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能帶來現代化嗎？

現代性的起源一直是個謎。雖然人所共知英國是最早通過工業革命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但它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則眾說紛紜，粗略統計下大概不下數十種之多。

傳統觀點強調英格蘭率先運用水力和紡織機、蒸汽機的發明而轉向能源-技術-資本密集；有些學者則強調英國式自由主義理念與新教倫理；還有人認為是英國作為最早的民族國家，其內部精英斗爭所開辟的道路；激進的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中則強調英國的個人主義和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使之在11世紀就變“現代”了。

現在，美國學者詹姆斯·弗農又為此添加上了一個新的解釋：是與“遠方的陌生人”之間的長期貿易和社會互動，為英國帶來了現代化，而現代社會又反過來加強了更大范圍內的流動性，創造出了一個充斥著陌生人的社會。

《遠方的陌生人：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

[美]詹姆斯·弗農 著

張祝馨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7月第一版

英國人當然不是第一個與陌生人共處或交易的群體，但英國所參與或創造的跨越邊界的貿易網絡和技術手段，的確帶來了史無前例的貨物、人口、資本和信息的長距離流動。

亞當·斯密在兩百多年前因此主張，英國人可能是首個居住于“陌生人社會”的群體——這意味著一種社會上人口眼花繚亂地流通的景象，以及不間斷地快速運行和變化的社會。

這本身就為基礎設施的技術革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因為貨物和人的加速移動都依賴交通革命的實現。隨后，這又造成城市規模的急劇擴大，并為了應對陌生人的涌入而催生出各種應對體制。由此，一個現代世界在不斷的沖刷、重組過程中逐漸成形。

按照這樣一個觀點，英國的現代化進程直到19世紀才告完成，不僅因為直至1871年英國才成為“城市主導型社會”（城市人口超過總人口半數），而且大部分強化這種流動性的交通、通訊、法律、社會體制方面的變革，正是到此時才涌現或逐漸完善的。

在此，他并不諱言是受到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的啟發。根據齊美爾的論述，“陌生人”的形象長久以來都扮演著三個重要角色：促進“超地方”貿易（extra-local trade）；提供有關自己途經或移入的社會的客觀評價；助長了更多抽象社會關系的形成。

這種看法本身是基于歐洲（尤其是近代歐洲）的歷史經驗基礎上的，因為近代歐洲迥異于世界其它地方的特質之一，是產業結構以遠途貿易為主，而整個社會結構圍繞這一點進行重組。

在中世紀歐洲以及世界上的所有傳統社會，貿易結構中的絕大部分乃至全部，都只會是地方性貿易，人們的需求在一個很小的地理范圍內就能得到滿足，甚至無須與陌生人打交道。

遠途貿易雖然風險高，但利潤也高，因為通常運載的大多都是對平民而言并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詹姆斯·弗農遺漏的一點是，英國作為島國的地理條件恐怕也是它能在這樣的遠途貿易競爭中勝出的關鍵因素之一，因為它國內市場狹小，注意力放在海外，而海運的成本又遠低于陸地運輸。

齊美爾：“陌生人本來就是一種相當正面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互動形式。”

不過，齊美爾在其著名的《陌生人》一文中，還著重指出“縱觀經濟學的歷史，外地人總是作為商人出現，抑或是商人作為外地人出現”，此外，他強調“陌生人”概念的意義隨著現代性的到來而發生了變化——以前是作為“完整個人”（a whole person）的交往，但在現代城市情境中，“這種互動所采取的是轉瞬即逝的交往形式”。

相比起來，弗農淡化了“遠方的陌生人”作為商人的意味，而將之作為一個一般性的名詞用來指稱所有“他者”（other），不管是英國人在海外遇到的土著，還是在國內的鄉下人、失地工人或愛爾蘭人。

如果說這些都是“陌生人”，那么反過來說，這想必是從一個“都市英國人”（當然，主要是倫敦人）的視角出發的，后者恐怕也是他這一論述中潛藏的主角，因為是他們在遇到“陌生人”時完善了那些技術和社會制度，而不是那些陌生人——陌生人看起來只是提供了某種外部刺激。

我們現代人大多已忘了，在原始的社會形態中，與陌生人共處本身是一件令人恐懼的事。

馬林諾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指出：“土著人對異己群體的基本態度是敵視和不信任，每一個陌生人都是敵人，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民族志特征。……像一切特殊、反常的事情一樣，要解除這個對陌生人的習慣性敵意，必然要靠巫術予以肯定和幫助。”

猶太教經典《塔木德經》甚至說“永遠不要在夜晚和陌生人打招呼，或許他就是魔鬼。”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曾在研究南美洲印第安人社會后概括認為，原始部落解決陌生人難題的策略有兩種：“吃掉陌生人”（食人或同化策略）、“吐出陌生人”（把他們聚集起來驅逐出境）。

在拉丁語中，“陌生人”（hospes）和“敵人”（hostis）這兩個詞是從同一個詞干派生出來的；就像英語中的“陌生人”（stranger）一詞的詞根也仍留有“古怪的”這一層意味。

不難設想，在這樣的社會觀念下，一個群體與陌生人之間的互動很難達成互信互利，而他們彼此關系的建立往往也是依靠巫術和政治聯盟，而不是經濟關系。

因此，僅憑“遠方的陌生人”恐怕是無法自動催生現代化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現代社會為何偏偏誕生在此時此地，既然古希臘、古羅馬也早已和陌生人打交道，甚至印度洋貿易體系、東亞朝貢貿易也都盛行已久，卻無法從中分娩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弗農《遠方的陌生人》雖然主要是為了解釋英國如何變成一個現代國家，但他也認為“與陌生人打交道”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處境，這使他在解釋英國現代社會起源的問題時，避免了麥克法蘭那樣帶有幾分沾沾自喜的“英格蘭例外論”，但也給自己造成了一種難以解釋的困境：如何解釋其它群體沒能通過這種與陌生人的互動自發進入現代化？

中國人把東來的洋人稱為“洋鬼子”或“番鬼”、“鬼佬”，在戲謔中隱含著對陌生人的恐懼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至少這是極難的。如果說西方早在兩千年前的古羅馬時代，在羅馬法的精神中貫注著“人與人之間是陌生人之間的契約責任關系”這一點，那么中國社會則恰恰相反。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得很清楚：“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所以得講個明白；還要怕口說無憑，畫個押，簽個字。這樣才發生法律。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這不是見外了么？’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

只有陌生人之間才需要清晰界定彼此的權利和利益，并以法律作為彼此關系的準則，其影響所至，英語中的姻親關系也都要用“in-law”（法律意義上的）來表示，如女婿是“法律意義上的兒子”（son-in-law）；而中國人則是倒過來，對陌生人也要建立擬親屬關系——和母親同輩的都是“阿姨”，套近乎時叫聲“哥”也能拉近幾分距離。

因此，與陌生人的相遇并不必然導致現代社會的出現，也不一定催生一系列法規和抽象體制，至少中國人的傳統策略是將之納入原有的同心圓社會關系網絡中，并以禮法等級而非法律來界定管理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

在我看來，關鍵之處并不是與“遠方的陌生人”之間的接觸互動本身，而是以什么方式進行接觸互動，與陌生人的交往本身最多是達致現代化所必要但不充分的條件。

弗農強調“現代性不是義無反顧流向大海的河水，而是一條車來車往的公路，沒有人知道每輛車從何而來，又去向何方”，但問題是，他所描述的這樣一個景象，本身就需要一個自由的市場機制作為支撐。

他強調了“陌生人”的流動，但實際上，貨物、資金和信息的流動至少同樣重要——早期資本主義便是帶著資金到陌生之地，組織陌生人為不同市場生產貨物。這意味著一個依賴遠途貿易且城市主導的經濟體不斷自我更新，而這或許才是現代社會生發的動力機制。

弗農認為，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重組只是現代性所引發的后果（effects），而不是通常所認為的起因（causes），這不無道理，但他將陌生人互動視為“起因”，卻也可能是“后果”。

因為日益增加的流動性本身就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體現，但難說就是它帶來了現代化，兩者最多是相互強化的關系。這就像黃仁宇一直鼓吹“數目字管理”，斥責傳統中國社會未能做到這一點，但問題在于：實現“數目字管理”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

當然，這本書非常簡潔且精彩地描述了英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那種不斷加速的流動性，也正確地強調了“遠方的陌生人”是一個重在流動的“過程”，這使人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將注意力在時空上都大大超出了近代英國的范疇，進而意識到那是一個不斷增長變化的進程。

確實，流動性是現代世界的普遍特征，但我們仍須回答的是：如果是這樣，那為何是英國率先進入現代社會？它又是怎么流動起來的？這恐怕還是得追溯到英國與西歐社會自身的內在驅動力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