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和圣戰，日本教科書里潛藏的幽靈

泓睿達原創384，本文3600字。

這幾天，女兒參加高一入學軍訓，累得每頓飯只吃三四塊錢面包，她媽媽緊張得每天盯著學校飯堂小程序，叮囑女兒“每頓至少要吃兩個菜！”

30年前，我們讀高一時，已經要訓練隊列、整理內務，記得當時軍營里播得最多的是《在太行山上》《長城謠》《英雄贊歌》等歌曲，絕大部分都是抗日戰爭主題。再往前，可以把軍訓傳統追溯到建國初期的50年代，軍訓不是簡單的站軍姿、曬太陽、煉吃苦，而是讓一代一代青年樹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意識。

十年前，我們國家將每年9月3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并在國慶閱兵的基礎上增加了紀念抗戰勝利閱兵，這個日子的早上9點18分，是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的時間。

紀念這個日子，除了“我不忘”外，還有“警告你”的意義，因為日本想翻篇兒。

其實說日本想翻篇也不對，真要翻，日本政要就不會一再祭拜靖國神社。有一種觀點，都過去那么久了，為什么還要念念不忘追著人家道歉？

《菊與刀》的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在書的最后寫下這樣一段話:

“現在，日本人已經意識到了軍國主義的失敗，但他們的好戰之心并不會完全消失，他們還將繼續關注軍國主義在其他國家的動向，如果這些國家成功了的話，必將再次點燃日本的戰爭狂熱。如果軍國主義在其他國家也失敗了，日本就會像世人證明，自己已吸取了教訓，并認識到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絕不是通往榮譽之路。”

本尼迪克特的意思不是日本可能往壞和好發展的兩種方向，實際上，日本只有一種方向，盯著世界的風向，要么再次狂熱，要么潛藏起來。

我想結論就是，日本不是要翻篇，是要翻盤。

不悔罪，想翻盤的原因有三條。

一，承認戰爭錯誤，但不承認目的錯誤，侵略東亞各國的目的是為國家劃等級，要求各國各安其位。

二，悔罪的對立矛盾。悔罪雖然能讓世界滿意，但會讓天皇神道的日本陷入崩潰。

三，報復正當性思想根深蒂固。你比我強和你比我弱都具有報復正當性，前者通過報復易位，后者通過報復定位。

在是否悔罪這個問題上，不能看一兩個日本政治人物在一兩次國際場合的表態，核心標準是將這段歷史穩定的書寫在教科書里，具有明確的是非觀點，進而穩定教育后代，你教育國民的態度才是你對待侵華戰爭的真實態度。

比如1977年日本文部省將一本數百頁的標準歷史課本中關于二戰的章節刪減到只剩下6頁，只剩下美國轟炸東京和廣島的照片，以及日本在戰爭中死亡人數，但日本對其他國家造成的傷亡和暴行只字未提。一位日本歷史學家曾在其起草的教科書底稿中表述“日軍占領南京，殺死了無數中國士兵和平民，這一事件被稱為‘南京大屠殺’”。后被審查者修改為“經過與中國守軍的激烈戰斗，日軍占領南京，并殺死許多中國士兵和平民，該事件后來被稱為‘南京大屠殺’”。“無數”降格為“許多”，增加“激烈戰斗”，暗示南京大屠殺是在中日兩軍激戰過程中發生的，卻隱瞞了占領南京后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單方面屠殺平民的事實。審查者還要求刪除日軍侵害婦女的表述，聲稱“侵犯婦女事件在人類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每一場戰爭中都發生過，并非日本軍隊獨有的行為，無須在教科書專門提及。”

為什么日本拒絕悔罪？因為他們只是對稱霸方式和形勢評估的承認錯誤，包括戰線太長、短期內樹敵太多、中國的頑強出乎意料，但絕不是“圣戰”目的出了錯。其認為通過“圣戰”打造“大東亞共榮圈”的目的始終是對的，這個觀點也不僅僅是軍部認可，而是從天皇到軍隊，再到平民的國家共同意志。投降本身也是自我糾正的選擇，是及時止損，是另選它途，而不是被迫投降。

他們有三點支撐其“圣戰”的正當性。

第一，各安其位

日本人認為只要各國有絕對主權，國際秩序就會混亂，有必要通過戰爭建立新的等級秩序，使每個國家都在這個等級秩序里處于適合的位置，“進入”中國是為了幫助落后的鄰國兄弟，共同進入“大東亞共榮圈”。

1942年，日本陸軍一位發言人在論述大東亞共榮圈時說“日本是兄長，東亞各國是兄弟，各被占領區的人們要清醒認識到這一點。如果對被占領區的人們過分關心，會讓他們產生依賴心理，進而對我們要求更多，這將影響我們對他們的統治。”換言之，兄長知道哪些事對弟弟有益，弟弟要完全聽從兄長安排，打你別還手，做到“各安其位”。

這種哥哥管理弟弟的思想源于日本人家庭形成的等級觀念，然后運用到國內經濟政治生活，再形成外交和戰爭觀念，即家族長輩對后輩的強迫特權。公元7世紀以來，日本人一直將等級制作為生活準則，他們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和制度，包括模仿中國的長安建設奈良城，制定日本的官階制度，但他們沒有引進科舉制，官位被按照等級授予了世襲的貴族和封建領主，從德川家康開始形成里天皇、將軍、大名、武士的嚴格等級制度，又在中國社會分層的士、農、工、商中再劃分出賤民，專門從事垃圾清理，掩埋死囚等禁忌職業。日本人希望把“各安其位”的等級思想以戰爭方式推廣到其他國家，卻遭到了強烈的抵制。

第二，天皇神性

日本發動圣戰的動力來源于天皇作為天照大神后代的神的屬性。

首先，1868年明治維新運動成功實現“王政復辟”，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進一步強化了神的屬性。與中國不同，日本歷史上從古到今只有一個皇室，而我們經歷了三十六個朝代更迭，每一代架空天皇的幕府都沒有取而代之、黃袍加身的勇氣，這就讓天皇成為了日本人的唯一信仰。

其次，日本沒有接受中國“仁”的觀點，我們從春秋開始就建立了仁是忠孝先決條件的制衡皇權理論，如果皇帝不仁，他就可以被推翻，但在日本不行，天皇沒有必須仁的先決條件，對天皇的忠孝是無條件絕對服從，這就產生了絕對主義、極端主義的土壤，一旦戰爭機器啟動，就沒有有效的剎車機制。

再次，明治維新后，天皇繼續隱居幕后，不親自管理政府和軍隊，也不親自頒布政令，而是通過精心挑選的大臣執掌政務。但你不能簡單理解為他是象征性元首，他不過問世俗事務而專注保留神性，并不代表他對世俗事務沒有影響力，日本的首相更換頻繁，因為他們缺乏神性，所以只要派別不同，就很容易在斗爭中倒臺。但是天皇承接了所有日本人忠孝的具體指向，他像螞蟻帝國的蟻后，不過問世俗事務但對所有人有絕對權威，螞蟻帝國的唯一機制就是在絕對忠誠之下不斷復制群體，并不斷擴張。

最后，天皇神性對臣民的影響通過兩種方式實現。一是臣民以實際行動直接報答天皇，為天皇分憂，二是通過服從大臣傳達下來的天皇命令間接效忠。前者比如1945年天皇發布御令終止戰爭，所有日本人，不論是在滿洲還是在爪哇等地前線指揮官，包括東條英機都不再反抗。在頒布以前，其實日本頑固派還圍困皇宮試圖阻止天皇宣布停戰，但御令一發出，幾千上萬公里外的日本軍隊就全部停止戰斗了，仿佛螞蟻軍團嗅到蟻后發出的某種氣味指令。這說明日本并不認為是美國打服、打趴、打殘了他們，而是他們遵照旨意停戰，以便讓天皇安心、為天皇分憂，這是天皇神性的體現。

另一個例子，是在和平時期的一次軍事演練中，帶隊軍官下令，沒有他的許可任何人不準喝自己水壺里的水，要求士兵在極其惡劣環境下急行軍六十英里，訓練當天就有二十多人倒下，五人喪命，最后打開這些士兵的水壺，他們竟然一滴水都沒喝，這是士兵們認為“軍官的命令秉承了天皇的旨意。”稍微有點腦子，都會想到天皇并不會管到士兵能不能喝水那么細，但在等級制和天皇神性雙重影響下，造就了不問對錯、絕對忠誠的帝國機器。

第三，報復正當

日本是一個極其壓抑本性的民族，對于在南京大屠殺中表現出來的毫無節制的殘忍，有兩種觀點解釋。

一種是報復平衡論。中國人把別人對自己的侮辱和誹謗看做小人之舉，認為是道德水準低下人做的事，往往不屑于回應，而日本人認為珍視自身名譽是衡量一個人道德品質的重要標準，當受到侮辱時進行回擊并不算侵犯別人，相反是在清算舊賬，必須采取一切手段，直到完成報復后才能恢復平衡。在這種睚眥必報性格之下，菲律賓、中國被認為曾經冒犯過日本的國家，在日本人從小受教育階段都被渲染了仇恨，侵略戰爭開始后這些國家的國民都遭到了殘忍的屠殺。

另一種是報復轉移論。等級制度之下，士兵按照軍銜等級的高低，對低位階的士兵具有羞辱和虐待的權力，日本士兵被迫給軍官洗內褲，或是順從的站著被上級打耳光直到鮮血直流。這些權力最小的人一旦到了其他國家，他們掌握里更低位階人群的生殺大權時就會極具虐待傾向，平時壓抑的人性找到了發泄口。同時在接受的教育中，日本人將侵略其他國家的人口視為低于人類平均水平的物種，殺死他們就像捏死一只臭蟲或殺掉一頭豬一樣，并沒有道德壓力。

而報復的正當性，還是來源于他們發動“圣戰”的出發點，讓“大東亞共榮圈”之內各個國家“各安其位”。一名日本上將曾說“我去前線并不是與敵人作戰，而是懷著撫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國”。但是日本軍隊在中國遇到了頑強抵抗，我來幫助你你卻反抗我，所以他們對中國的報復就獲得了正當性。

各安其位，天皇神性，報復正當，構成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理由。今天我們紀念這場一百年前發生的民族災難，既是鑒往知來，更是警鐘長鳴，因為日本還沒有在教科書里像德國人那樣正確對待歷史，正確教育后代。

參考資料:
1.《菊與刀》魯思·本尼迪克特
2.《南京大屠殺》張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