并不是單一的辯護或者民事應訴方案，而是該復雜案件的整體應對方案。刑事與民事相互影響，整體性的解決、應對方案才是關鍵。

例如，某大型商業銀行被騙取貸款控告維權案：

該案中，上市公司正在破產重整階段，刑事案件尚未審結，證券虛假陳述索賠的民事案件正在審理階段，眾多融資貸款合同糾紛民事案件也正在審理階段。涉案上市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實際控制人同時面臨非常復雜的刑民交叉糾紛，每一個案件處理的每一個環節都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財產權益。

其一，在證券虛假陳述索賠的民事案件應訴方面，操縱證券市場的賬戶和金額不屬于證券索賠的范圍，應當剔除，且刑民交叉案件可以考慮申請中止審理相關民事訴訟。操縱證券市場的刑事案件，將會嚴重影響民事案件的審理、民事賠償數額的認定。所以，從事實看，當刑事案件確實已經影響民事賠償金額的確定和民事案件的審理，就具備了中止民事案件審理的條件。《民事訴訟法》第150條〔1〕第1款第5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訴訟：……(五)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經常會出現刑事案件影響民事案件的情況，在刑事案件尚未審結的情況下，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就可能考慮申請中止審理。

其二，在刑事辯護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挪用上市公司資金的事實客觀存在，他希望通過資產變現，來歸還被挪用的款項，以盡量減輕刑事處罰。一旦民事案件處理比較快，民事判決后，法院將迅速執行，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資產拍賣，用于償還債權人(投資人)。如此，刑事案件尚未結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資產就被民事法院處置，就沒有多余資產可用于歸還挪用的資金，刑事案件也就缺少了從輕處罰的籌碼。由此可見，民事訴訟的進度、賠償金額、執行情況都會直接影響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期。

其三，民事案件中止審理對該案件的整體解決也可能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因為涉案上市公司的年度審計中，會計師事務所已經無法出具“無保留審計報告”。如果上市公司在下一個審計年度不能出具“無保留審計報告”，就會面臨退市風險，一旦退市，公司將很可能無法順利重整通過。因此，如果民事案件中止審理，就意味著無法確定上市公司在證券虛假陳述中的賠償額(債權額)，重整程序可能受阻。一旦重整失敗，上市公司將進入破產程序，公司實際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權價值將貶損，也就將失去談判的籌碼。因此，民事案件的中止審理雖然在民事法律層面有理有據，對于刑事案件辯護而言也有一定益處，但對上市公司的重整是不利的，對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面對的復雜糾紛的整體解決也是不利的。

由此可見，本案糾紛的處理，必須予以刑民統籌。綜合來看，中止民事案件審理，是比較糟糕的選擇。最佳的選擇是在民事案件中要求法院調取操縱證券市場的相關賬戶及相關交易數據，并對惡意操縱的交易金額予以扣除，讓民事案件繼續審理并盡快作出判決，以幫助上市公司通過重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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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方式的統籌

被害人遭受違法犯罪行為侵害，可以選擇很多種方式進行維權，但不同的維權方式顯然對他實現維權訴求影響是截然不同的。代理律師需要在充分了解被害人維權訴求的基礎上，為其尋求能最大限度實現其主要訴求的維權救濟方案。這就面臨維權方式的取舍問題、刑事控告、民事訴訟、投訴、信訪等方式，未必都是可行的，未必都能助益被害人維權訴求的實現。被害人的維權救濟從來不是通過累訟就能成功的，而是需要刑事手段與民事手段的統籌策劃，缺乏整體統籌的盲目維權，成本高、過程艱難、效果可能也比較差。

例如，邱某財產被損害維權案：

邱某在與劉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兩人經營家族企業。夫妻二人繼承了邱某父親的創業成果，繼續發揚光大，企業日益壯大。邱某由于照顧家庭，逐漸退出公司經營管理，且將公司的股權、其家庭名下的諸多財產也委托給劉某的親戚張某代持。后邱某與劉某因感情糾葛離婚，雙方因財產分配問題產生恩怨。由于代持期間相關股權、資產都已經被劉某通過各種方式轉移、隱匿，邱某的財產權利遭受嚴重損害導致其維權過程極其艱難，維權之路長達10多年。

在維權過程中，邱某的維權策略是遍地開花，從離婚訴訟、公司股權的轉讓、公司的增資擴股、代持的房產轉讓，到侵占、職務侵占等每一個邱某認為侵犯其財產權利的行為都進行維權訴訟。與此同時，邱某還對其前夫劉某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重婚行為進行刑事自訴。盡管邱某先后更換了多批次的代理律師，但其維權并未取得任何成果。

我們介入后發現，邱某的維權缺乏刑事與民事的統籌安排，雖然其不斷提起諸多訴訟，但實際上很多訴訟都是沒有必要的且很難勝訴，甚至有害無益。經分析，我們認為邱某應該集中精力針對最初侵犯邱某財產權的那一次增資擴股行為進行訴訟，要求認定該增資擴股行為無效，同時配以重婚罪的刑事自訴，這兩個訴訟的配合就有較大可能取得明顯的維權效果。最終，在我們介入代理一年多后，刑事自訴被法院立案，對增資擴股行為宣告無效的民事訴訟行為也得到一審法院的支持，邱某長達10多年的維權終于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又如，某大型商業銀行被騙取貸款控告維權案：

陳某與羅某洽談對××公司進行增資擴股的投資，陳某按照雙方洽談的結果，向目標公司投資500萬元，獲得該公司0. 25%的股權。陳某與目標公司都有簽章，股權投資協議中也有目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簽章，合同形式完備，陳某也已經向該公司的公賬轉入500萬元。羅某并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東，而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哥哥，但其聲稱其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陳某的投資款項支付后，目標公司遲遲沒有進行工商登記變更，將陳某登記為公司的股東。后陳某發現，羅某因為其他事情涉嫌合同詐騙罪被追究刑事責任，合同詐騙的金額超過2億元。這一次增資擴股投資，羅某也存在合同詐騙的嫌疑。

本案中，陳某的主要訴求是將股權投資款項 500 萬元拿回來，挽回損失，他已經不再想持有目標公司的股權。陳某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方式，起訴要求目標公司退還投資款，也可以進行刑事控告，控告羅某涉嫌合同詐騙罪并要求全部款項。陳某進行維權救濟時需要充分考慮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不同維權手段及可能產生的影響。

其一，刑事控告方式維權。陳某可以對羅某進行合同詐騙罪的刑事控告，但挽回損失的難度比較大。一方面，由于該投資行為或詐騙行為與目標公司的經營行為無關，目標公司不涉及合同詐騙，只是羅某利用目標公司的賬戶收取詐騙的款項，或者羅某借用該目標公司的名義對陳某實施合同詐騙行為，陳某向目標公司主張退還投資款的難度比較大。另一方面，陳某的投資損失，只能通過刑事訴訟追繳退賠的形式，向合同詐騙的行為人羅某主張，而羅某顯然已經不具備退賠這筆資金的能力。即便對羅某進行刑事控告成功，羅某在原來2億元合同詐騙的基礎上再增加500萬元合同詐騙金額，對其定罪量刑也影響不大，陳某要求重判羅某的維權訴求也很難實現。

其二，民事訴訟方式維權。我們仔細審查投資協議的內容，發現陳某采取民事訴訟方式維權的依據比較充分。投資協議明確規定：“如果出現下列情形，則構成本協議項下乙方的根本違約事件：乙方未能依照本協議約定就本次增資、股權變更及其他相關事項形成內部有效的決策文件；乙方違反本協議的約定，在甲方支付了有關增資款后，拒絕或未按照本協議約定辦理本次增資、股權變更及其他相關事項變更登記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乙方未按照本協議的約定回購甲方持有的乙方全部股權；在甲乙雙方辦理本次增資及相關事項過程中，乙方向甲方出具的相關資料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及向甲方提供的信息存在與實施情況不符等失實或不實情形；乙方相關行為違反本協議約定、乙方公司章程規定或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若出現前述乙方的違約事件時，自甲方向乙方發出書面通知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乙方應當將其已經收取的甲方增資款全部一次性地歸還至甲方指定的收款賬戶，并且依照甲方本協議增資款總額的10%向甲方支付違約金，且甲方有權解除本協議及其他相關協議。”

由此可見，陳某已經按照約定將全部增資款500萬元轉入了目標公司的賬戶，但乙方目標公司并沒有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在收到增資款之日起3個工作日內向當地市場監督管理局辦理本協議有關注冊資本增資、股權變更等相關手續，并依據當地政府部門取得當地相關市場監督管理局出具的核準通知書或相關文件批準。目標公司的行為已經屬于違約，陳某可以要求目標公司退還全部的增資款，并且支付增資款總額 10% 的違約金。

相比之下，本案的維權民事訴訟顯然比刑事控告的方式更優，在我們為陳某進行仔細分析后，陳某放棄刑事控告的維權方案，采取更為有效的民事訴訟方案進行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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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材料的統籌

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的維權方式，在證據材料搜集方面有很大的區別。刑事案件中的證據材料來源于國家公權力機關采用強制力調查取證，可以“暢通無阻”地搜集調取到非常充分的證據材料，證據的權威性、可信度較高，更容易被采信。民事訴訟的證據材料來源于當事人提供，當事人的取證能力有限，所能提供的證據材料有限，證據的權威性、可信度與公權力機關搜集的也沒有可比性。因此，在刑民交叉案件中，擁有一整套刑事案卷材料的刑事律師，無疑可以從中選取對民事維權有利的證據材料，從而極大地提升民事訴訟的舉證效果。

例如，馬某與陳某股權代持糾紛案：

馬某通過陳某設立的某泰公司代持其投資的準上市公司股權，后股權價值上升至數億元。馬某因操縱證券市場被法院判決罪名成立。刑事裁判生效后，馬某和陳某雙方對投資的股權歸屬產生爭議，陳某認為雖然股權起初是其經營的某泰公司代馬某持有，但陳某與馬某兩家有大量借貸關系，馬某向陳某借款幾十億元，都被馬某用于操縱證券市場。后因馬某無力償還，雙方已經商定用這些代持的股權抵債。馬某對此持有異議，認為雙方不存在這些所謂大量債務，也不存在抵債的事實。馬某為拿回這些被代持的股權采取維權行動。

在該案糾紛中，對雙方權益產生關鍵影響的就是馬某涉嫌操縱證券市場的刑事案件中的證據材料。誰掌握刑事案卷材料，誰就擁有更多的證據可以選擇使用于民事訴訟中，作為民事訴訟中的重要證據。最終，該案馬某的辯護律師作為代理人參與仲裁。代理人向仲裁庭提交了部分關鍵的刑事證據材料，證明馬某的主張成立，否定了陳某所主張的出借馬某幾十億元以及雙方商定用股權抵債的事實。

又如，某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

該案中，部分被告也是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縱證券市場罪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他們因為財務造假事宜，同時面臨民事訴訟和刑事指控。在民事訴訟中，未參與刑事案件辯護的訴訟代理人，因沒有刑事證據材料，并不了解刑事案件的內幕，只能根據一般的經驗，提出扣除系統風險、申請對適格投資者及賠償金額進行專項審計，對各被告是否參與及是否承擔連帶責任等問題，提出代理意見。而對于哪些賬戶被用于操縱該證券市場、哪些金額系操縱證券市場的資金，這些對賠償金額影響更大的因素，他們無法從民事訴訟證據材料中獲悉。但同時代理刑事辯護的律師，則掌握更多的事實真相內情、擁有更多證據材料，可以為民事案件的抗辯提供更多的事實和證據。

其一，部分民事訴訟被告同時涉嫌操縱證券市場罪，刑事案件尚未審結，他們利用很多自然人的賬戶對案涉股票價格進行操縱。案發后，被告雖然已經無法實際控制這些賬戶，但與這些賬戶的開戶人仍有密切關系，可以考慮讓他們聲明退出證券索賠訴訟，減少賠償金額。

其二，部分民事訴訟被告操縱證券市場所使用的一系列賬戶，就屬于“明知虛假陳述存在而進行的投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侵權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的規定，這些賬戶的投資損失與虛假陳述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應當在賠償金額中予以扣除。

其三，案涉公司的股票還被其他人操縱，相關操縱證券市場罪的刑事案件已經由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偵查，部分犯罪嫌疑人已經被抓獲歸案、公安機關偵查得知，這部分人利用了巨額資金來操縱案涉的股票。那么，這部分賬戶的投資即屬于惡意投資、操縱證券價格的情況。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侵權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的規定，惡意投資、操縱證券價格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不應計入賠償范圍。

如果民事訴訟的代理律師未參與刑事案件辯護，則無法了解這些案件內幕及證據材料，無法提出這些對扣減賠償金額影響很大的抗辯觀點，這對當事人的利益影響非常大。在刑民交叉案件中，代理律師對證據材料的統籌運用是必要的技能。

賴建東律師

宋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重大刑事部部長

一直專注于刑事案件的辯護與研究。

代表作：《全流程辯護》、《全方位質證》、《刑事控告實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