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深刻的認識到越南丟失對中國的威脅

越南在歷史上長期是中國的附庸，但是在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了嚴重的邊疆危機和外交危機，使得清政府無暇顧及越南，加上當時法國勢力向東轉移，有意讓越南脫離中國的控制。

但是隨著清政府開展的洋務運動使得中國的國力有一定程度的恢復，當中國的國力足以應對某些外患時，大清王朝的統治者自然不能繼續容忍越南脫離中國的企圖，頑強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勢力范圍內，從而引發了與法國的矛盾沖突。

法國的勢力向東亞滲透，它的初期目標就是要將越南等中國南部藩屬納入自己的體系。

法國對越南的覬覦很早就已經開始了，但真正著手進行實質性的占領與控制還是在1858年與中國簽訂《天津條約》之后。1859年，法國軍隊占領西貢，之后不久又相繼兼并了南部諸省，擁有對越南南部地區的實際控制權，中越之間的宗藩關系受到嚴重的影響與挑戰。

1874年，法國政府與安南（越南）當局在西貢訂立和親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法國表面上承認安南獨立，實際上是將其變為法國的保護國。

條約宣稱法國有義務保衛安南政權不受外國侵犯和干擾，并唆使安南國王將劉永福和黑旗軍從河內附近及紅河三角洲趕出去。對于法國迫使安南簽訂的這個條約，清政府當時無力干涉，但是清廷堅守安南為中國的附屬國這一原則，始終不予承認。

從中華帝國自古以來所信奉、遵守和執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時所執行的政策顯然有其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之處。因為從宗藩體制的倫理觀念說，藩邦有難，宗主國無論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為自身力量的原因無法相救，也必須讓藩邦充分理解。

很顯然，清政府此時已無力奉行宗藩體制下的王道政治，無法履行宗主國對藩邦的保護責任，清政府此時與法國沖突、斗爭，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對藩邦盡責任、守義務，而是近代“霸道政治”倫理中對勢力范圍的爭奪，與宗藩體制下的倫理觀念相違背。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說期待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兩者兼顧。

法國對越南的軍事占領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憂慮，為了抗拒法國勢力的推進，安南政府加強了與清政府的聯系，既向中國政府進貢，又請求駐扎在中國和安南邊界上的非正規中國軍隊黑旗軍給予援助。1882年，黑旗軍開始與法國軍隊作戰。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規軍進入越南協同作戰。

對于法國的企圖，清政府當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國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會對中國南部地區構成相當大的威脅。

然而在中國軍隊現代化的任務尚未完成之前，在中國的海防計劃尚沒有落實的情況下，中國是否有必要為安南這一附屬國不惜與法國這樣的西方強國開戰，卻成了清廷內部持久爭論的問題。

主持朝政的恭親王奕?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素來被認為最具有國際視野，最懂得近代國家的外交原則，其實轉換一個說法就是，他們兩人比較多地認同近代國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張中國在尚未解決自身問題的情況下為周邊藩邦履行責任和義務。

他們均認為中國此時應該盡量避免與法國開戰，應該盡力以談判為手段解決中法之間的沖突，既維護安南的利益，又不使中國損失過多。

作為務實、相對比較清醒的政治家，恭親王奕?、北洋大臣李鴻章等人太清楚中國的真實處境和實力，中國社會經濟、國防實力經過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等一系列事件的消耗，幾乎喪失殆盡。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的洋務運動雖然使中國的狀況有所改善，國力有所提升，但畢竟基礎太薄，時間也太短，無法與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相比，當然也就不足與西方強國言戰，更不要說正面交鋒，中國的正確選擇就是盡可能地爭取更長的和平時間發展自身。

于是，恭親王奕?與李鴻章等人設計了一個“明交暗戰”的戰略方針，派一些正規軍隊駐扎在鎮南關外諒山一帶，在國際社會面前表現出只求保境，而不愿與法國決戰的姿態，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暗中派一些非正規軍隊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軍，以期給予法國軍隊一定打擊，至少讓法國軍隊不能那樣順利地為所欲為。

平心而論，恭親王奕?、李鴻章等人的設計從現代國際關系學的角度看，也不失為一著可以一試的“好棋”。無奈，在傳統愛國主義心態支配下，國人不能容忍政府在邊境告急的情況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內部相對比較邊緣化的所謂清流黨人，或許是因為近二十年的洋務運動已初見成效，或許是基于傳統的宗藩觀念和道義考量，共同譴責恭親王奕?與李鴻章的綏靖政策只會鼓勵法國人更加貪得無厭。

清流派的觀點深深地影響了清廷的決策者，使清廷在戰與和之間搖擺不定?！皹s譽要求捍衛一個朝貢國，可是畏懼心理卻不允許它去和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打仗。”1882年12月，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法國駐華公使在北京進行談判，中國政府同意從越南北部撤回黑旗軍，并在法國承諾放棄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圖后，允許法國經過紅河流域和云南進行過境貿易。雙方還約定，中法兩國政府共同保證越南的獨立。這樣一來，越南就由先前中國的附屬國變為中法兩國的共同保護國。

1882年的協定部分解決了中法兩國在越南問題上的沖突，中國雖然放棄了對越南的完全宗主權，但畢竟沒有訴諸武力與法國開戰。而且，當國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國擁有更多的宗藩國家的時候，部分放棄對某些周邊國家的宗主權，也是中國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

然而，1882年的《北京協定》并不被1883年初上臺的法國新政府所接受，法國新政府決定對印度支那實行更為直接的殖民統治。1883年5月，法國議會通過對越南北部進行軍事遠征的戰爭計劃，中法關系陷入緊張狀態。同年8月，法國軍隊開始在紅河盆地對黑旗軍作戰，并很快突破黑旗軍的防線。8月25日，法國與越南當局簽署新協定，越南政府自認為法國的保護國，聲明中國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務，完全否認中越之間的宗藩關系。這對大清王朝的威信無疑是一沉重打擊。

黑旗軍的失敗尤其是越法新協定的簽署極大地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戰派，二十余年的經濟發展尤其是軍事實力的提升使這些主戰派底氣十足，無法接受喪失越南的事實。曾紀澤明確向清廷表示，“越南本屬中國，理應全境保護”。他認為中國如果放棄在越南的利益，那么法國以及其他西方強國就會乘機從南方直入中國本土，對中國進行商業和政治滲透，南部中國就要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所以，清廷的主戰派在批評李鴻章求和政策的同時，堅決要求派兵支持劉永福和黑旗軍，收復失地，恢復和鞏固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恰當此時，越南政府內部也發生了變動，一批親中國的軍政大員發動政變，并請求中國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戰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請求，獲得了清廷最高統治層的回應，清廷決定以武器彈藥支持黑旗軍，并從云南和廣西調正規軍五萬人入越作戰。1884年3月，中法軍隊在北寧附近交戰，僅有一萬六千人的法國軍隊竟然挫敗了五萬人的清軍。中國軍隊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慈禧太后利用外部危機解決內部危機，乘機罷免了恭親王奕?的職務，委派李鴻章與法國代表談判，尋求解決方案。

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上校福祿諾在天津達成協議。根據這個協議，中國政府承認法國與越南簽訂的所有條約，中國駐越南的軍隊立即撤回；而法國則承諾不向中國要求戰爭賠款，保證中國南方邊界不受侵犯，并承認中國在越南的勢力，同意在將來與越南締結任何條約時不使用有損于中國威望的字眼。

該和約本為預備性條約，正式簽訂應該在三個月之后。可是法國方面在該和約商定后就要求中國駐越南的軍隊執行和約，從越南撤出，因此必然遭到中國軍隊的拒絕，6月23日，中法軍隊再次沖突，戰事又起，尚未發生效力的“李－福協定”無果而終。

占領越南并不是法國在遠東地區進行軍事行動的終極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夠以越南為跳板，將勢力滲透到廣大的中國腹地。所以，和約的無效及軍事沖突的再起使法國更有了戰爭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國政府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國立即執行“李－福協定”，并索要大筆戰爭賠款。

法國的強硬態度并沒有改變清政府的立場，清廷迅即將主戰的清流黨領袖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張佩倫會辦福建海防，擺出不惜與法軍決戰的態勢。然而，法軍并沒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鎖閩江口的法國軍艦以突襲的方式攻擊福州，僅僅一個小時就擊沉中國十一艘兵船，并將1866年以來由法國人幫助建造的馬尾船廠徹底摧毀。10月1日，法國海軍陸戰隊在臺灣基隆港成功登陸，23日宣布封鎖臺灣島。

但在越南本土，中國軍隊在經過幾次失敗后，又向越南派遣了大量援兵，新任將領馮子材指揮有方，中國軍隊遂于1885年3月重新占領諒山，并準備向北寧、河內發動攻勢。中國在軍事上又獲得了優勢地位。

軍事上的優勢并沒有促使中國乘勝追擊，擴大戰果。相反，因為北部邊疆危機的再起及朝鮮問題的困擾，清廷決定乘諒山大捷的機會爭取和平，以便贏得體面的結果。1885年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在天津簽訂條約，中法戰爭至此結束。根據這項條約，中國承認法國與越南簽訂的所有條約，法國則撤走在臺灣地區的軍隊。中國不必向法國支付戰爭賠款，然而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至此徹底喪失。

中國的“不敗而敗”表明二十余年的洋務新政不堪一擊，經不起考驗。外交、政治和技術上的“有限現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國抗擊列強，中國南方的朝貢國只好一個又一個地被放棄了。1885年，英國效法法國入侵緬甸，迫使緬甸脫離中國而淪為英國的保護國。這樣一來，中國的南部邊疆實際上已面臨著英法兩國的共同威脅。

本文節選《激蕩：晚清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