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余華的訪談集《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推出新版。書中收錄了從1998年到2026年間余華的26場訪談。這些訪談呈現的是各種互聯網標簽之后更生動、更有趣的余華,他坐在讀者對面,像一位老朋友一樣,緩緩講述自己的童年、故鄉、寫作、閱讀。
這些訪談亦莊亦諧,前一個問題中,余華認真回答曾被哪些作家影響:
日本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教會了我細部描寫,卡夫卡讓我領悟到自由的重要性,福克納則通過其獨特的動作描寫讓我掌握了心理刻畫的精髓。福克納的獨到之處在于他不直接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而是通過眼神來呈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堪稱以動作描寫心理的大師之作,完美展現了人物的心理狀態。
后一個問題中,他則談起與莫言的趣事:
1988年至1991年,我們曾在魯迅文學院的一間宿舍同住兩年多。那時候我們都很年輕,會聊文學,但更多時候是在打麻將。打麻將到凌晨時,我們昏頭昏腦了,會為輸贏的一毛錢給了沒有而吵架。
書中的26場談話匯集了他接受美國《紐約客》、法國《解放報》、意大利媒體等多國主流媒體以及中國的文學評論家們的訪談實錄?,圍繞著“成長”“創作”“閱讀”“人生”等主題交錯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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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或青年記憶中的某種真實”
《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這個書名本身就意味深長。余華在解釋為何以此為名時說道:“不管我寫什么故事,里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場景都不由自主地屬于故鄉。”
在與文學評論家洪治綱的對話中,余華談道:“我們對世界最初的認識都是來自童年,而我們今后對世界的感受,對世界的想象力,無非是像電腦中的軟件升級一樣,其基礎是不會變的。我們不斷地去升級,但每一次升級都會受到它的基礎的限制,不會脫離那個基礎。”“從我二十歲一直到四十歲,這二十年的經驗或記憶,都是在完成我童年的、最初的對世界的印象,我是在不斷地豐富它和補充它,我并不是要改變它,我也不可能改變它。”
這段話揭示了余華創作的邏輯,無論是《活著》里的福貴、《許三觀賣血記》里的許三觀,還是《兄弟》中的李光頭和宋鋼,這些人物雖然生活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但都帶著余華童年或者青年記憶中的某種真實。
在這些訪談中,余華也詳細講述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等經典作品背后的創作秘密。
關于《活著》中的福貴,余華回憶:“福貴最早來到我腦子里時是這樣的,一個老人,在中午的陽光下犁田,他的臉上布滿了皺紋,皺紋里嵌滿了泥土。”為了讓這個人物真實可信,余華在寫作時刻意使用了最樸素的語言,幾乎不用成語,只有那些連孩子也會說的語言和詞匯他才敢用。他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意象——“鹽”,于是有了那句經典:“月光照在路上,像是灑滿了鹽”。對農民來說,鹽是熟悉的;另一方面,這個意象也恰好表達了人物內心的傷痛,就像往傷口上撒鹽。
余華也認為,小說中一些核心的內容是在寫的過程中被逐漸發現的。以《活著》為例,余華最終領悟到,福貴這個人物“就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就是生命要求他活下去”。多年后回望,余華甚至認為福貴不是一個悲劇人物,“悲劇人物都有一個特點,他是悲觀和絕望的,但福貴沒有,福貴是一個樂觀的人。”從福貴自己的角度看,“他其實充滿了一種幸福感,因為他覺得自己曾經擁有過一個最好的妻子,兩個最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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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偷”到“大盜”
在這26場談話中,余華毫不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寫作經驗和成長歷程。他坦言,早期作品如《十八歲出門遠行》《現實一種》等,“確實比較陰暗”。但到了《在細雨中呼喊》和《活著》,他開始發生轉變。
在早期的閱讀經驗中,余華認為,川端康成幫助他解決了“如何敘述”的問題,尤其是在表達微妙情感方面:“川端康成教會了我,起碼是作為一個榜樣,讓我知道怎么寫。”而卡夫卡對他的影響更為根本,甚至改變了他整個世界觀。
在與洪治綱的對話中,他用一個比喻來形容卡夫卡帶來的沖擊:以前覺得自己像“小偷”,只能“小偷小摸”,讀了卡夫卡后才明白人家是“江洋大盜”,什么都能寫,沒有任何拘束。他形容那種感覺是“從‘小偷’變成了‘大盜’”,從此找到了“無所羈絆的敘事和天馬行空的想象”。
在這種自由觀念下,余華不再受現實秩序、日常生活經驗、邏輯規則的限制。他談道:“我突然感覺到,自己愿意怎么寫就怎么寫,我不用去考慮刊物怎么想,讀者怎么想,只要它能夠調動我個人的激情,我認為就是最好的方法。”從《十八歲出門遠行》到《祖先》等一大批作品,都是這種自由寫作的產物。
另外一個重要的轉變發生在敘述方式的變化上。最早的時候,余華是一個“強硬的敘述者”,或者說像“暴君”一樣的敘述者。他形象地描述道:“我認為人物都是符號,人物都是我手里的棋子……你們都是我編出來的嘛!你們都是我的世界里的人物,我就是法律的制定者。”
到了寫《在細雨中呼喊》時,他感覺到“人物怎么老是有自己的聲音”,但他當時還比較“牛”,不讓他們發出聲音。等到寫《活著》時,他改用第一人稱,一切突然通暢了:“它給人感覺到好像是河水自己在奔跑,嘩嘩地向前流淌。”
關于《在細雨中呼喊》的書名,余華給出了詩意的解釋:“因為細雨中的景象總是灰蒙蒙的,總是壓抑的,而呼喊是生命的表達,是人性對精神壓抑的暴動。我們只能用粗暴的言行來表達自己人性的存在,雖然十分可悲,可是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生活過來的。”
在余華的師承譜系中,福克納的位置同樣不可忽視。福克納教會了他如何處理心理描寫——當寫作逐漸深入,人物內心動蕩的時刻往往是最難以表達的。福克納曾用一長段看似麻木的視覺描寫,將筆下人物的心理表達得淋漓盡致,這給余華帶來了重要啟發。而魯迅雖然被歸入“遺憾”之列,但這種遺憾源于深刻的理解——余華認為“魯迅是不屬于孩子們的”,年輕時讀不懂,待到真正理解時,已被深深擊中。
“相信自己的力量會改變劇情”
余華在書中說:“寫作讓我擁有了兩條人生道路,一條是虛構的,另一條是現實的,而且隨著寫作的深入,虛構的人生越來越豐富,現實的人生越來越貧乏。”這些訪談在虛構與現實之間搭起的一座橋梁,讓讀者得以走近一個更加生動、更加真實的作家余華。
近年來,余華在社交媒體上意外走紅,成為“段子手”“潦草小狗”“互聯網嘴替”。當網友把他的照片和一只毛發蓬松的小狗P在一起戲稱為“潦草小狗”時,余華在采訪中幽默回應:“我覺得挺好的,感受到了年輕網友對我的喜愛,氣質上確實有點像,潦草是一種對世界的態度,面對世界我有時候確實不太認真。”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希望在與余華等作家的交流中獲得答案。《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中,余華也在一次次的訪談中分享了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態度:對于困境,他說“不管是什么樣的挑戰,都會過去的,我們只要做到視而不見”;對于對人與人關系的思考,他說:“一個人只有真正關心別人,才能做到真正關心自己。一個人如果不關心別人,也不去了解別人,那就永遠也無法知道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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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接受訪談視頻截圖
關于精神內耗,余華給出了積極的理解:“精神內耗在某種程度上他是在尋找一種出口,尋找他自己人生的出口,尋找我今天的出口,任何事物要從兩方面看。你只有遇到困難,你才能夠前進,不可能不遇到困難就能夠往前走的,而且困難往往會造成人的精神內耗,我們從積極的角度談論的話,精神內耗不是一個壞事,內耗其實就是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一點,這種情況才有內耗,我寫作了40年內耗了40年,會走出來的。”
余華也鼓勵年輕人相信自己的力量:“我覺得一個人想和時代保持好關系的話,他能夠做到的一點就是,把自己的臺詞說好就夠了,因為既然劇情已經無法把握了,那你就說好你自己的臺詞,所以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會改變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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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接受訪談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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