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景區占道收費再談權力、規則、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說完了順民對無人機拍攝的服從性測試，再談談國道收費的事～因為這也是另一種順民的測試機。

其實，當我們談論規則與法律時，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規則的存在本是為了服務人，而不是人為了服務規則。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常常看到這一關系被顛倒。

扎尕那的國道上，景區設置收費卡口的行為明明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法》，卻能夠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和辯護。這種支持的理由聽起來似乎很充分：有省級部門的批準，提供了便民服務，甚至還"仁慈"地規定了三小時內通過的車輛可以不收費。但問題的本質在于，這些理由能否改變一個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質？

法律作為社會契約的最高體現，其權威應當超越任何地方性或部門性的規定。當我們允許省級部門的批準成為違反國家法律的借口時，我們實際上是在默許一種危險的權力僭越。這種僭越不僅損害了法律的尊嚴，更從根本上動搖了法治社會的根基。如果一個地方的行政部門可以隨意突破國家法律的規定，那么法律就不再是社會共同遵守的準則，而變成了可以隨意變通的工具。這種變通的背后，往往是地方利益或部門利益在驅動，而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

更令人深思的是公眾對這種行為的反應。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為明顯違法的行為辯護？這可能源于人們對權威的盲目信任，也可能是出于對規則的習慣性服從。我們生活在一個規則無處不在的社會中，從出生開始就被各種規則所包圍：家庭的規則、學校的規則、工作單位的規則、社會的規則。這種長期的規則化生活環境，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一種對規則的依賴性思維。我們習慣于遵守規則，甚至不再去思考規則本身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這種習慣性服從的心理機制十分復雜。一方面，規則確實給社會生活帶來了秩序和可預測性，使人們能夠更好地規劃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過度依賴規則也會導致個體獨立思考能力的退化。當我們遇到一個新的規則時，第一反應往往是遵守而不是質疑。這種思維定式使我們很容易成為規則的奴隸，而不是規則的主人。

在扎尕那的例子中，支持收費的人提出的理由反映了一種典型的工具理性思維：既然景區提供了服務，那么收費就是合理的。但這種思維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提供服務是否就能賦予一個主體違法的權利？顯然不能。就像一個小偷不能因為把偷來的錢捐給慈善機構就使偷竊行為變得合法一樣，景區也不能因為提供了服務就獲得在國道上違法設卡的權利。

這里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法律原則：程序的合法性。一個行為即使其結果看起來是好的，但如果實現這個結果的過程是違法的，那么這個行為本身也是不可取的。法治社會的核心就在于對程序的尊重，因為只有通過合法程序產生的結果，才能保證其公平性和正當性。

三個小時內不收費的"恩賜"思維更是暴露了一種權力認知的錯位。國道是國家的基礎設施，其使用權屬于全體公民。一個景區管理方有什么權力"恩賜"公民使用本屬于自己的道路？這種思維方式的背后，是一種封建式的權力觀：將本應服務于公眾的權力，異化為統治公眾的工具。

這種現象在全國范圍內并不罕見。在西藏卡若拉冰川，當地人在國道上向游客強行收費；在瀘沽湖，省道307被設卡收費；在通往哈巴雪山的路上，虎跳峽所在的省道230也被強行收費。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在于：都是利用公共道路資源進行非法收費，都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都形成了某種程度的"慣例"。

這些"慣例"的形成過程值得深思。當一個違法行為長期存在而未被制止時，它就會在人們心目中逐漸獲得某種"合法性"。這種"合法性"不是來自法律的規定，而是來自時間的積累和習慣的形成。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因為它使違法行為通過重復執行而獲得了表面上的正當性。

公民對這種現象的默許和接受，反映了一種深層的權力關系。福柯曾經討論過"規訓權力"的概念，指出現代社會的權力不僅通過強制手段實現，更通過塑造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來實現。當人們內化了這些不合理的規則，甚至主動為其辯護時，權力就完成了最徹底的統治：讓被統治者自覺地接受統治。

這種內化過程往往是無意識的。通過長期暴露在某種規則環境中，人們逐漸將這些規則接受為"理所當然"。比如，當一個人多次在國道上遇到收費卡口，他可能就會認為這是正常的；當他聽到很多人都為這種行為辯護時，他可能就會懷疑自己的判斷；當他看到政府部門沒有制止這種行為時，他可能就會認為這是被默許的。通過這樣的過程，一個明顯的違法行為就在公眾心目中獲得了某種"合理性"。

這種心理機制的可怕之處在于，它使人們成為了不合理的規則的同謀。我們不僅接受這些規則，還主動維護它們，甚至批評那些提出異議的人。就像在扎尕那的例子中，那些收費的支持者指責反對者"沒有道德"。這種道德話語的挪用尤其值得警惕，因為它將法律問題轉化為道德問題，從而掩蓋了問題的實質。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哲學問題。雖然法律往往反映了一定的道德觀念，但法律并不等同于道德。一個行為可能是合法的但不道德，也可能是道德的但不合法。在國道上設卡收費的例子中，支持者試圖用道德話語（提供便民服務）來為違法行為辯護，這種論證方式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何況以上這些國道收費的例證，既不合法也不道德。

更重要的是，這種論證方式反映了一種功利主義的思維：只要有財政收入，手段可以不擇。這種思維的危險性在于，它為實現目的可以不考慮程序的合法性，從而為各種違法行為打開了方便之門。如果我們接受這種思維，那么任何違法行為都可以用"為某某好"來辯護，法治原則就將名存實亡。

公民對規則的服從性也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適度的服從是社會運轉的必要條件，但過度的服從就會導致奴性。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的是有批判精神的公民，而不是盲目服從的順民。批判精神并不意味著反對一切規則，而是意味著對規則保持理性的審視：遵守合理的規則，質疑不合理的規則。

然而在現實中，培養批判精神面臨著諸多困難。教育體系往往強調服從而不是質疑；工作環境往往獎勵順從而不是創新；社會環境往往鼓勵從眾而不是個性。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很容易形成一種習慣性服從的心態，甚至對那些明顯不合理的規則也缺乏質疑的勇氣。

這種心態的形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對沖突的回避。質疑規則往往意味著與權威的沖突，而大多數人天生回避沖突。我們寧愿接受一個不合理的規則，也不愿意面對質疑規則可能帶來的麻煩。這種回避心理使我們在面對明顯不合理的規則時選擇了沉默，甚至主動為其尋找合理化的解釋。

在國道上設卡收費的例子中，我們就能看到這種合理化機制的運作：省級批準就成了"合法"的理由，提供服務就成了收費的借口，三小時免費就成了"仁慈"的證明。通過這些合理化機制，一個明顯違法行為在人們心目中變成了可以接受的行為。

要打破這種思維定式，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權利與義務的關系。權利不是由上而下的恩賜，而是公民與生俱來的資格；義務不是單向的服從，而是權利的對等物。當我們談論公民的權利時，我們指的是那些不需要任何人批準就自然擁有的資格；當我們談論公民的義務時，我們指的是為了維護社會共同利益而需要承擔的責任。

在國道上自由通行的權利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這個權利來自法律的規定，不需要任何景區或地方部門的"恩賜"。相反，景區或地方部門有義務遵守法律，不得侵犯公民的這項權利。這個關系不能被顛倒。

法治社會的建設需要每個公民的共同努力。我們不能指望權力會自動約束自己，也不能指望不合理的規則會自動消失。改變需要從每個公民的法律意識覺醒開始，從對不合理規則的質疑開始，從對合法權利的維護開始。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反對一切規則。規則是社會運轉的必要基礎，但我們需要區分合理的規則與不合理的規則，合法的規則與非法的規則。合理的規則我們應當遵守，不合理的規則我們應當質疑，非法的規則我們應當反對。

回到國道上設卡收費的例子，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收費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法律尊嚴和公民權利的原則問題。我們反對的不是收費本身，而是違法的收費；我們維護的不是個人的利益，而是法律的權威。

我們要記住：法律的尊嚴需要每個公民來維護，法治的社會需要每個公民來建設。如果我們今天對國道上的違法收費保持沉默，明天就可能面對更多的違法行為；如果我們今天為違法收費辯護，明天就可能失去更多的合法權利。

權利與義務、規則與法律、服從與批判，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實際上深刻地影響著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需要在這些概念之間找到平衡點：既要遵守合理的規則，又要保持批判的精神；既要履行公民的義務，又要維護自己的權利；既要尊重法律的權威，又要監督權力的運行。

這個平衡點的尋找并不容易，但它值得每個公民努力。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一個既有序又自由、既穩定又開放的社會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法律不再是束縛人的枷鎖，而是保護人的盾牌；規則不再是統治的工具，而是服務的工具；公民不再是被動的服從者，而是主動的參與者。

這或許就是法治社會的真諦：不是簡單地"依法治國"，而是建立一種法律至上、權利本位、權力受限的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每個公民都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而不是被規則豢養的奴隸。

2025.8.23 3:47 于大理鶴下草堂

冷月的詩和遠方

身邊的朋友總是和我說，真的好羨慕你們這樣的人。能夠自由自在的享受生活，去經歷、去冒險。

可我也總說自由的美好，我還沒感受到。為了詩和遠方，我放棄了生活，去追尋，去尋找。常常緊衣縮食，遭遇失溫，落石，獨行是家常便飯。

但那里有純潔的朝露，那里有已逝的熱土。我總是兩手空空，因為我觸摸過所有。折桂而來，迷情而往。這是獨行者的悲哀和幸福。

經得起這孤獨的詩，耐得住這悠長的路，拋的下世俗與紅塵苦樂，才到得了屬于你自己的詩和遠方。

▌冷月的哲學之詩▌

這世界的和弦流淌

一曲曲平凡與高尚

一幕幕生存與死亡

大魚飛揚 在天地的光芒中

麥浪聲響 于自由的守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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