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自訴的取證難、立案難、送達難......如何完善刑事自訴制度？

刑事自訴在當前司法實踐中面臨很多難題，取證難、立案難、送達難等，說到底其實自訴人搜集調取證據困難、法院受理刑事立案證據審查標準高、被告人利用法律漏洞逃避應訴等原因所導致的，涉及自訴人、法院、被告人三方訴訟參與人。完善刑事自訴，需要從這三方著手進行完善。如果無法及時解決刑事自訴維權過程中自訴人遇到的各種問題，刑事自訴很難推進。為此，不少學者從各自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向。

一種觀點認為，可以逐步取消刑事自訴制度。該觀點認為，刑事自訴制度在懲罰犯罪、恢復社會秩序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的優勢正在逐步淡化，與現代公訴制度相比，刑事自訴制度更不利于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偵查機關調查取證能站在中立的地位，具有更加合法有效的方式，公訴取代自訴更加符合犯罪追訴制度的發展規律。因此建議通過逐步改革我國刑事自訴制度，最終取消刑事自訴制度。

另一種觀點認為，刑事自訴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應對刑事自訴制度進行改革。該觀點認為，刑事自訴制度是公訴制度的必要補充。刑事自訴制度在特定歷史時期下形成，從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具區別于公訴的價值，可避免公權力的不作為、被害人的維權無門等等多種價值，且有其存在的必要。這類觀點主張通過對三類刑事自訴案件進行立法調整重構。例如調整“告訴才處理案件”的范圍、縮減“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范圍、完善“公訴轉自訴案件”的程序等方式，對我國刑事自訴制度進行立法重構改革。

我們認為，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需要通過公訴來完成，在公訴機關沒有盡責追訴時，也應當允許被害人通過刑事自訴的方式予以救濟。刑事自訴確有其存在的價值，是對公訴案件的必要補充，也可以對公訴權進行有效監督。但是，當前刑事自訴制度確實存在諸多問題，而改進并不是某一項措施就能根治，需要法律人的共同努力。從辦案實踐的角度看，刑事自訴制度的困難根源在于公權力介入的缺失。

雖然是自訴人提起的刑事自訴，但并不意味著國家權力機關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任由自訴人自行調查、取證、尋找自訴人的地址、法院被動地向被告人送達訴訟文書、法院消極地通知被告人參加訴訟，將刑事自訴等同于民事訴訟。實際上，民事訴訟與刑事自訴有著本質區別，刑事自訴的程序應當有別于民事訴訟。民事訴訟與刑事自訴的重要不同之處至少有兩點：其一，是否可缺席判決不同。民事訴訟中被告可以缺席，法院可以公告送達，可以缺席審判，因此被告往往傾向于主動出庭應訴，以免由于缺席、缺少答辯，處于不利境地；而刑事自訴不能公告送達，不能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審判，法院不能對刑事自訴缺席判決。其二，證據標準不同。民事訴訟采取的證明標準是“高度蓋然性”標準，對原告的舉證能力要求相對較低；而刑事自訴作為刑事訴訟的組成部分，要求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公訴案件證明標準。

刑事自訴體現出來的整體狀態，是自訴人有權利但無能力，有權提起刑事自訴，但無力推進刑事自訴訴訟程序。對于刑事自訴案件，國家機關需要比對待民事訴訟案件承擔更多的責任，以協助推進刑事自訴的訴訟順利開展。

一、降低自訴的立案標準

根據當前刑事自訴的立案標準，刑事自訴立案階段實際上已經對證據是否確實充分進行實質審查，將刑事立案的證據標準幾乎等同于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據標準，只要存在證據不足等情況，就認定為不符合受理條件，裁定不予受理，導致刑事自訴案件受理的難度很高。“自訴案件中法院的庭前審查則是實質審查，法院對于缺乏罪證的自訴案件可不經開庭審理而直接裁定不予受理。”這種立案標準是非常苛刻的，限制了絕大部分刑事自訴人的自訴權，讓刑事自訴權形同虛設。對于并不擁有偵查權和采取強制措施權的被害人個人，要求其在立案時的證據標準即應等同于作出有罪判決時的證據標準顯然是違背刑事訴訟從立案、逮捕、起訴、有罪判決不同證據標準的認知規律。

例如，在宋某自訴季某挪用資金罪的刑事自訴案中，宋某多年來一直向市區兩級公安機關進行刑事控告，控告季某挪用公司資金的犯罪事實，公安機關都認為沒有犯罪事實，不予立案。宋某向檢察機關申請立案監督，檢察機關也認為公安機關作出的不予立案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于是，宋某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法院接受材料審查后認為，宋某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季某存在挪用資金的犯罪事實，因此，宋某的自訴不符合《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人民法院受理自訴案件必須符合下列條件：……（四）有明確的被告人、具體的訴訟請求和證明被告人犯罪事實的證據”的自訴條件，裁定不予受理。

我們認為，刑事自訴立案的證據標準應當予以降低。降低刑事自訴的立案標準，既能震懾被告人，促使他與自訴人通過和解等形式解決矛盾糾紛，又能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的訴權，最大限度地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其一，從權限分工看，法院的立案審理權限，應當主要針對案件證據材料的形式審查，符合立案的證據材料要求，則應當予以立案，對罪與非罪、證據是否充分的實體審理權限在于立案后的審判部門，而不在于立案部門。將犯罪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的審判權交給立案部門并不合適。

其二，從訴訟邏輯看，刑事自訴案件是否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自訴訴求能否得到支持，應當經過刑事訴訟審理，充分審查各種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后，才能進行評判。然而，立案階段無法進行實體審判，立案階段無法對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等證據材料進行審查，無從得出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的實體評判。因此，刑事自訴立案階段就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不予受理，違背訴訟邏輯，未受理、未實體審理又得出自訴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結論，結論難以說服自訴人。

刑事自訴立案的證據審查標準，應該以是否達到立案追訴標準的最低限度證據要求為限度。只要自訴人提供的證據，從形式上初步證明達到入罪標準，即應當受理立案。例如，故意傷害罪的刑事自訴立案中，故意傷害罪的入罪標準是輕傷以上，那么自訴人提供鑒定機構出具的損傷程度為輕傷以上的司法鑒定意見書或者鑒定意見通知書，以及證人證言、物證、書證等其他證據，在形式已經證明達到立案追訴標準，應當予以受理立案。如果只有病歷資料等，沒有損傷程度達到輕傷以上的證據材料，則屬于缺乏主要罪證、不符合立案受理條件的情形。

在潘某自訴江某故意傷害罪一案中，一審法院裁判認為，根據潘菲提供的證據材料，因缺乏罪證，不符合受理故意傷害自訴案件的立案條件。二審法院裁判認為，潘某提交的證人的談話筆錄、損傷程度為輕傷二級的司法鑒定意見書等證據，形式上符合刑事自訴案件的受理條件。至于江某的行為是否構成故意傷害罪，需要經過實體審理后確定。因此，應當予以立案受理。

二、完善自訴的取證制度

當前刑事自訴的法律制度及司法實踐，幾乎完全貫徹了自訴人承擔舉證責任的原則，無視自訴人客觀舉證能力不足的實際情況。在自訴人的舉證責任與舉證能力不足之間，需要填補的是完善的取證制度。既包括法院依自訴人申請調查取證的制度，也包括法院依照自訴代理律師申請的律師調查令制度，還包括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實現自訴轉公訴的制度。這些舉措如能完善就能填補自訴人舉證能力的不足，有助于查明自訴的案件事實，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實，作出符合法律規定的裁判，定紛止爭。

可以優先發揮律師調查令的作用，發揮自訴代理律師的調查取證積極性，由法院出具調查令，讓代理律師將其能調取的證據材料全部搜集齊全；而對于不適宜由代理律師調取的證據，以及代理律師持律師調查令無法調取到的證據材料，則由法院依照自訴人及代理律師的申請進行調查取證。對這些自訴人及代理律師確實無法自行調取、對查明案件事實必不可少的證據材料，法院應當予以調取。在符合自訴轉公訴的條件時，法院也可以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調查取證。

三、增加被告人到案措施

在當前法律規定中，被告人下落不明可以成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裁定中止審理，甚至裁定駁回起訴的直接理由。而法院強制被告人到庭的力度不夠，被告人往往有恃無恐、怠于配合，甚至直接藏匿。該制度變相“鼓勵”被告人通過消極應訴、逃避訴訟的方式獲得“勝訴”的結果，直接導致刑事自訴制度落實過程中遭遇障礙。

例如，在邱某自訴張某、黃某涉嫌重婚罪一案中，幾經波折后，法院才予以受理予以正式刑事立案。但是，自訴案件卻遲遲無法推進，唯一的原因在于，其中一名被告人黃某下落不明、無法送達。法院將證明黃某的聯系地址、聯系方式的舉證責任交給自訴人邱某。自訴人通過多種方式查找，提供了黃某的多個聯系方式、多處可能的住址，然而，法院均表示電話無人接聽，寄送給相關地址的訴訟材料無人簽收做退件處理，無法送達。于是，法院裁定案件中止審理。

無奈之下，自訴人只能花重金委托私家偵探尋找黃某的聯系方式。某一天，私家偵探告知自訴人，黃某將在第二天早上10：30在高鐵站下車。自訴人于是趕緊通知法院，然而，當時已經是法院下班時間，自訴人無法聯系上法官。自訴人第二天又馬上聯系法官，但法官表示信息是否真實可靠無法確認，而且時間過于倉促，無法安排送達程序。此次自訴人花重金換來的被告人黃某行程信息對自訴案件進展沒有任何推動作用。再后來，法官勸說自訴人撤回對黃某的自訴，才可以對張某的刑事自訴繼續審理，但是自訴人基于訴訟策略、訴求的考慮，堅決不同意，于是雙方僵持不下，一拖就是幾年。

在這期間，自訴人堅持不懈地通過私家偵探多方尋找被告人黃某的住址和聯系方式。后來終于獲悉了黃某的確切住址，具體到某小區某房號。于是，自訴人馬上聯系法院，要求法院安排送達。在自訴人的多次交涉、強烈要求之下，法官同意在自訴人、代理律師的陪同下到相關地址送達。按照自訴人及代理律師的本來想象，這次應該可以完成送達，法官根據被告人的地址，找到具體的門牌號，然后敲門進去，告訴被告人，“你因某某案，被起訴到某某法院，這是訴訟文書，請簽收。如果被告人不配合，則直接拍照留置送達。”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現實的場景，與想象的場景大相徑庭。自訴人及代理律師陪同法官到涉案地址送達時，小區的物業公司一個保安人員足以將法官、法警、自訴人及代理律師全部拒之門外，小區保安人員要求經接受拜訪的業主同意才能進入。經過半小時交涉，物業公司保安才通過各種請示，終于同意讓法官、法警、自訴人及代理律師一行人進入小區，但僅僅進入小區，去到物業公司的會議室，卻不允許進入自訴人花巨大成本換來的被告人黃某居住地址。物業公司要求法官自行打電話通知被送達人下樓，或者物業公司幫忙通知，如果業主愿意下樓，業主才自行下樓。自訴人及法官均沒有被告人的有效聯系方式，只能讓物業公司幫忙通知業主下樓。又經過一個多小時，一名自稱目標地址租戶的人下樓了，說他不是業主，也不認識黃某。自訴人要求法官調取小區的業主登記記錄、出入記錄等材料，法官經過半個多小時的溝通交涉等待，終于看到了業主登記表、出入記錄，但只有業主的記錄，沒有租戶的記錄。至此，送達流程結束，沒有任何進展。至于該租戶是不是住在目標房號、黃某是否居住在該地址、該租戶與黃某的關系等，根本無法確認，都只能依靠對方口述，法院送達完全沒有效果。

被告人到案是刑事自訴中訴訟程序推進的前提，無論被告人是否有罪，于情于理于法都應當到庭參加訴訟。自訴人提起刑事自訴后，讓被告人到庭參加訴訟是法院等國家機關的義務，自訴人沒有權力和能力強制被告人到庭參加訴訟。“被害人提起自訴后，為保證訴訟順利進行，公權力仍應與‘私權’相銜接，具體來說就是公權力應當適當補入，對‘私權’予以協助。”可以嘗試建立法院與公安機關的聯動機制，通過拘傳、藐視法庭處罰，甚至拘留等各種措施，保障刑事自訴被告人到案參加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