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活在資源富國幻象中的“下一個大國”

印尼常被稱為“下一個大國”，是有原因的。

印尼橫跨太平洋與印度洋，掌握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馬六甲海峽。對美國、中國、日本來說，印尼的地理地位都極為重要。誰能與印尼合作，誰就能在海上貿易和能源運輸中多一張牌。

印尼是 G20 成員，東南亞第一大經濟體，GDP 占東盟總量約 40%，且長期保持 5%左右的年增長率。

印尼擁有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鎳礦儲量，它是全球最大棕櫚油生產國，也是全球前列的煤炭、天然氣出口國。鎳是電動車電池關鍵原料，在能源轉型和新能源產業鏈中，印尼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更關鍵的，印尼擁有2.8億的人口，僅次于中印美，列世界第四。而且它的人口結構極其年輕，中位年齡不到 30 歲，這意味著印尼不僅勞動力充足，而且消費潛力巨大。

以上這些優勢，怎么看都是老天爺賞飯吃，因此投資者對印尼期待甚高，常將它稱之為“下一個大國”，將其視為未來的中國+印度的結合體。

可是擁有如此潛力的印尼，卻在25日因為示威活動中的一位網約車司機之死，而迅速引發大規模全國性的示威潮，成為自1998年“改革風暴”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動蕩之一。

印尼以這種方式成為國際熱點，頗為尷尬。那么說好的下一個大國呢？外界期待的中國+印度的結合體？印尼到底配不配得上呢？

這次事件揭開了印尼的遮羞布。

1998年起進入后蘇哈托時代后，印尼出現過幾位一心搞經濟的總統 ，在經濟上也有明顯起色。這就是數據上所呈現的，印尼GDP長期保持 5%左右的年增長率，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仍逆勢上揚，令世界刮目相看。

因此表面看來，印尼經濟增長強勁，理應步入發展快車道。可是你要理解，印尼經濟強勢發展的邏輯是什么？

是消費結構升級、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抑或是優化制度環境、減少腐敗和尋租，或是加強國際合作？

答案都不是，而是賣資源。

印尼有鎳、錫、鋁土礦、煤炭、銅、金、天然氣、棕櫚油...幾乎應有盡有。后蘇哈托時代的印尼通過自身的天賦異稟，大量出口資源。它是世界第一鎳礦儲量和產量國，占全球40%以上。還有棕櫚油，全球一半以上產量在印尼。

并且印尼也不傻，早年它早年大量出口未加工的鎳礦石、鋁土礦、原煤。后來發現這樣只能賺白菜價，真正的利潤都給進口國拿去了。于是印尼開始逐步禁止原礦出口，要求必須在印尼境內進行初步加工。這樣一來，外國投資者就必須在印尼建廠煉礦。

當然由于印尼的政治運作高度依賴地方勢力，這種下游化政策效果其實比較有限，執行中很容易被地方官員稀釋。即使如此，印尼通過諸如此類的產業政策，到手的利潤依然能提升數倍之多。

話說回來，靠資源賺錢，本身并沒什么問題。問題是賺回來的錢花在哪里？這方面印尼就做得很差勁了。

印尼政府既沒有把利潤拿去提升全國的基礎設施，也沒有產業升級的動力，更沒有消除腐敗，提高人民福利的意愿。

那么錢去哪了呢？集中到了一小部分人手里。

自獨立以來，印尼長期存在著權力集中、軍政權威、腐敗橫行等等問題。總統們并未進行政治上的強力改革，有的是能力不足，有心無力。有的干脆就是權貴階層代言人，沒有從根本性上解決問題的動力。

因此表面看來，印尼經濟發展迅速。可是蛋糕做得再大，人家不給你分啊。

在2023年，印尼前10%人口擁有約 59.42% 的凈個人財富，這是個驚人的數據，這個比例在全球范圍內屬于極高水平。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印尼在2023年，前10%的人口收入占比為 29.9%，印尼中產階級從2019年的 21.5% 降至2024年的 17.1%，顯示出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加劇 。

經濟發展帶來的是財富的高度集中，印尼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極度不均，導致了社會各階層，尤其是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的強烈不滿。

這種不平等不僅體現在財富和收入的集中度上，還體現在城鄉差距和社會福利的不均衡分配上。比如這次，雅加達最低工資大約是300美元，政府批準了將國會議員每月津貼增加5000萬盧比（約3030美元），在其他承諾的緩解經濟不平等問題上卻行動遲緩。

議員的高額津貼只是冰山一角。長期以來，印尼的精英擁有著特權。軍人享受優待，政客生活奢侈，而底層民眾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卻長期被削減。

除此以外，印尼人民還面臨更現實的兩大問題。

一是就業形勢嚴峻。印尼青年失業問題突出，失業率居高不下。2025年2月，印尼公布的青年失業率高達16.16%，是整體失業率的4倍。

一大原因是制造業萎縮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印尼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從2002年的32%下降至2024年的19% 。例如，紡織巨頭Sritex在2025年上半年關閉了多家工廠，就導致超過42000人失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領域 。

二是住房問題。印尼的房地產市場經歷了多年的快速增長，2009年，印尼住宅平均價格是65百萬印尼盾，2014年漲到124百萬印尼盾，2024年的房價為166百萬印尼盾（抱歉，印尼盾單位太大，只好用百萬計算）。

房價翻倍，收入卻沒增加多少，就業還比以前困難了。這些高房價使得許多年輕人難以實現購房夢想，尤其是對中低收入群體造成了很大壓力。

這些問題政府不知道么，當然知道。能解決嗎，很難看到希望。

印尼的不公分配方式，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歷史原因來自殖民經濟遺產，并延續到蘇加諾與蘇哈托時期。蘇加諾時期強調民族主義，經濟混亂，缺乏工業基礎。蘇哈托時期大量依賴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但收入不是用于民生，而是分配給軍方、官僚、財閥，因此被稱為“裙帶資本主義”。

歷史原因延續至今，奠定了印尼政治的“分肥文化”：資源收益不是投入生產性產業，而是分給關鍵群體以換取支持。

現實原因是后蘇哈托時代，印尼的民主運作伴隨碎片化的政黨體系。總統往往需要通過資源分配來維持聯盟，否則很難保住他的執政基礎。這種情況下，寡頭和地方勢力介入政治很深，他們擁有很大的話語權，加劇了印尼的分配型邏輯。

印尼的困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印尼其實是一個被數據包裝過的國家。政府、國際機構和投資者看見的，是潛力、增長和人口紅利；而民眾感受到的，卻是房價、物價、失業和不公。

兩者的落差，才是社會憤怒的真正來源。明明就是印尼國內人均收入大幅提高，普通老百姓卻沒享受到發展帶來的好處，收入被平均了，甚至人均可支配收入還下降了。官吏們大幅提高福利，并削減了地方財政預算，引起了民眾的抗議。

這場騷亂給印尼提出了一個殘酷的問題：如果 GDP 只是數字游戲，而不是體現在民生改善上，那么再高的增長率也是虛假繁榮。印尼如果解決不好這些問題，那么它只能是活在資源富國幻象中的“下一個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