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昂撒世界“憤青”多？

作者：魏城

如今的老年人回顧一生，可能多數人都會認為，青年時代是他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段，而中年是他們一輩子最悲催的時段，因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壓力大，職場上又面臨著“上升雖無望、躺平又不甘”的瓶頸。

然而，他們有可能是回顧青春美好時光的最后一代人，至少在西方世界。

U形幸福曲線已經不再？

幾十年來，心理學家一直認為幸福感遵循著一條可預測的U形曲線：我們年輕時相對幸福，中年時經歷一段低谷（通常被稱為“中年危機”），然后在晚年反彈。但新的研究表明，這種模式已經消失。相反，幸福感現在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年輕人的幸福感最低，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高。

聯合國委托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愛爾蘭進行了一項調查，根據今年2月發表的這份調查報告，過去10年，在這六個國家，青春時光已不再美好，年輕人已不再無憂無慮，相反，他們的生活滿足感和幸福感大幅下降。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這六個國家都是盎格魯文化圈（Anglosphere）國家。盎格魯文化圈又稱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也就是簡中圈某些人常說的“昂撒”世界。盎格魯文化圈不完全等同于英語文化圈，英語文化圈涵蓋的國家更多，如印度、新加坡、尼日利亞、南非等許多亞非國家和牙買加、巴巴多斯等加勒比海國家，而盎格魯文化圈則是以英語為主要語言、以歐洲裔白人為主體、其文化、法律和政治制度深受英國影響的國家，成員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愛爾蘭這六個國家。

更新的研究發現，這一“年輕人幸福感最低”的現象，集中在盎格魯文化圈國家，并非巧合。2025年全球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5）指出，年輕人心理健康狀況在過去10年的顯著惡化，主要是盎格魯文化圈特有的現象。

2025年全球幸福報告引用了蓋洛普（Gallup）全球民意調查的數據，發現在過去15年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愛爾蘭這六個國家的年輕成年人中，定期經歷“壓力”（stress）和“憤怒”（anger）的比例顯著上升，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年輕人普遍感受到了更多的負面情緒。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其他地區（指歐洲大陸西部國家，如德國、法國、北歐國家等）的年輕人，雖然也面臨一些挑戰，但報告壓力和憤怒的比例基本保持穩定，沒有出現如此劇烈的惡化趨勢。

昂撒世界“憤青”多？這個發現既有趣，又很值得深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兩項研究并不是把盎格魯文化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進行比較，而是與文化、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生活水平等方面頗為相似的西方其他國家進行比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通常被視為更發達的美英等白人英語國家的年輕人，居然比德法這類歐陸國家的年輕人更不幸福？

破碎的“購房夢”

一個說法是，昂撒世界“憤青”多的主要原因是住房。

數據顯示，在過去30年，德國和西班牙的實際房價分別上漲了32%和44%，美國的實際房價則攀升了85%，另外五個盎格魯文化圈國家（英國、愛爾蘭、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的實際房價漲幅更驚人，都超過了200%；至于那些薪少位低的昂撒年輕人，“購房夢”破碎得更慘：自1995年以來，這六個盎格魯文化圈國家中25至34歲人群的住房擁有率下降了20到50個百分點。

這里需要特別講一講昂撒年輕人的“購房夢”。

我在兩個盎格魯文化圈國家——加拿大和英國長期居住過，我的個人體會是：至少在這兩個國家，人們很在乎買房，往往把擁有住房看成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的重要標志。我雖然沒有在歐洲大陸西部國家長期居住過，但我在大多數歐陸西部國家旅游過，至少在巴黎、柏林這樣的大城市，公寓的數量遠遠超過我長期生活過的多倫多和倫敦，這似乎說明巴黎、柏林等歐陸大城市有很多人在租房。

范圍更大的調查數據和實證研究，證實了我自有限的個人體驗而生出的模糊感覺。

先看盎格魯文化圈。研究發現，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愛爾蘭，擁有自己的住房長期以來都被視為“成功”和“成年”的關鍵里程碑。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并受到多種因素強化。首先是文化敘事：在媒體報道、家庭教育和社會對話中，房屋所有權常常被描繪為財富積累、財務穩定和向上流動的象征；其次是資產積累：在這些國家，房地產市場被視為重要的個人財富增值工具，很多人相信“買房是最好的投資”，租房則被視為“給房東打工”，白白浪費錢；第三是情感依戀：“我的家”不僅僅是一個居住空間，更是個人身份、安全感和歸屬感的體現；第四是教育和代際壓力：許多年輕人從小被灌輸“攢錢買房”的觀念，父母也可能為此施加壓力或提供幫助，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子女實現獨立和成功的必經之路。

當盎格魯文化圈國家的現實（高房價、低工資增長）與這種強烈的文化期望和“購房夢”產生巨大落差時，年輕人就容易產生強烈的挫敗感、焦慮和不幸福感。他們可能覺得，即使努力工作，也無法實現社會對“成功成年人”的期望，從而產生一種“被社會拋棄”的感覺。

再看歐陸西部。研究發現，許多歐洲大陸西部國家（尤其是德國、奧地利、瑞士，以及部分法國地區）擁有非常成熟和普遍的“租房文化”。這種文化起源于多種因素，并被這些因素所強化。首先是社會觀念：在這些國家，租房被視為一種完全正常且可接受的居住方式，甚至貫穿一生。租房者不會被貼上“不成功”的標簽，社會對房屋所有權沒有那么高的執念；其次是租金管制與租客保護：許多歐洲大陸國家有更嚴格的租金管制和更強的租客保護法律，這使得租房更加穩定、可預測和經濟實惠，減少了租房者的不安全感；第三是公共交通和城市規劃：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統和合理的城市規劃使得人們更容易在不擁有私家車和房產的情況下享受高品質的生活，也減少了對郊區大房子的需求；第四是投資渠道多元化：這些國家的居民可能更傾向于將財富投入到其他金融產品或商業活動中，而非僅僅依賴房產增值。

綜上所述，即使歐洲大陸國家的房價可能也不低，但由于文化期望不同，年輕人在無法購房時，可能不會像盎格魯文化圈的年輕人那樣感到巨大的心理負擔和挫敗感，因為租房是普遍且被社會接受的選項，他們可能更專注于職業發展、個人生活品質或旅行等其他方面。而盎格魯文化圈的年輕人更不幸福，可能不僅僅是因為買不起房，更有可能是因為“買不起房”與他們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觀（即把擁有住房視為世俗成功的核心標志）產生了劇烈的沖突和脫節。

“迷失的一代”

另一個說法是，昂撒世界“憤青”多的主要原因并非住房，而是孤獨：童年時父母離異，成年后選擇獨居的人則越來越多。

這個說法引述了全球幸福報告的結論：“獨居者比與他人同住者幸福感低得多”，并用數據佐證自己的說法：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現，美國“單親家庭兒童比例居世界首位”；英國兒童事務專員發布的《2022年家庭評估報告》指出，“本世紀初出生的英國兒童中，44%的童年并非在核心家庭中度過，而1970年出生的兒童中，這一比例僅為21%”，英國“單親家庭的比例高于幾乎所有其他歐洲國家”。

確實，全球幸福報告也認為：“獨自就餐的人數不斷增加是美國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之一。”

第三個說法則更強調福利制度在年輕人幸福感中的作用。

雖然盎格魯文化圈的青年失業率并不一定比歐陸西部更高，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甚至明顯高于大多數盎格魯文化圈國家，但這兩個地區的福利制度卻在意識形態理念、制度設計和慷慨程度方面有著顯著的不同。

盎格魯文化圈國家的福利制度通常被稱為“自由主義福利模式”，其特點是福利金通常是“需求測試”且金額較低，旨在作為“最后的安全網”。這意味著，如果年輕人失業，國家提供的福利可能不足以維持體面的生活。因此，許多年輕人（尤其是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更傾向于“啃老”，即依賴父母的經濟支持，包括繼續與父母同住、接受生活費或在購房時獲得大額資助，這種依賴之所以在盎格魯文化圈國家中更為常見，部分原因也是昂撒文化對個人責任的強調，而在某些盎格魯文化圈國家，領取福利甚至可能被污名化，這也會讓年輕人不愿意申請，或拿了福利金后不敢讓朋友知道。

而歐洲大陸西部國家的福利制度通常是“保守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模式，這些國家通常提供更為慷慨的社會保險和普遍福利，失業福利通常與過去的繳費記錄掛鉤，提供更高比例的收入替代，且失業保護更強。由于國家提供的福利相對充足，年輕人即使失業，也可能不需要完全依賴父母的經濟接濟。社會對失業福利的態度也更為開放和接受。然而，這不代表不存在家庭支持，只是相對而言，國家福利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扮演了更核心的角色。

數據顯示，盎格魯文化圈國家的失業福利金普遍低于許多歐洲大陸西部國家。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盎格魯文化圈國家的失業福利通常是“統一的定額支付”（flat rate），而且需要經過嚴格的“收入審查”（means-tested），這意味著無論你之前的收入多高，你失業后獲得的失業金可能都是一個相對較低的固定金額，難以維持之前的生活水平。

相關的研究發現，英國的失業福利金（特別是針對單身失業者）是富裕國家中最低的之一，其收入替代率（即失業金占失業前工資的比例）非常低，甚至低于20%。美國的失業福利金也相對較低，且持續時間有限，這導致許多失業者在福利耗盡后，要么需要迅速找到工作，要么必須尋求其他形式的幫助（包括家庭）。

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失業福利通常是與失業前工資掛鉤的（earnings-related），并且是社會保險體系的一部分，這意味著你之前工作時繳納的社會保險越多，獲得的失業金就越高，這提供了更高的收入替代率，能更好地維持失業期間的生活水平。此外，這些國家的福利體系旨在提供更全面的社會保障，以減輕失業對個人和家庭的沖擊，例如，一些國家還提供額外的住房補貼、醫療福利等。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機構的數據顯示，在失業福利金的“凈替代率”（Net Replacement Rate）方面，許多歐洲大陸國家的表現優于盎格魯文化圈國家。凈替代率指的是扣除稅收和社保繳款后，失業福利金占失業前凈工資的百分比。盎格魯文化圈國家的這一比例通常比較低，而歐洲大陸西部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的這一比例則更高。

第三個說法認為，昂撒文化圈和歐陸西部在福利制度方面的差異，是影響這兩個地區年輕人幸福感差異的主要因素，因為它可以直接決定年輕人在經濟逆境中的承受能力和安全感。

無論哪一個因素更重要，這些爭論至少說明，昂撒世界“憤青”多這一現象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有的時候，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反過來說，歐陸西部國家福利好，也是一把雙刃劍，是導致這些國家經濟競爭力相對較弱的原因之一。當然，我們不能說，青春不再美好，就是一種類似塞翁失馬的“好事”，也不能說，昂撒世界的年輕人幸福感急劇降低、憤怒感急劇上升，就能夠用廉價的“辯證法”，被美化為一件值得慶幸的現象。

英國已經有學者警告說，昂撒世界可能因此產生“迷失的一代人”（a lost generation）。

（作者曾在英國多家知名媒體擔任資深記者、編輯。作者微信公眾號：魏城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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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魏城，曾經在中西著名媒體從業30多年，做過報紙記者、編輯、翻譯、電臺主持人、網站記者、編輯、雜志執行總編輯等工作，出版過三本書，工作過的機構包括《中國青年報》、《星島日報》加拿大版、英國廣播公司、美國《財富》雜志中文版、英國《金融時報》等。2007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的中國中產階級調查系列報道獲得了亞洲出版人協會(SOPA) 解釋報道類首獎。如今退而不休，作為自由撰稿人，為中國《財經》雜志撰寫“魏城看英倫”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