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國》作者序：游牧者的歷史丨后浪歷史

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兒……他們的名字回響在每個人的記憶中。西方的歷史學者們、中國或波斯的編年史家們對他們的記述使他們的形象廣為人知。他們，偉大的野蠻人，現身于文明的歷史之中，在幾年之間突然將羅馬世界、伊朗世界和中國世界的文明變為一堆廢墟。他們的降臨、他們的動機以及他們的消失似乎都是難以解釋的，以至于歷史學家們采用了與古代文學著作中相似的結論，將他們視作是上帝降下的災難，他們被派來對古老的文明施以懲罰。

然而，人類一直都是自然之子，被自然所定義，由環境所塑造，只要認識到他們的生存方式，他們的動機和行為便會即刻“一目了然”。草原創造出這些體格矮小而敦實的人，長期生活在殘酷的生存環境中的他們是不可馴服的。高原上的烈風、嚴寒酷暑塑造了他們的面孔：眼型細長、顴骨突出、汗毛稀少，也堅硬了他們的體魄。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的需要決定了他們的游牧制度，游牧經濟的需求使他們與定居人民發生了關系——有時是怯懦的借貸，有時則是充斥著屠殺的掠奪。

我們無知地認為，三四個來自亞洲的偉大游牧領袖出人意料地撕裂了西方的歷史格局不過是一種例外。他們之中有三個人取得了這一驚人的成就，成為世界的征服者。但還有多少阿提拉或成吉思汗并沒有成功，他們只成功地建立了限于亞洲領土四分之一的帝國：從西伯利亞到黃河，或從阿爾泰到波斯，盡管這仍舊算得上是一場創舉，但他們遠遠稱不上世界的征服者。我愿回溯歷史，以印在本書封面上的三位偉大人物的事跡為主導，向你們介紹這些偉大的野蠻人，他們在長達十個世紀的時期中奔馳于中國邊界與西方邊界之間。

在此，我們必須明確野蠻人的定義。在古典世界中，各種民族被其鄰居定義為野蠻人。凱爾特人曾經長時期地被羅馬人看作是野蠻人，日耳曼人被高盧人，斯拉夫世界被日耳曼世界，中國南部也曾長期地被黃河流域的原始中國居民看作是野蠻人的國度。但是，由于上述地區的地理條件同樣適宜于農耕，生活在這些地區的野蠻人將逐漸融入農耕生活，以至于到中世紀晚期，幾乎整個歐洲、小亞細亞、伊朗、印度和中國都達到了相同的物質文明階段。

不過，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地帶曾經擺脫了這場同化，即沿著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伸展的一片遼闊地帶—草原地帶。它從中國東北邊界直至布達佩斯，它的北部邊緣為西伯利亞森林所延伸。在草原上，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塊土地以外，地理條件不允許農業活動，居民們被永遠限制在游牧的生活方式之中。這些人類依然延續著幾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時的生活方式。更有甚者，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帶的部落，他們還停留于馬格德琳文化階段，以打獵為生。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帶遂成為野蠻人生存的“保留地”，這當然不是說在那里居住的人民在品質上與其他民族有所不同，而是因為那些人類曾經長期停留于遠遠落后于其他地區的生存條件中。

當亞洲其余地區已步入先進的農業階段時，草原人民仍停滯于畜牧階段，這一差異是造就歷史劇變的重要因素。毗鄰的各族之間產生了時代的位移。以公元前 2 世紀時的生活方式生存的人民在與公元 12 世紀時的人民共存。只要從蒙古高原下行到北京，從吉爾吉斯草原往上走到伊斯法罕，就可以看到這兩類不同的人民。二者之間粗暴的切斷引發了嚴重的災禍。對中國、伊朗、歐洲的定居人民而言，匈奴、突厥、蒙古人是真正的野蠻人，自己應當用一些彰顯自身威儀的儀式去恫嚇他們，用一些“玻璃珠子”或封號去哄騙他們，讓他們遠離定居人民耕種的土地。至于游牧民，他們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在干旱的時節里，那些貧苦的突厥—蒙古游牧民從缺少草料的草原上向外流亡，從一個涸水點到另一個涸水點，直至到達農田的邊緣—北直隸或烏滸河外地的門戶，在那里他們驚愕地觀賞定居人民的文明奇跡—豐富的收獲，滿是谷物的鄉村，豪華的都市。這種奇跡，或者確切一點說，這種奇跡的秘密，即在建立這些人類蜂窩時耗費的艱苦勞動是不可能為匈奴人所知曉的。他們被定居文明的富庶引誘，他們就像一匹狼（恰如匈奴人的“圖騰”），從雪地里走近了農莊，因為他們瞧見了籬墻后面的獵物。千年來他們對于定居文明的反作用便是突然的侵入、掠奪，以及帶著戰利品逃亡。

從事畜牧與狩獵活動的人民與從事農業活動的人民持續共存，日趨富裕的農業社會在看到和接觸了停留在畜牧生活、由于干旱而遭遇可怕的饑荒危機的草原人民時，雙方在極顯著的經濟對比之上又加上了極其殘酷的社會對比。或者說，原本人文地理上的差異變成了社會問題。定居人民與游牧人民之間的情感類似于近代城市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情感。農業社會，無論它是位于華北肥沃的黃土地帶，或是位于伊朗的果菜園地，或是位于基輔豐饒的黑土地帶，總是被一片貧瘠的牧場區域所包圍，而這些區域的氣候條件時常是很可怕的，在那里十年之中總有一年水要干涸，草要萎黃，牲畜要死亡，人也隨之餓斃。

在這樣的條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地向農業區域侵犯便成了一種自然法則。加之，這些在歷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突厥人或蒙古人來自一個智慧、沉著、樂于實踐的族群，他們被環境的艱苦現實所鍛煉，自然便養成了統率眾人的才能。當（通常是陷入頹靡的）定居人民的社會秩序因沖擊而崩潰之時，游牧民便會進入城市，在最初的屠殺結束之后，便是毫不費力地取代他們的手下敗將——定居世界的統治者。他們大膽地登上極其尊貴的皇位，成為中國的天子，波斯的國王，印度的皇帝，羅姆的蘇丹。他們適應環境，在北京成為半個漢人，在伊斯法罕或剌夷成為半個波斯人。

命運是否就此定格，草原與城市最終將走向和解？答案是否定的。人文地理上的嚴酷法則仍舊發揮著它的作用。假使漢化或波斯化了的可汗們沒有因為當地人民們的反抗而被循序漸進或猝不及防地排除出權力中心的話，那么他們治下的邊境仍舊會出現新的部落。那些出現于草原深處、正在忍受著饑餓的部落只會將他們的遠親看作是一個富裕的塔吉克人或一個拓跋人，一個波斯人或一個漢人，他們將效仿他們的遠親，再一次冒險行動、重蹈覆轍。

這種冒險行動常常是成功的，同一段旋律在一千三百年間（從匈奴人劉聰入據洛陽到滿族進入北京恰為一千三百年）重復鳴奏。這是因為什么？在這整個時代，雖然游牧民在物質文明方面很是落后，但他們在軍事上保持著極大的先進優勢。他們是騎射手。他們以優秀的射手組成了非常靈活的騎兵隊。這種專門“武器”使他們在定居人民面前保持著優越性，猶如近代歐洲的炮兵部隊保證了他們對其余世界的優越性一樣。毫無疑問，漢人或伊朗人并不是沒嘗到這種“武器”的甜頭。在公元前4世紀時，趙國軍隊就改變了他們的服飾以適應于騎兵作戰。至于伊朗，從帕提亞人時起他們就知曉由奔馳的騎士們射出的飛矢的滋味。但無論是漢人、伊朗人、俄羅斯人、波蘭人還是匈牙利人，他們都不能夠在這方面與蒙古人相比。蒙古人幼時就會追逐于無際的草原上奔馳的野鹿，習慣于隱蔽且長期的埋伏，掌握著捕捉獵物的種種詭計，這些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技能，在這種環境中他們所向無敵。但他們很少選擇與敵人正面對峙，相反，他們在出人意料地攻擊敵人之后即刻逃走，然后再次出現，接著猛烈追敵，但不會被敵人牽制；他們將敵人圍困，使其精疲力竭，最后才給予疲勞得像難以逃脫的獵物般的敵人以致命一擊。蒙古騎兵隊的機動性營造出他們無處不在的假象，在成吉思汗麾下兩位有名的戰略家哲別和速不臺的手中，它變成了一把充滿技術性的武器。柏朗嘉賓與盧布魯克曾目睹蒙古騎兵的戰術，他們的記載很好地表明了這種戰術的絕對優越性。方陣與軍團已然湮滅于歷史，因為它們是有組織的國家系統性的創作產物，依附于馬其頓與羅馬的政治組織，它們如同所有的國家一樣，建立、存在并最終滅亡。而草原上的騎射手在歐亞大陸上的統治長達 13 個世紀，因為他們是自然的創造物，是饑餓與慘苦的產物。騎射是游牧人民在饑饉年代中不致滅亡的唯一手段。我們應該記住，成吉思汗能夠在人生末年終于實現世界征服，首先是因為他這個被遺棄在克魯倫河草場上的孤兒能夠和他的弟弟拙赤·合撒兒（意為“老虎”）一起每天獵取到充足的野生動物，而不致餓死。

騎射手忽然地出現、射擊、逃跑，在古代和中世紀，騎兵的射擊有別于定點射擊，在那個時代中，它的效力和破壞性幾乎與今天炮兵部隊的射擊相等。為什么這種優越性不復存在？為什么 16 世紀后游牧人民不再對定居人民使用“武器”？正是因為定居人民開始使用炮兵對抗他們。在很短的時期內，定居人民獲得了一種人為的優越地位，推翻了彼此間維持數千年的關系。正是憑借炮擊，伊凡三世驅散了金帳汗國末期的繼承者，而清朝皇帝康熙懾服了準噶爾，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時期的終止做出了標記，是第一次，但也是永久的，軍事技術改變了態勢，文明比野蠻更為強大。在幾小時之間，游牧民族傳統的優越性成了恍若幻影的過去。

在 1807 年的戰場上，亞歷山大一世還在幻想用卡爾梅克騎射手來抵御拿破侖，但他們的表現好像是馬格德琳時期的獵手們那樣過時。然而，此時距離騎射手不再是世界的征服者，僅僅過去了三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