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賣車、造火箭到玩政治：馬斯克的高科技傳播之路

撰 文|胡泳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信息社會50人論壇成員

世界首富伊隆·馬斯克以進入所謂“創始人模式”（founder mode）而聞名——當他對某件事極為關注時，會投入非同尋常的精力和時間，甚至在辦公室過夜。

他在收購推特（現稱X）時如此，在特斯拉也是如此。在2024年全力支持特朗普時亦如法炮制。而他對2025年1月20日通過行政命令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DOGE），也帶來了同樣的投入方式，直到他在5月底離職。

6月5日，馬斯克向他的X追隨者提問：“現在是不是該建立一個真正代表中間80%群體的新政黨了？”對這個民調，有超過500萬人參與，其中80%的人投票支持，顯示出美國公眾對建立一個替代當前兩黨制的新政黨的顯著興趣。

一個月之后，馬斯克因“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的通過而憤怒，也因受到上述網絡投票結果的鼓舞，宣布他將成立一個新的美國政黨。

又過了一個月，馬斯克仍未采取任何成立新政黨所需的正式步驟，也已經數周未公開提及這一想法。

在美國，成立一個新的政黨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包括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交相關文件、收集各州選舉名單上的簽名，以及招募候選人參加明年的眾議院和參議院選舉。換句話說，這是一個資源密集且耗時的過程，目前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馬斯克已經開始著手進行這些工作。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馬斯克不會在某個時候重新回到這一項目上。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他將加入那些多年來試圖挑戰美國兩黨制的商人行列。

近年來，馬斯克在政治領域的角色日益突出，尤其是在以440億美元收購推特以及參與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之后更是如此。作為多家大型公司的擁有者，他參與了多項政治計劃。他從過去向民主黨候選人捐款，轉向支持共和黨人士，包括特朗普。他的政治立場常被描述為極右翼自由意志主義，并因在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話題上的觀點而受到批評。同時，他也以自稱“言論自由的絕對主義者”而聞名，然而這一姿態因X平臺上錯誤信息與仇恨言論的擴散而引發廣泛爭議。

不論馬斯克之后的政治走向如何，他體現出通過高科技敘事推動政治動員與組織化的新范例，代表著一種綜合了社交平臺操作、個人品牌構建與跨界政治參與的新型政治策略。

X就進入了馬斯克王國

自2022年收購推特并更名X以來，馬斯克已成為該平臺的主導力量。他的粉絲數量增長超過一倍，達到2.2億以上。美聯社發現，其他前十名賬號中沒有任何一個能像馬斯克這樣實現持續、逐月的粉絲增長。結果是，這位全球最富有的人，通過掌控著全球數億用戶使用的社交媒體平臺上最受歡迎的賬號，擁有了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鑒于支撐X平臺運行的算法缺乏透明度，很難確切判斷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動了馬斯克賬號如此異常且持續的增長。但分析過X平臺數據模式的研究人員認為，該平臺的算法在某些時候確實被調整，以放大馬斯克的聲音。他利用平臺算法，將自己和意圖傳播的信息推向最前，從而成為平臺的“第一出鏡者”。這形成了某種“數字信仰引擎”，驅動輿論走向而非提供平衡討論。

馬斯克收購X時，曾承諾將其打造為言論自由的避風港。然而事實上，X并非作為一個中立的言論論壇，而是成為馬斯克本人的“巨型麥克風”。馬斯克頻繁宣稱其平臺是“數字公共廣場”，將政治議題包裝為“言論自由的斗爭”，這種戲碼為極右翼或頗具爭議的觀點開辟空間，進而促進支持者和追隨者的活躍回應。這種轉變賦予了他廣泛的權力來引導公眾注意力。

可以說，馬斯克對X的運營不僅是一項商業行為，也不只是個人意識形態的表達，更是在構建一種全新的政治影響力結構：它繞過了既有的政黨體系，邊緣化了媒介精英的編輯制度，把焦點轉向一種以技術為媒介的魅力型個人主義。

這個新模式的核心，是對政治中介結構的根本性重組。傳統的政治傳播路徑是：政黨→大眾媒體→公共輿論；而馬斯克打造的傳播體系，運作邏輯截然不同：意見領袖（馬斯克或其支持者）→平臺（X）→追隨者/選民。

在這個結構中，平臺本身就成了一種制度性存在，取代了政黨和媒體的角色。馬斯克的個人干預——無論是調控推薦算法、主持與政治人物的直播對談，還是轉發具高度爭議性的迷因——都營造出一種即時、情緒化、看似“真實”的連接關系。這種影響力并不基于綱領的系統性，而是建立在可見性、共鳴與身份符號之上。

依托于嶄新的結構，馬斯克成為國內外的“造王者”。據美聯社對公開數據的分析，他重點培養的對象包括歐洲的極右翼政治人物和激進影響者。他的平臺加速提升特定政治人物影響力，例如極右翼候選人的推文被放大數倍，引發支持者響應行為。馬斯克在網絡上與這些人的互動已經延伸到政治背書、政策倡導，甚至涉及資金支持。他正在幫助跨國民族主義者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移民、推翻進步政策，并推動一種極端的言論自由觀。雖然他的這些舉措在某些國家引發了強烈反彈，但他促進的硬右翼政黨和個人聯盟，正在動搖維系美歐關系逾八十年的跨大西洋紐帶基礎。他的主導地位帶來了現實的金融和政治影響，引發了歐洲對于外來干預的擔憂——這次的威脅竟然是來自傳統盟友美國。

技術愿景取代傳統政策承諾

馬斯克的獨特之處不僅在于他擁有文化影響力，更在于他具備廣闊的技術生態控制力：他不是依賴于平臺——他擁有平臺。而他控制的技術資源，遠不止X這樣一個信息傳播基礎設施，他還擁有xAI，可用于實時生成、放大話語立場的AI工具；Neuralink，象征腦機接口的人機融合愿景；Starlink，提供全球范圍內不受審查的網絡連接，深具地緣政治意味；Tesla/SpaceX：提供未來主義的象征資本，為其理念賦予科技合法性。

在這個對政治普遍感到幻滅的時代，馬斯克正在成為一種全新的政治角色——他既不是候選人，也不是黨魁，而是一個技術先知（technologist-prophet）。通過火星殖民、腦機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等未來圖景的描繪，馬斯克打造出一套可與傳統政治語言抗衡的敘述體系：在這套體系中，政策主張被未來藍圖取代，而政府責任感則被工程師的天賦與魄力所遮蔽。

無論他是否有意為之，馬斯克都不是在競選，而是在“販賣未來”。他如今所建構的，已不僅僅是火箭發射臺與社交平臺，更是一種新的合法性語法。在這套語法中，“未來本身”成為一種新的道德正當性，令今天的政治紛爭顯得低效而陳舊。這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而是某種更新的東西：一種被技術幻想（techno-vision）驅動的“平臺民粹主義”。

在傳統民主政治中，領導者通過提出明確的政策來爭取信任：稅收計劃、醫保改革、氣候倡議等。這些提案必須在公眾機構中接受辯論、審查與修訂。而馬斯克完全繞過了這一模式。他的政治語言是末世般的、救贖式的：

火星，不只是科學目標——它是人類文明的“逃生計劃”；

AI對齊，不只是學術議題——它是道德上的生存命題；

Neuralink，不只是設備——它是對人類局限的終極挑戰。

這些愿景并不尋求公眾共識，而是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呈現，背后是一種深信不疑的技術信條：技術進步比民主協商更快、更干凈、更可靠。在馬斯克的世界觀中，我們不需要更好的政策——我們需要“把出路造出來”。

馬斯克通過與影視作品的巧妙關聯（如與《鋼鐵俠》中的托尼·斯塔克形象對位），營造出“未來科技救世主”的角色，強化自己在公眾意識中的愿景領袖身份。這種形象推動他的技術倡議在粉絲群體中獲得情感上的廣泛認同。但假如這些未來圖景不能擊中公眾心理的深處，它們也不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事實上，它們的確精準地回應了某些群體的深層焦慮。

對成長于“顛覆文化”與算法邏輯中的科技青年，馬斯克的愿景帶來了政黨和制度無法給予的興奮感、規模感與目標感。

對于“理性主義者”和“長遠主義者”來說，馬斯克的事業體現了“生存倫理”：要么帶人類逃離地球，要么確保AI不會毀滅我們。

對于自由主義企業家，他是“主權創新”（sovereign innovation）的象征——一個不受國家低效與道德說教束縛的建設者。

而對許多在后工業時代感到被邊緣化的中產男性來說，馬斯克那種粗獷的未來主義喚起了某種久違的“做大事者”幻想，填補了技術官僚主義與身份政治無法撫慰的空白。

甚至連全球主義精英與“無所歸屬”的數字階層也對他的雄心抱有好感。在他們看來，民族國家過于狹隘，而星際文明才是無限的。在這種敘事里，民主是地方性的，而馬斯克是“超星球”的。

新型政治敘事：以未來決定當下

馬斯克的核心敘事是“科技自由主義”（techno-libertarianism），將技術發展與政治理念綁定：

例如，致力于太空探索，是加強美國領導力、對抗地緣政治競爭的故事，目的在于激發“讓美國再度偉大”的情緒；電動車研發，宣揚的理念是市場創新優于政府管制，吸引自由市場派；人工智能主打技術自主權、防止政府壟斷，獲得科技圈支持；X平臺將言論自由絕對化，聚合反主流媒體群體。

馬斯克用這樣的敘事勾勒“未來社會”，并不只是在“講故事”，而是在建造講故事的路徑。

這種路徑就是“模擬未來政治圖譜”，是一種“未來決定當下”的時間倒置。他的敘事不關注當下的妥協或分歧，而是投射一幅技術必然實現的遠景——無論是“人類必將成為多星球物種”也好，還是“腦機接口必然改變認知方式”也罷。這讓現實中的政治議題變得次要，甚至被“技術命運”所遮蔽。

傳統意識形態認為，社會充滿矛盾沖突，比如勞資矛盾、國家與市場的拉鋸、階級和身份政治等。而政治的功能之一就是協調和調解這些沖突。

馬斯克的未來圖譜卻將復雜的社會沖突簡化為工程難題和技術挑戰，不再是“利益如何分配”，而是“如何通過算法優化和技術突破實現效率最大化”。政治問題被技術問題替代，社會矛盾被技術方案“解決”，構成一種明顯的非政治化。

或者說，馬斯克的“政治”更多體現為一種技術架構設計——通過衛星網絡覆蓋全球、通過自動駕駛實現交通革命、通過腦機接口重塑認知，這些技術系統自身即構成了新的治理空間和社會秩序。

換言之，意識形態從口號和政策轉變為系統架構和技術生態，其合法性不再建立于價值共識，而是建立于“系統能否運行”的事實。

馬斯克成功地將科技敘事與政治動員相結合，不斷通過梗圖、簡短推文和爭議性言論，營造“反精英、反審查、技術救國”的品牌人格，讓政治理念在粉絲社群中自然傳播，從而將粉絲社群政治化。他還聰明地利用“參與感”，讓粉絲在投票、抗議、在線輿論戰中出力。X 作為信息源，外溢到 YouTube、Telegram、右翼播客等媒體生態，形成“馬斯克—X—右派媒體”信息循環。

通過數字平臺這一“敘事權力的基礎設施”，馬斯克以個人敘事塑造領袖形象，調動粉絲共鳴，同時植入政治意見并轉化為實際影響。這樣的運作讓他從一個“賣車、造火箭”的科技企業家，升級為可以直接左右輿論、動員選民、影響政策的政治玩家。

技術權力干預民主能走多遠

如此策略在當代數字治理中極具代表性，也引發對“私人技術權力干預民主”的深層討論。

如何將個人號召力轉化為制度化、可持續的政治力量，是擺在馬斯克面前的重大考驗。他在華盛頓的鎩羽而歸，表明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固然，馬斯克遇到的最大阻礙，是美國兩黨制的堅固堡壘。美國政治由民主黨和共和黨長期主導，兩黨控制著絕大多數選舉資源、媒體曝光和選民忠誠度。歷來的第三方或新黨派難以突破這一“二元壟斷”，即使偶爾掀起波瀾，也多以“攪局者”角色存在，而非真正掌握實權。

馬斯克若想成立新黨，首先必須面對選舉制度的諸多障礙，包括多數制選區、選舉人團制度及各州復雜的選票資格要求。這些制度設計有效限制了第三勢力的崛起。

其次，雖然馬斯克掌控了影響巨大的社交平臺X，但美國的媒體生態極度分裂且高度極化。除了社交媒體，還有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媒體，他們往往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

新黨想要跨越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屏障，贏得更廣泛的公眾支持，難度極大。尤其是在政治信息極度碎片化的當下，如何將科技愿景轉化為符合普通民眾關切的具體政策，仍是巨大的挑戰。

再次，科技樂觀主義與選民現實之間存在落差。馬斯克的政治敘事深植于對AI、太空殖民、腦機接口等技術進步的樂觀信仰，這些內容對技術精英和年輕數字原住民極具吸引力，但普通選民更關心的依然是收入差距、醫療保障、教育機會等現實議題。

如果新黨不能有效回應這些切身利益訴求，恐難以形成持久的選民基礎。過度強調未來科技，可能被視為“脫離實際”或“空中樓閣”。

最后，還面臨一個韋伯式的問題，即個人魅力與制度化治理的矛盾。馬斯克的領導風格高度個人化，圍繞“創始人-天才”形象構建，強調快速決策與顛覆創新。然而，民主政治需要的是制度化的規則、權力制衡以及多方協商。

盡管上述挑戰重重，馬斯克及其支持者或相關政治力量仍有可能在某些領域取得突破：

技術議題的議程設置——通過塑造公眾對AI治理、數字隱私、太空政策等議題的關注，間接影響主流政黨政策方向。

平臺政治的孵化器——利用數字工具和社交媒體，打造靈活、去中心化的政治行動網絡，改變傳統政治動員模式。

重新塑造政治話語——將“技術進步”與“國家未來”掛鉤，吸引部分對現有政治體制失望的選民，形成新的價值認同。

由是觀之，政治的未來正在被技術與平臺重新定義。不論馬斯克創立新黨與否，更深遠的政治影響或許并不在于他有無可能贏得選舉，而在于他可以通過平臺力量和技術愿景，挑戰傳統的政黨體系和治理模式，重塑政治話語，改變公眾的政治想象。

未來，如何在技術創新與民主治理之間找到平衡，將是美國乃至全球政治亟需回答的核心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