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田賦制度：租、庸、調

唐朝前期主要的稅收制度是租庸調制，它是以均田制為基礎，以丁為單位，要求百姓繳納一定數量的谷物、布帛以及代役稅。然而，到了唐德宗時期，租庸調制被兩稅法所取代，即將租庸調及雜稅合并為戶稅、地稅。兩稅法核心是“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即稅收的依據不再是丁口，而是資產。此外，租庸調制以實物形式征收，兩稅法則是將實物折算成貨幣進行征收。本文主要詳細聊聊租庸調制。

早在孟子書里即有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布帛之征，分別對應唐朝的租、庸、調三種項目。

隋朝沿用北魏以來的租調制，租調數量比北周輕，農民服役時間也短。唐朝在隋朝的基礎上，秉承輕徭薄賦的宗旨實行租庸調制。

租是唐朝政府配給百姓以耕種的田地，等百姓到了規定年齡則將田地歸還政府。在百姓被授田時期，唐朝政府規定他們要負擔相當的租額，畢竟權利和義務對等嘛。

租的收取基礎在于均田制度，均田制沿襲自北魏。這里順便聊聊古代的井田制，它是將一定面積的農田分為9個方塊，周圍的8塊田為私田，耕戶自己耕種，私田收成全部歸耕戶所有；中間那塊田是公田，由周邊8戶共耕，收入全歸封邑貴族所有。井田制與均田制的核心區別在于?井田制是商周時期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度，土地名義歸周王所有、實際由貴族世襲使用，禁止買賣且以勞役地租為主；均田制是北魏至唐前期封建社會的土地分配制度，國家將無主荒地分配給農民，部分土地可繼承或有限買賣，以實物租調賦稅為主?。

說到租額，唐朝規定每丁每年要向國家繳納粟二石，僅為四十稅一，較之漢代三十取一，確實是更少了。

“庸”說的是百姓對國家的義務勞役。唐朝規定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閏年加二日；假如朝廷若不需要百姓服役，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只要百姓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也可以代替役。唐朝較之漢朝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唐朝百姓的負擔也更小了。

“調”是一種土產貢輸，也就是各地百姓將各地土產貢獻給朝廷，一般是征收絲織物和麻織物。按照唐朝制度，每年植桑區交納絹二丈、綿三兩，而種麻區則交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唐代租庸調制的邏輯是先讓百姓有田地，他們種田自可向朝廷納糧。正常耕種田地的是壯丁，這些人可在農閑時期為國家義務服役。最后，有丁有田，那順理成章有家，農業社會里男耕女織，家庭最主要的產出是織絲織麻，國家自然要征收他一部分的盈余。唐朝租庸調制度總結起來就是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調。

唐代租庸調制，大體比漢代定額更輕，百姓負擔相對較輕，說得上是一種輕徭薄賦的制度，這是唐制較勝于漢制之所在。

唐代租庸調制的施行，使許多地方的荒地被開墾出來，唐朝政府的賦稅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鞏固，這些都使唐朝富強起來，為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那為什么這么好的制度到了唐朝中期就執行不下去了，為什么還要改為兩稅法呢？

一個原因就是均田制被破壞了。均田制是租庸調制的基礎，然而隨之唐朝人口不斷增加，政府已經沒有多余的土地來繼續分給新增人口，領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卻要繳納與領田百畝一樣的稅額，非常不公平；另外，由于很多貴族、官僚戶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不交稅，而且唐朝中期放寬土地買賣，導致土地兼并嚴重，很多失去農田的百姓還要繼續交稅，這些原因導致很多百姓不得不選擇逃亡以逃避稅收。

另一個原因就是唐朝中期的戶籍數據混亂。本來租庸調是各地官府依照完整戶籍來征收賦役的，唐朝的人口冊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動態更新。

然而這項工作非常繁瑣，畢竟一個偌大的國家普遍經常地調查登記改動校對這些數據，而且絲毫不能有疏忽與模糊，這非常需要政府人員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隨著唐朝步入開元盛世，這些工作人員難免開始懈怠起來，一些數據開始失真，千里堤壩潰于蟻穴，而且一些豪門貴族也為了一己之私從中舞弊，最終戶籍數據混亂，租庸調制也因此維持不下去了。

錢老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的序言就說道：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這世上永恒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化，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制度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進行動態調整是必要的！

參考文獻：《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