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為何盛產(chǎn)大師？

魚子

民國是一個特殊年代，在那個年代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遍地餓殍，積弱多難。但是就在那個年代，大師輩出，燦若星辰。筆者讀歷史，看到這些歷史人物的人文軼事，傳說趣聞，真是廢寢忘食，手不釋卷?？春笱跁L坐，心中頓起波瀾，長久不能平復(fù)。

王國維、辜鴻銘、蔡元培、梅貽琦、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劉文典、李宗吾、魯迅、老舍、林語堂、梁實秋、臧克家、齊白石、徐悲鴻、張大千、傅抱石、潘天壽、關(guān)山月、李可染、豐子愷、林鳳眠、丁聰、熊十力、梁漱溟、金岳霖、張君勱、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朱光潛、胡適、翦伯贊、張伯苓、羅家倫、晏陽初、陶行之、黃炎培、馬寅初、潘序倫、章乃器、沈鈞儒、史良、吳有訓、吳健雄、嚴濟慈、吳大猷、茅以升、竺可楨、李四光、童第周、梁思成、徐志摩、聶耳、蘇步青、洗星海、茅盾、曹禺、葉圣陶、田漢、巴金、柳亞子、張恨水。。。。。。一個個個性鮮活的人物，一個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者，一個個可以立碑寫傳的大師時不時從我心頭飄過，為何民國生產(chǎn)大師？

一、歷史積淀的緣故

一個社會禁錮人的思想久了，就會有一次爆發(fā)。就像我們歷史一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社會的動蕩造成人的思想活躍性高度發(fā)達。

第一次國家文化高潮是先秦時期，春秋戰(zhàn)國時代，那時候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諸子活躍于各個諸侯國，推廣自己學說，廣開門第，中國文化大放光芒，以至于到現(xiàn)在竟然沒有超越前人的思想著作，現(xiàn)在我們只能拾前人牙慧，排列字符，“可嘆前人模寫盡，吾等只能苦讀書”。

第二次就是兩宋時期新儒學“理學”的誕生，促進了“儒、釋、道”三者相互交匯，可以稱得上文化復(fù)興。兩宋時期剛結(jié)束晚唐諸侯割據(jù)，政府偏安一隅，“四大發(fā)明”除造紙外火藥、指南針、印刷術(shù)都是宋朝時期發(fā)明和改進的。

第三次，筆者認為就是經(jīng)過明清以后，民國時期達到了又一次高峰。這期間，也許漢唐人會說是鼎盛時期，但是從整體來看，文化并沒有達到活躍爆發(fā)的狀態(tài)，漢賦唐詩只是一個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高度是有的，但是只是點而不是面。總體來看，大師的產(chǎn)生是一個歷史積淀的過程，是一個禁錮已久從而得到一個釋放的結(jié)果。

二、干政者不干預(yù)原則

三次文化大爆發(fā)，都是和管理者不干預(yù)有著很大的關(guān)系。春秋戰(zhàn)國，諸子四處游蕩，孔子周游列國簽字賣書，墨子兼愛當義務(wù)志愿兵，老子莊子談養(yǎng)生，孫子兵法成了精。。。。。。，各個諸侯國也是靠籠絡(luò)人才才能富國強兵，稱霸中原。從歷史記載可以看出，統(tǒng)治者對人才總體是不干預(yù)，也沒有戶籍限制，更沒有學歷頭銜一說。

兩宋時期更是一大奇葩，統(tǒng)治階級都世代一致尊奉開國皇帝趙匡胤立的密碑，碑文云：“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內(nèi)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p>

縱觀歷史，唯只是宋朝基本沒有殺過文人，而只有流放。這是趙匡胤總結(jié)了唐末至五代二百年間戰(zhàn)亂頻仍的歷史經(jīng)驗以后，所作出的英明決策，也是其高瞻遠矚之所在。此誓造就了輝煌的文化復(fù)興。

民國時期也由于政府尊師重教，不干預(yù)學術(shù)自由。以至于北大清華各色大師群集薈萃，有滿清遺民，歸國學者，村野草民，思想碰撞，火花四濺。筆者說兩事以證明政府對待文人的態(tài)度。一是著名文史家劉文典，當安徽大學校長時，蔣介石讓其交出學生共產(chǎn)黨名單，嚴懲罷課學生。

劉文典對之曰你帶好你的兵，我管好我的學生。繼而兩人拍桌大罵，一說“你是學閥”，一說“你是軍閥”，蔣介石怒不過扇了劉文典兩個耳光，據(jù)說劉文典當眾飛起一腳踢在蔣肚子上。最后也只是以“治學不嚴”罪名關(guān)押七天趕出安徽，沒有上綱上線。

其二是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說過一句狠話“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strong>在國破家亡之際，民國政府捉襟見肘，但是仍然決定普及義務(wù)教育，用貸金制度為教育兜底，全面實行公費教育！

（劉文典）

三、思想之獨立，學術(shù)之自由

歷數(shù)三次文化得以鼎盛，歸結(jié)于學者思想之獨立，學術(shù)之自由。完全在沒有既定環(huán)境下的閉門造車，也沒有既定方向之南轅北轍。由于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都是割據(jù)混戰(zhàn)，各種力量對立，從而為思想學術(shù)創(chuàng)造了一片自由的空間，言論自由、著述自由，人們依靠自己的判斷去選取自己喜愛的學說，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和論點。沒有干預(yù)，沒有打擊，只有爭辯，只有痛斥，在辯論中成長，在競說中發(fā)展，同時取長補短，不斷充實和豐富自己的論述，從而造就了一批批震鑠古今的大師！

四、治學嚴謹，愛惜羽毛

能稱得上大師，都是治學嚴謹，用功鉆研，造詣頗深。民國時期由于國家孱弱，不少人以民族崛起為己任，真正的愛國愛家，拋家舍業(yè)，只為學到技術(shù)和學識，報效國家，富國強民。社會責任感和愛國情操，使得大師們一切都是為了傳播知識，造福大眾。

他們愛惜自己的羽毛，不隨便吹噓，不肆意炒作。對于自己的著述，有著嚴謹?shù)倪壿嬐评砗椭螌W考證，實地考據(jù)，史海探索。不道聽途說，不閉門造車。胡適之“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就是例子，不少大師為人清高，不卑躬屈膝，不趨炎附勢，堅持學術(shù)之獨立。再看看現(xiàn)在某些所謂的大師招搖撞騙，四處吹噓，抄襲造假，溜須拍馬，實為沒有脊梁的喪家之犬。

五、知識匱乏，人才偏少

在民國時期，全國識字人數(shù)較少，文盲極多。以至于知識是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里，鶴立雞群，從分母分子來說相對容易出人才。由于西方知識的涌入，人們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較快。一些理論得以全面的系統(tǒng)的搬到國內(nèi)，而這些也是西方多年的知識積累的結(jié)果，所以在民國時期大放光彩也不為過。

在當下，隨著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越來越多的人掌握了技術(shù)和知識。其實我們也是人才輩出，只是分子較多，難以顯山露水。大家水平相當，都是以前那一套，創(chuàng)新不是我們的強項，所以出不來大師。

六、教育自由，高逼格待遇

在民國時期，教育自由，招生自由，學術(shù)自由，公立私立學校并舉。教育是立國之本，政府重視，大力扶持，沒有從制度上限制，只有在財力上的全力供給。教育作為一個強國之路，是終極目標的實施手段，而不是制度體系下的運作體制。

在民國，教授沒有級別，只有待遇上的不同。而當時教授的待遇是一般人所難以想象的。同一個時期教員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的工資是每月銀元8元，雖然這個工資水平拿到湖南老家可以算是高工資了，可是比陳獨秀的工資卻低了50倍。而陳獨秀的工資相當于教育部長。

再舉一個例子：魯迅1913年1月薪俸220銀圓。1916年1月（教育部科長）薪俸300銀圓。1919年，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合買新街口八道灣11號宅院，4000銀圓（一說為3500）。一套典型的三進大四合院，21間坐北朝南的正房，另有幾間廂房。

1923年兄弟失和，魯迅再購阜成門內(nèi)宮門口西三條胡同21號，即今北京魯迅博物館。小四合院，占地400平方米，三間南房三間北房，東西各兩小間廂房，耗資800銀圓，加上改造維修不超過千元銀圓。

高逼格待遇造成了教授不需要卑躬屈膝，不需要拍馬溜須，完全可以思想獨立，學術(shù)自由。

七、教育沒有納入行政序列

在民國了，教育純粹就是教育，沒有行政級別一說。只有教育部很少的行政人員，而大學以及其他教育是完全獨立的。也就是說，只接受財政補貼，不接受行政管制。一切以教育文本，而不是繁文縟節(jié)，會山會海。沒有搞評選，沒有近親繁殖，沒有一言堂。

在那時，沒有教育產(chǎn)業(yè)化，而只有教育舉國化！一切以興盛國家，開化智民為宗旨。教育不是創(chuàng)收單位，教育不是盈利場所。往往大學校長為了職員工資到處奔波，但是不會聽命于資金捐助者。

在那時，教育機構(gòu)不會辦公司。而那時，公司已經(jīng)在全國各地興盛起來，教育不為所動。在那時，學術(shù)敗壞，名譽掃地是多么可恥的事，任何一個愛惜羽毛的教授都不會做抄襲造假的學術(shù)不端行為。

在那時，全部公費，學生不必為學費發(fā)愁，只為了如何學好發(fā)愁。在那時，不必什么專業(yè)都學英語，不比什么都考英語四六級。在那時，沒有什么政治課，只有思想道德教育。在那時，校長不是省部級，不是市局級，不是縣科級。今天在位，為學校服務(wù)，明天走人，可能要再謀職位。不是終身制，不會因為入選“院士”一輩子吃老本，一切都看你的才干，唯才是舉。

在那時，教授可能沒有文憑，教授可能是農(nóng)村孩子自學成才。在那時，教師不要求必須博士畢業(yè)，不要求有研究生學歷；不要求你在什么刊物發(fā)表過幾篇論文；只要你是真才實干之人，真知有用之人。而不是如今拿著不值錢的博士文憑，做出來不值一文的博士論文，或者抄襲造假，在沒人知道的刊物上發(fā)表幾篇豆腐塊就可以評定職稱，騙取研究經(jīng)費。而不是相互吹捧，近親繁殖，擠進院士之門。

綜上所述，民國之所以出了那么多的大師，以至于光芒萬丈，令我們黯然失色，他有著一定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必然。也許有人說，民國時代不是你說的那么好，還有很多腐敗污穢之處。

是的，這話不假。我承認，如果讓人們選擇一個時代，那么人們不會選擇民國時代。那時候有太多的社會問題和經(jīng)濟政治問題。但是我們現(xiàn)在談?wù)摰氖敲駠鴷r代為何出了那么多的大師？而我們現(xiàn)在卻有不少名實不符的“大師”。

我議論的焦點是如何才能在我們時代盡量能出幾個大師，所以對當時的教育反面論據(jù)不予談?wù)?，而只是寫出有借鑒意義的論據(jù)，能夠振聾發(fā)聵，能夠拋磚引玉，那就是我的目的。

有時候我想，何時能夠不再“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那么，國家領(lǐng)導(dǎo)人提出的文化復(fù)興和強國之夢就不再是夢想。

2016年8月10日榆木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