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去杭州見這么一個男人

一

認識陳杰那年，我剛進報社，是個初出茅廬的小記者。

寫稿子時都戰戰兢兢。編輯拿著初稿指著鼻子罵：你寫的到底是科幻還是新聞？

報紙晚上要簽板。主編有獨立的辦公室，編輯就一個個送進辦公室簽。

我心想，主編一定都是很厲害的角色。

可那年報社辭職了一個主編，就是陳杰。他不愿意坐辦公室，決定回歸一線，當記者。

行業內，這是很少見的事兒。

當“官”是許多人畢生的追求。只聽說過為搶位置撕破臉的，踩過腳的，讓位置的實在少見。

但在那年的新京報不是，或者說，在攝影部不是。印象里，攝影部出了好幾個不愿意做主編，回歸一線的記者。

當然，新京報給首席記者開的薪資也不低——年薪30萬。那還是2014年。

這讓沒見過世面的我大為震撼。

二

陳杰得了很多獎。從金鏡頭，到中國新聞獎，再到荷賽，他獲獎無數。

常年以來，他關注環境問題，關注社會問題，關注民瘼民生。獎，無非是買一送一的贈品。

回歸記者崗位那年，他關于騰格里沙漠污染報道，得到相關人士的3次批示，觸發中國環保風暴，一百多名官員被問責，他當選CCTV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第二年，關于卡拉麥里山生態危機報道，問責地廳級干部12人，縣處級正職7人。

再然后就是2016年，報道的四川懸崖村孩子們攀爬天梯上學，再次得到相關人士過問，促進了懸崖村的巨大改變。

同年，他還拿下2016年獲得荷賽的一般新聞三等獎、中國新聞獎、2次華賽金獎、2次亞洲新聞獎金獎，獲得“金鏡頭”大獎和3個不同類別的金獎。

對于一個攝影外行人而言，我羨慕的不是他能得很多獎，而是他作品里，總有能讓我感到心靈震顫的東西。

這種東西，我甚至無法用文字去表達，它是直指事件內核的道。

三

當著他的面，我決計不敢叫他陳杰。我都叫他陳老師。

我仔細剖析過，這里面有尊敬的成分，也有懼怕的成分。

他身上有一股由內而外的威嚴氣場，話不多，鎮定從容，游刃有余，似乎總能篤定自己能往前走下去，掃平前路的所有障礙。

這可能和他的軍旅生涯密切相關。他在火箭軍服役5年，榮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兩次。褪下軍服，氣質不變。

他帶著我上懸崖村采訪。第一輪他來的時候，上懸崖村還需要靠藤條。

他爬在女孩的前面，用雙腿夾住藤條，舉著相機回身拍攝。

這次是回訪。經過報道，懸崖村的上山之路已大有改善。可懸空的鋼柱橫架在山澗之上，總覺得讓人沒那么放心。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他在前面爬得面不改色，我在后頭爬得氣喘吁吁。

累得抬不起頭，所以我只記得他的小腿，肌肉線條分明，充滿力量。

四

懸崖村，或許應該叫阿土勒爾村，它位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涼山加上昭覺，再加上交通不便，幾個關鍵詞，幾乎足以感受到它的貧瘠。

懸崖村窮，它位于海拔1400米的懸崖上。因為掏不出修路錢，村里通向外界的道路是順著懸崖斷續修建的17條藤梯。這段800米高的落差山路，困住了村里祖祖輩輩的人。

上山前，陳杰通讀了劉紹華的《我的涼山兄弟》、有關涼山彝族社會調查報告，以及了解移民政策、扶貧政策，甚至研究了彝族村落的家支、地理地貌、農業生產、家庭婚育觀念，然后才用他的方式，介入了具體的人和村落。

他說，懸崖村在他的視野里，是對中國貧困現象了解的一個切口。通過這個村子，可以觀察國家扶貧政策和地方實情、基層官員執行水平，以及貧困人口的自身觀念之間的矛盾沖突。

他對村子很熟悉。村里沒有發射塔，信號不好，全靠山下的微弱信號接收手機信號。

山上的那個夜里，暮色四合，村里只有幾點孤燈。

風很大。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用電腦，借微弱的信號往外發東西。

他身子坐得板正，頭頂上是一輪明亮的月亮。

五

懸崖村后來改善了很多，他也沒忘記懸崖村，一共回來了二十余次。

他和劉旻一起完成了一本紀實文學著作《走出懸崖村》，這本書獲得了國家基金獎。

當然，他還去了很多地方，記錄了很多鄉村。

他把自己四川涼山、甘肅定西、貴州畢節、云南會澤等五個地方的扶貧影像集結出版了一本畫冊——《遙遠的村莊·變遷》。

懸崖村不止道路條件改善了，也逐漸并入國家電網，接入4G網絡，村民與外界的交流更加頻繁。

再后來，精準扶貧的政策紅利讓這個村子里的村民能夠整體搬遷，住進了昭覺縣城的新房。

但在信息洪流中，新聞總是速朽。他和同為新京報記者的愛人劉旻總覺得，自己還能做點什么，去紀念自己這二十余年走過的路，還有別人這二十余年走過的路。

他們蝸居于杭州城西永安村，在這里觀察浙江農村的鄉村振興變化。他在深層感受村民與自然之間的博弈，感受一種與貧瘠地區不一樣的鄉村發展路線，助力村子完善文化建設。

在一次鄉村田野調查中，有人看過他的作品，提議這些作品應該用展覽呈現。

四月，草長鶯飛，正是杭州城最明媚的季節。

杭州當代藝術中心天目里作為重要發起方之一，為他組建了一支專業執行團隊。他們籌備一年，決定開門辦展。

展覽名為“無有慰藉”。

六

這是陳杰的首次大型個展，其中80%的作品都是之前沒發表過的“邊角料”——它們不是作為新聞報道去拍的，而是在“延宕”的過程中，身心放松時捕捉到的偶然瞬間。

它們不明確指向一個事件，甚至不展示拍攝地點，只專注于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人、自然、社會的關系。

展場設計上，面對這個高9米，面積近千米的場地，兩個人決定摒棄一切裝飾性元素，試圖以純粹的幾何結構與謹慎的光線控制，構筑出一處供凝視與沉思的場域。

這次，他們將呈現106件作品，以三個篇章展開敘事。

展覽的第一篇章叫做“毒彩”，他們用8米×6米的最大尺幅，以《被風剝出的排污管道》，記錄了沙漠污染現場，孤零零的，橫在沙丘上的一條管道。人類對自然的破壞竟衍生出了詭異的美感。

第二篇章“殤跡”，記錄了陳杰經歷過的災難現場，以及它們如何被世界遺忘，又如何緩慢愈合。

懸崖村則被他們放進了第三篇章“生境”。他們認為，懸崖村代表著一種變化，不論是村子的，還是是族群的，甚至是個體的，變化的細微之處充滿了生命的張力。

陳杰說，“無有慰藉”是這個世界的常態，世界雖然無差別普世打擊，但人可以活出各自的精彩。

展覽從4月13日開始，5月22日結束。每天中午12點準時開場，20點閉館。

觀看免費，但要預約。

如果你有運氣，你或許能在現場，看到這個，身板挺得板正的黝黑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