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女性受害者多，只是因為體力弱？

有位讀者來找我，說他不同意我的觀點，認為我不該只是討論“家暴受害者為什么多是好女人”，因為在他看來，家暴受害者不分男女，“只有好人壞人，并無男人女人”，“暴力的受害者幾乎都是好人，這 跟男人女人沒關系，不過女人體力弱勢，才是造成女方受害多的原因。”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給我轉發了一篇“家暴中受傷的男性”的文章，主旨是認為冷暴力、語言暴力也是暴力，男性在家庭中受傷的并不少，只不過好人常常一再忍讓。

看來，在他眼里，家庭就是一個權力博弈無所不在的修羅場，誰是好人，誰就會被欺負：“ 就像《讓子彈飛》里面姜文的臺詞，好人就該讓人拿槍指著。無論男人、女人，多數畏威而不懷德，欺軟怕硬。”

對男性而言，這套說辭確實相當具有吸引力，因為這給了他們一種自我正當化的心理寬慰：“我不是壞人，畢竟我也可能是家暴受害者。女性確實受害者更多，但那僅僅是因為她們力氣不如男人而已。”

這樣的說法，其實我聽到過不止一回，總覺得哪兒不對，但一時還不知怎么反駁，這一次我決定認真想一想，它的問題到底在哪里。

首先，最明顯的一點，這種說法暗示，身體暴力（多由男性實施）和語言暴力、冷暴力（多由女性實施）是“等值”的，造成的痛苦也一樣，然而問題恰恰就在這里：這真的一樣嗎？

冷暴力無法造成受害者骨折、直接致人于死地，它盡管也會讓人精神抑郁難受，卻通常不至于像挨打那樣喚起一種恐懼的身體應激反應。把這些不同的暴力劃等號，恰恰證明這么說的男性根本不能共情女性遭受家暴時的那種恐懼感。

否認家暴中的性別因素，只強調道德上的善惡、力量上的強弱，事實上是在搶占道德資本，這樣，女性不再能由于身為家暴受害者而被視為更為善良的一方。事實上，這樣的話隱含的意思就是：“女性并不更善良，她們只是打不過而已，她們的語言暴力也是暴力。”

更關鍵的是：將這些予以混淆等同的說法，實際上常常正是男性施暴者將自身行為合理化的重要話術。家暴男通常都不認為自己動手有什么錯，還會振振有詞地說，那是因為妻子先開口罵了——他們動手打人往往是因為“說不過就上手”。

有時，他們甚至認為對方罵才更可恨，打人反倒是“正當的回應”，至少是雙方扯平了。我在大學里就聽說這樣一件事：一個老家東北的學生對一個南方同學拳打腳踢，因為他說“南方人嘴真臟”。顯然，他心底里覺得對方的語言攻擊比自己這樣下手更過分。家暴男的邏輯也是如此。

雖然那些主張“家暴不分男人女人，只分好人壞人”的，有的是并未對妻子家暴、反倒遭妻子凌辱的丈夫，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們實際上認同的卻是家暴男一樣的邏輯，并且由于自居為受害者而更難反思自己這一立場。

當他們否認女性遭受家暴是因為性別因素時，按理來說，那么既然同為受害者，“好人應該支持好人”，去譴責那些家暴男而聲援遭受暴力對待的女性，但他們卻自動做出一個防御性的反應，那意思是：“不要因為家暴的施害者是男性而牽連我，我雖然是男性，但我也是受害者，是好人。”

也就是說，此時他們又認為性別因素是重要的，唯恐自己因為男性身份而被看作是壞人——這是一種自憐，這個“好人”關心的不是“好女人”的痛苦，而是他自己的處境，說不定還認為自己的痛苦不亞于對方。這或許是又一個很好的例證，證明同情心是一個有力量的人才能具有的品質。

如果家暴和性別因素無關，女性受害者多只是因為體力弱，那就無法解釋家暴男為何不打外人，而只針對特定對象，畢竟體力不如他的多的是；當然也不能解釋地區差異：根據常識，文明發達地區的男性同樣體力優于女性，但像在上海，家暴現象少得多，因為社會普遍認為“三等男人打老婆”（只是舉例，無意標榜上海如何文明發達）。

因此，在這種說辭的背后，隱含著這樣一層意味：家庭暴力類似于一種自然現象，兩性之間的體力差異客觀存在，而體力強的不可避免就會控制不住欺負體力弱的，仿佛這是不可改變的“自然之理”。這種想法好比你去問一個惡霸，為什么要霸凌自己，他答：“不為什么，因為我力氣比你大。”

在此，人際互動被簡化為僅有權力維度上的強弱之分，而這種社達主義的叢林法則，常常就與一種有毒的男性氣概緊密相連。家暴當然和男性氣概有關，因為暴力正是權力支配的終極武器，相較而言，“女性氣質”則通常被認為是“去暴力化”的——當然也有家暴丈夫的女人，但耐人尋味的是，她們的公眾形象更接近于“男人婆”。

否認兩性的差異，其實本身就源于一種男性本位觀。許慧琦在《“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1930年代》一書中指出，近代中國盛行的大敘事，“清一色都是男性本位”，即便涉及女性解放也不例外：

男性本位觀的女權思想鼓勵女人做男人從事的事，到男人主宰的社會場域活動，卻不會相應鼓勵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發展良好的女性化氣質。一言以蔽之，男性本位觀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類男人”的心態。

翻譯一下，“只有好人壞人，并無男人女人，家暴受害者多只是因為女性體力較弱”，也隱含著這樣一層意思：“男人是人，女人只是體力較弱的類男人。”由此，它否認了女性特質，因為據此理解的人性，其實就是男性。

這一理解所立足的那種叢林社會的權力博弈，實質上正是男權文化的可靠特征。這種想法絕非偶然，而與中國社會的文化結構有著莫大的關系，因為在幾千年的歷史上，在中國家庭內部要捍衛自己的利益，權力地位幾乎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這就是為什么“宮斗”劇那么盛行。在這樣的封閉結構下，談不上現代權利，因為“斗”是零和博弈，只有“我強你弱”。

女性要不至于遭到家暴，前提是男性克制使用暴力。在西方的文明進程中，騎士文化將女性的青睞視為榮耀的來源，而紳士風度將“女士優先”視為一種文明修養的必要組成部分，這未必是現代意義上的兩性平等，但至少“女性不是暴力實施的對象”這一點已被內化，而現代法治基礎上的權利觀念則進一步確保了女性的人身安全。

不得不承認，在我們的文化傳統里，缺乏這樣的思想資源，女性在家庭內部是否受到善待，取決于大家長的善意，但即便是“君子”，也認為女性就像未成年人一樣，有必要加以“管教”，沒有什么特定的文化規則制約著男性不能對女性動用暴力，只有無窮無盡的權力博弈。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會面對這樣的現狀，也是為什么女性會更樂于擁抱“文明”和現代性，現在的問題是，男性也應該跟上了，那個造成無數痛苦的醬缸并不值得留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