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化內戰，但老掉了牙

美國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查理柯克在辯論時被一槍斃命，這些天美國公眾也在紛紛就嫌疑人的政治取向到底是左還是右鬧得不可開交，通過各種蛛絲馬跡查成分試圖還原他的動機，證明對方陣營應該對此負責。

以特朗普為標志的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趨勢中，查理柯克扮演的是保守派的一個文化馬前卒的角色，而且到現在已經逐漸把戰線推進到了左翼的文化腹地，保守派的極端思想開始大搖大擺進入主流，廣泛地在學院和青年群體中進行宣傳，爭搶話語權。

查理柯克打出的招牌是辯論和對話，但如果翻看這人的過往言論的話，會看到他的觀點毫無新意，論證也是非常拙劣，實質上是假借辯論來進行更高效的政治宣傳。但另一方面，通過這種草根路線，查理柯克確實聚合了龐大的右翼民意基礎。

面對這種文化奪權，進步左翼的回應總體上是無力的，他們的話語框架甚至更僵硬過時，無法像2016年那樣凝聚起真誠的支持者。

保守派借鑒了對手進步左翼的套路，用白右的受害者敘事對抗白左的受害者敘事，用更赤裸裸的白右的身份政治回擊所謂的白左的、多元主義的身份政治。當然，這也可以看出身份政治不是哪個派別的專屬，而是現代社會某種共享的心智結構。

比如在擁槍的問題，查理柯克當然是無腦支持擁槍，而擁槍權在美國不僅僅是一個治安問題，也不僅僅關乎自由與安全的抽象對立、關乎廢槍的難度以及軍工生產商的利益。

它還被刻畫為美國的國家建構敘事神話，這種白右敘事將持槍跟反抗暴政聯系起來，而在開拓西部的歷史記憶中，蠻荒的西部世界一槍一馬的牛仔化身原野奇俠，對抗盜賊和印第安人，以及后來為捍衛白人社區而威脅懲罰獲得自由的黑人。

對于白人中下層為主的擁槍者而言，擁槍權就代表了讓他們感到安全、強大的一種精神圖騰和傳統。槍支是男子氣概和自主性的象征，讓他們可以對抗一個陌生的、全球化的、且讓他們感到被拋棄的世界。

跟支持擁槍權相互支撐的是一系列保守主義價值觀，家庭、社群、榮譽、上帝....只不過，在過去的全球化中，生產鏈轉移外包到亞洲，本土去低端工業化，這些東西都失去了物質支撐，也失去了往日的榮光，還面臨進步主義敘事的解構。

于是，一系列歷史傳統形象再度新的凝結核，而通過辯論，這些議題被重新激活，重新整合為一種宣傳動員工具，過去的偉大故事好像可以被重新講述，資本主義的偉大時代能重新降臨，生機勃勃萬物競發的景象猶在眼前。

電影《美國狙擊手》

例如，柯克頻頻分享基督教，并引用圣經中的典故作為論據。對于精神頹廢虛無、沒有歸屬感的白右，宗教和社群生活是避免滑落更加虛無和沒有救贖的墮落生活的一種現成選擇。

柯克的言論充斥著白人種族主義的暗語和狗哨，例如說產業轉移和移民搶走了工作，女性化教育打擊男性自信，讓男性不能獲得男性應有的教育、培訓，自豪缺失，LGBTQ等議題毒害美國社會，所有進步左翼支持的議題都被解讀成是對白人男性基督徒群體的系統性迫害。

有受害者相應的就有加害者，問題被歸咎于移民、腐敗的無所作為的建制派、民主黨支持的LGBTQ和覺醒文化支持者、環保主義者，這些人偷走了白人的美好生活。

柯克代表了文化保守主義的民粹化，同時還吸納了底層反資本的訴求，在失序的基層社會能夠引發共鳴，為他們賦予一種悲情的被辜負的色彩和重新獲得自我認同的機會。柯克的作用就是塑造這樣的一種神話，講述關于美國和西方文明被摧毀的健康，以及一個有望撥亂反正的未來，激活并代表特定的選民基礎，最后轉化為新的政治勢能。

但特朗普、馬斯克、柯克這些人并不真的相信他們說的，他們只是把反白左當成任務，出于對民主黨和冷戰后的覺醒文化的厭惡而結成了暫時的投機性的同盟。

當然，現階段右翼相比較來說確實呈現出更有活力和進取心的狀態。

白左一開始認為特朗普2016的當選是災難性的偏差和倒退，但是這股保守化的浪潮一直在持續，并無消退的跡象。美國新右翼的崛起是那些沒有充分享受全球化紅利的群體的反動的反擊，其中既有被煽動和引導的怨恨與非理性，也有真實的憤怒與合理的訴求，

這種憤怒和不滿盡管應該被傳統的左派爭取和轉化，但在美國它們很難融入民主黨的進步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和敘事，最后只能被右翼民族主義吸納。雖然民粹主義對底層更具動員力，但是左派的癱瘓也暴露了它基于消費和分配的進步主義的精英化的面目，以及對于底層訴求的抽離。

伴隨著資本在世界各地的繁榮前景而來開放和自信，文化左翼擁抱多元主義的身份認同，而被拋棄的民眾則難以自然地擁有同樣的覺悟，他們的社區經歷了資本外流和日益衰落，他們感到無所適從，承受著工作、社區、生活根基瓦解后的痛苦和精神危機。于是保守派看向過去，退守防御性的、基于傳統的美國至上主義和基督教價值觀。

但也不要忘記最初的白右就原生于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和土地掠奪和奴隸制種植園經濟對黑人的剝削。其后的多元自由主義可以看作是對過去的罪惡的不徹底的清算與克服，同時作為某種專業管理階層的意識形態，也已經在制造道德幻覺和虛假的共情，更隱蔽而優雅地為二戰后的新殖民帝國服務了。

資本在追求增殖的過程中不斷制造經濟不穩定、社會原子化，這種破壞并不是同質和平衡的，會有不同的速率，中產和紅脖子白人作為經濟地位落差最大的群體也出現強烈的反彈，試圖重塑那些被資本瓦解的堅固邊界，幻想回到比如60年前、80年前、100年前，白人擁有更多特權和優勢的黃金時代。

二戰后領土殖民已轉變為經濟殖民，新帝國主義通過全球產業分工的鏈條，將內部矛盾轉嫁外部，但同時美國白人工人逐漸發現自己也成了內部被殖民的對象，他們的家園被資本邏輯所掏空。全球資本主義通過自動化、外包、金融化等方式不斷優化效率，從而持續地產生相對過剩的人口，失業者、邊緣的、不穩定的雇員。這是資本在全球層面流動的必要代價，即結構性的“賤民”。特朗普和柯克的白人支持者與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支持者同樣是這種政治經濟秩序下的典型產物。

當然不只是資本外流和全球化，因為美國在去工業化之前就已經發生了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金融化，公共服務私有化，美國工人的實際收入沒有相應增長，生活成本卻在持續增高，并在國際市場失去競爭力，增長的工資用來支付水電、醫療、教育、房產等各方面的賬單，從而使得勞動力社區成為需要剝離的負資產。

去工業化的早期，生活成本確實在降低，帶來短暫的消費繁榮。但是資本把海外的利潤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資本家及其依附者和本國的另一部分國民就失去了經濟上的聯系，團結、組織和反抗也不再可能，使其逐漸淪為帝國核心內部的第三世界飛地。

美國可以通過其金融和軍事霸權在全球獲取紅利，來抵消或掩蓋國內的去工業化成本和矛盾。中國如果僅僅是生產廉價工業品的世界工廠而不發生產業升級，那么美國依然在較長時間可以維持帝國國民的生活水平，但帝國的資源會越來越難以惠及底層白人的生活，他們的生老病死與帝國的榮譽無緣，隨著經濟下行，帝國內部的裂痕就愈加清晰。

市民社會基于個人自由的原則展開各種交往和交換，但其文化和經濟領域始終需要國家的有效調節，國家在保障個人自由的同時限制其自我摧毀的趨勢。

為了支撐起健康、平衡的民主制，需要公民對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需要國家對公民的有效的教養，達到對普遍性的自覺認同。

但寡頭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貧富分化最終必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產生相應的后果。國家被特殊利益俘獲，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意識形態教育，滋生了感性化的空洞的普世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公民無法團結起來維護共同的政治生活，公共政治被特殊利益綁架而狹隘化，最終國家放棄對于普遍性的守護和調節。

于是，美國引以為傲地方性自治也在走向衰亡，產業外包，工業社區解體、媒體極化，使得公共領域碎片化，工作不再是身份和尊嚴的來源，能提供歸屬感和倫理教化的事物都被摧毀。

當民主制度決定性地有利于經濟上中的富有階層，將部分公民永久排除在繁榮之外時，它就墮落為一種純粹的工具，無法回應真實的實質性的訴求，此時它代表了國際資本和富裕階層的特殊利益，同時卻依然用強力維持統治秩序，富人和窮人兩個群體傾向于互相隔絕，相互厭惡，最終導致這個政治共同體無法維持，普遍性被狹隘的身份邏輯取代，政治走向極化與碎片化。

就像這次柯克之死，美國大眾的態度是沿著政治立場的界限割裂的，相互之間完全無法共情。在這種政治狂熱中，任何言論都可以被解讀成站隊言論。

柯克死了更多的右翼煽動家會繼續替補上陣，因為白右們還需要持續表演來安撫其憤恨，但是舊秩序不可能得到恢復，他們對另一個群體的仇恨將會作為核心的驅動力繼續主導政治走向，因為那個曾經作為美國精神支撐的倫理世界早已經不復存在，只剩怨恨和虛無。

白右民粹主義如MAGA運動目前提供的方案如貿易保護、孤立主義和文化戰爭、限制移民等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尤其是在特朗普團隊欠缺政治經驗和智慧的操作之下。將矛頭指向白左精英、移民或中國來宣泄情緒，加劇排外，也難以改變資本流出的根本邏輯，而外來移民是對于美國的人口結構和高科技優勢。

保守派需要的不是柯克這樣的民粹煽動家，而是真的能夠的幫助他們團結起來重建生活的現實主義精神。最可怕的毒藥恰恰是這些將他們召喚在一起的保守主義價值，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傳統價值，為白人老美國招魂的怨恨政治。

他們否認自身與黑人、移民在結構上的同一處境，但實際上被資本剝削與拋棄的人口實際上也在遭遇某種種族化，或者說黑人化。他們拒絕成為被排斥的普遍性，反而沉溺于排他性的白人特權的幻象，而眼前短暫的活力與進取很快就會耗盡并反噬自身。

白右們不愿看到，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下的受害者也是全球性的，跨種族、性別和身份認同的。白右的想法就相當于一個被蒙蔽多年的囚徒靈機一動想要越獄，那個獄室其實只是多重的迷宮里的一小塊。

那顆子彈在更早的時刻也射向狙擊者，槍手泰勒·羅賓遜的行動反映了在極化的左右之外，另一種無法被代表的存在，無法被傳統話語描述和代表的痛苦。

羅賓遜的家庭代表的是投票給老共和黨的保守派，隨著08年經濟危機帶來的中產階級衰落，羅賓遜這一代人見證了父輩經濟和道德根基的失效。傳統的社群已經失去意義，但又對主流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提供的解決方案感到疏離，白右柯克們的倒行逆施將導致一種新的更加丑陋的政治正確。

而在結構性的失敗中間，游戲提供了某種新的認同的可能，或許他將精神編碼進一個虛擬世界，或許在一個虛擬的世界里，某種政治抑郁得到了轉化，獲得強烈的認同與否定性，以至于不惜冒著自我毀滅的危險，不惜誤入歧途，也要嘗試擊破現實。

羅賓遜的做法當然是天真而魯莽的，但相形之下，兩黨兩派的劍拔弩張本質上還是兩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內斗，進步左派喪失了社會變革的理想而變得教條化，保守主義也淪為自欺欺人的表演，他們都不愿超出舊游戲的邏輯。只有革命性地介入到現實政治，并獲得思想與行動的自由，才能讓真正進取性的政治從被放逐者黑暗空間重新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