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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銀行 中國金融網版權圖片
中國金融網首席金融觀察員 金透
在民營經濟最活躍的浙江,浙商銀行與杭州銀行如同金融江湖中的雙生子——前者以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之姿屢陷罰單泥潭,后者憑借城商行身份穩坐業績高地卻暗藏合規隱憂。這兩家根植于同一片經濟沃土的金融機構,折射出中國區域性銀行在規模擴張與風險控制之間的深層博弈。
民營經濟催生的激進基因
浙江民營經濟的繁榮為銀行業提供了豐沃土壤。浙商銀行自2004年改制后,憑借"全資產經營戰略"迅速崛起,通過同業業務和表外創新實現資產規模四年翻倍7。這種"彎道超車"的發展模式,使其在2018年資產突破1.5萬億時,埋下了信貸審查松弛、同業嵌套復雜的隱患。杭州銀行雖以"中規中矩"著稱,但2023年總資產突破1.8萬億的擴張速度,同樣伴隨著債券承銷"防火墻"缺失、結構性存款造假等違規操作。
兩家的戰略選擇殊途同歸:浙商銀行通過復雜金融工具虛增存貸款規模,杭州銀行則利用監管套利維持資本充足率。這種激進基因,恰是浙江民營資本"敢為天下先"特質的金融映射。當2020年浙商銀行因31項違規被罰1.01億時,其利用保險通道虛增存款的操作,本質上與浙江民間"資金掮客"的灰色玩法一脈相承。
監管利劍下的模式坍塌
金融強監管時代的到來,讓兩家銀行的生存邏輯遭遇根本性質疑。浙商銀行2025年初1680萬的上海分行罰單,揭開了"存貸雙虛"的冰山一角——通過資產池業務虛增存款、違規開展跨境融資等12項違規,暴露出其商業模式對監管套利的深度依賴12。杭州銀行雖保持0.76%的不良率,但543%的撥備覆蓋率遠超行業均值,實質是以利潤沉淀替代風險出清,這種"紙面安全"在2024年結構性存款造假罰單中現出原形。
更值得警惕的是治理結構的系統性缺陷。浙商銀行三年內四任行長更迭,高管涉案金額動輒上億;杭州銀行獨董未履職即被查,信息披露屢現"億元變萬元"的低級錯誤。當浙江民營企業的公司治理頑疾傳染至金融機構,其破壞力呈幾何級放大——浙商銀行5.4%的對公貸款投向房地產,在行業下行周期直接推高不良率至2.5%。
轉型困局與區域金融的破繭之路
兩家銀行的困境揭示出區域性銀行的集體焦慮:浙商銀行零售業務占比不足30%,杭州銀行雖發力科創金融但資本充足率長期墊底。當傳統對公業務盈利空間收窄,浙商銀行2024年前三季度凈利潤增速驟降至1.2%,杭州銀行則陷入"高撥備-低分紅-再融資"的資本怪圈。
破局之道或許藏在區域經濟特質中。浙江數字經濟占GDP比重超50%,跨境電商交易額全國第二,這為金融創新提供新場景。杭州銀行正嘗試將區塊鏈應用于供應鏈金融,浙商銀行則探索"平臺化服務"模式。但轉型需要刮骨療毒的勇氣:前者需打破"重規模輕合規"的路徑依賴,后者則要重構以實質風險定價為核心的信貸文化。
在這場沒有終點的金融進化中,浙商銀行與杭州銀行的命運交織成浙江金融改革的微觀樣本。當監管穿透式檢查成為常態,區域銀行唯有將民營經濟的創新活力與金融業的風險敬畏相結合,方能在服務實體與合規經營間找到平衡支點。畢竟,在錢塘江的潮涌中,能立住腳的從來不是最快的那艘船,而是最知水性的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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