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詛咒與拉美的百年孤獨 | 施展札記63

1.

米萊是對庇隆主義的反向操作

哈維爾·米萊在阿根廷的當政，并非偶然。

2024年12月，米萊發表電視講話慶祝上任一周年

在這個外匯枯竭、通脹高企、經濟癱弱的國家，他決意“美元化”“廢央行”“削福利”，以一個極端理想主義者的姿態登場。這場看似激進的政治翻轉，更像是一個漫長故事的新一幕。

近八十年前，胡安·庇隆在阿根廷上臺時，面對的是與今天相似的困境：一個靠農礦產品出口維持經濟的國家，產業單薄，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深不見底。庇隆試圖通過國家力量打造一條工業化的出路，但失敗了。此后的阿根廷政壇就是庇隆主義者和反庇隆主義者來回交替的過程，米萊的前任是個庇隆主義者，米萊則是在反庇隆主義上推進得最為激進最為理想主義的一位。

多說一句，麥當娜主演電影《貝隆夫人》，并演唱

Don

t Cry for Me Argentina

《貝隆夫人》劇照

這場政治鐘擺的兩端，并非左右意識形態的對峙，而是一條在土地、市場與國際分工的鐵軌上來回滑行的列車。要搞清楚這個邏輯，必須回到那個更深的起點——為什么拉美從一開始就被釘死在這條軌道上。

2.

拉丁美洲土地的詛咒

在許多左翼敘事中，拉美之所以被鎖在原材料殖民地的路徑上，沒能工業化，從外部來看，是因為國際資本的貪婪，從內部來看，是因為大莊園主的自私、短視、阻礙發展。但如果從拉美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上看，真相要比這種簡潔敘事復雜得多。

拉美的資源豐饒得近乎夸張。遼闊的土地、適宜的氣候、肥沃的土壤和豐富的礦產。與如此遼闊的土地和富饒的資源相比，其人口是偏少的，在人口/資源比上，拉美明顯比亞歐大陸乃至北美大陸要低。

這就帶來一種“土地的詛咒”，可以類比于人們常說的“資源的詛咒”。有資源的國家“家里有礦”，能躺著賺錢，就沒人愿意站起來，所以它們的制造業會被擠出，或者是根本就發展不起來；土地資源過于豐裕也會有這個經濟效果。

阿根廷的牧場

拉美在19世紀初剛獨立之際，歐洲的工業革命剛剛開始，這個時候農牧業、礦業出口的收益，往往是比工業投資更穩定、更高的。拉美在殖民地時期就已經建立了大規模的種植園和礦山，向歐洲出口各種大宗農畜產品和礦產品，從歐洲購買工業品，已形成一套很成熟、風險較低的獲利模式。對新獨立的國家來說，只要本土經濟的主導權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沿著已有的成熟路徑來走，是個最理性的選擇，也是最符合拉美的比較優勢的；完全犯不著冒險去做自己根本不熟悉、也沒有比較優勢的工業生產。

所謂比較優勢，不是和別人比而是和自己比，在給定市場上，勞動、土地、資本這經濟三要素，無論其中哪個要素特別豐富，都會構成該要素的成本洼地，把投資吸到相關領域，在純市場的過程中，其他領域的投資便有可能會被擠出。拉美的土地要素遠比勞動和資本豐沛，土地密集型的產業——農業畜牧業和礦業自然是更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所以它就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保持著原料供應者地位。直到20世紀初，這個地位看上去都還不錯；在那會兒，對從歐洲移民新大陸的窮人來說，阿根廷是個遠比美國更有吸引力的國家。

拉美的這種比較優勢地位，也固化了它繼承下來的大莊園制經濟結構，經濟結構進一步固化了社會結構。（本土出生的）克里奧爾白人地主寡頭握有土地，也掌握政治權力；混血階層處于中下層，承擔城市的零散勞動；黑人和印第安人則成為供給勞動力的底層。族群分界與階級分界疊加在一起，構成一個既穩定又封閉的社會秩序。

20世紀初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我曾經猜想過，在獨立戰爭之際，玻利瓦爾等獨立英雄是否曾經有機會借著強大的威望，進行土地改革，打破大莊園制，從而給日后的工業革命打下基礎呢？很快我就否定了這個可能性。

不僅是因為前面說的各種比較優勢的原因，更是因為莊園制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是耦合的。如果發動土地改革，便有可能連鎖演化為底層黑人、印第安人對克里奧爾白人的反抗，玻利瓦爾等革命領袖就是克里奧爾白人出身，不大可能會去冒這個險。

更何況，即便玻利瓦爾真地大義凜然去做了土地改革，但拉美“土地過于豐腴”這個要素特征不會改變，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優勢還是在農礦產品出口上。只不過這種出口會是小農合作社的模式，而不是大莊園寡頭的模式。除非有國家的強力介入，否則純粹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來發展，拉美還是會作為原料供應者存在。歷史也確實如此，拉美早期的工業化沖動往往曇花一現，很快被國際市場的資源出口邏輯壓了回去。

這是一個極具內在穩定性的系統。精英階層沒有動力推動工業轉型，國家缺乏財政能力強行推進，底層也沒有政治力量去打破它；甚至即便打破了，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仍然是既定的。拉美的“土地的詛咒”，并不來自某一個陰謀或惡人，而是來自要素稟賦與社會結構之間的深度耦合。

3.

庇隆主義：理想的豐滿和現實的骨感

進入二十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后工業相對于農業的巨大優勢完全釋放了出來，曾經非常繁榮的拉美經濟開始后勁不足。再加上一戰后歐洲各國競相保護貿易，讓拉美的出口經濟陷入困境；對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又讓拉美經濟陷入糟糕的依附狀態。

拉美人開始思考新的出路，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庇隆在阿根廷上臺了。他想要依靠國家力量打破“資源-出口-依附”的經濟結構，建立本國的工業體系，讓國家擺脫徘徊在世界產業鏈下游的處境。

庇隆，1946-1955、1973-1974期間三次出任阿根廷總統

國家要主導推動經濟，就需要強大的財政基礎。

在庇隆上臺前，阿根廷主要的財政來源是農牧產品的出口稅，國家不參與生產，而是從出口繁榮中抽取稅收。庇隆搞起某種意義上的統購統銷，由國家壟斷農牧產品出口，政府以低價從國內收購農牧產品，再以高價出口，由此獲得的價格剪刀差直接收入國庫。國家不再是僅僅從出口繁榮中被動分利，而是通過國營貿易直接盈利了。

財政上富裕了，庇隆用這些資金去補貼國內的工業發展，并筑起關稅壁壘，扶持本國的汽車、鋼鐵、紡織等產業的發展，追求“進口替代”政策。同時，庇隆又大幅增加對工人階層的轉移支付，建立起各種福利體系，組建工會，以此來繞開地主寡頭，打造新的執政基礎。

聽上去一切都很絲滑，但庇隆的政策有著一系列先天不足。

首先，阿根廷并不是個有強政府傳統的國家，庇隆政府比以前的阿根廷政府要更強勢，但這僅是就拉美標準而言，與東亞國家的強政府傳統相比，它仍然是個弱政府。所以它低價收購農產品，并不能把價格壓到太低，高價出口，實際上價格又受制于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這就意味著其“價格剪刀差”的財政基礎并不穩定，高度依賴于國際市場價格周期的順風車。

庇隆剛上臺時（1946），正是二戰后的重建期，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上行，庇隆手頭寬裕；進入50年代，戰后初期的物資緊缺狀態逐漸過去，大宗商品價格下行，庇隆的財用就捉襟見肘了。

另一方面，庇隆要打造新的執政基礎，就要用大規模的財政轉移來拉攏工人群體。財政上行期，這個玩法順風順水，財政下行期就難以為續了。靠財政好處得來的群眾基礎，也會因財政好處結束而散去。庇隆當然懂得這一點，為了繼續能給出好處，只好增發貨幣來解決問題，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進一步傷害了他想要拉攏的群體；到后來，工人通過工會要求增加工資，庇隆為免工業企業成本過高，無法再滿足工人群體的愿望，其統治基礎也就被掏空了。1955年庇隆在政變中下臺。

1950年代，庇隆主義的反對群體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還有個更致命的問題是，庇隆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政策，采取這種政策的后發國家沒有一個能成功的，能夠成功的都是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的。

原因很簡單，“進口替代”要靠高關稅保護來支持本土工業，外國產品進不來，但本國產品也出不去，因其在國際市場沒有競爭力。除非你有個超級大的本土市場，否則你的工業企業一定是非常低效率沒有存活力的；但拉美國家人口規模有限，本土市場不大，所以這些企業也就搞不成。

“出口導向”則是靠政府的高補貼，支持本國產品賣到全世界去，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淘汰出來的企業，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這種搞法的后發國家才有機會成功。

既然如此，為什么大部分后發國家都是走的“進口替代”路線呢？因為“出口導向”依賴于持續輸血的高補貼，對政府的財政能力要求非常高，而后發國家要想有如此的財政能力，必須以強政府為前提，才能不顧慮社會的反對，進行高強度的財政汲取；但后發國家通常都是弱政府，它們也就只能走對財政要求很低的“進口替代”了。

東亞國家有強政府傳統，于是“出口導向”走通了，拉美土地上的庇隆，“進口替代”失敗了。當然，“出口導向”的強政府會帶來一系列資源錯配，導致經濟上的很多其他低效率問題，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簡單比較一下，

東亞路徑是：強國家→土地改革→財政集權/農業剩余轉移→出口導向的高補貼與行政協調→國際競爭中學習與升級。

庇隆主義的路徑是：大莊園社會結構→排斥強國家→稅基單薄、財政依賴原料出口→無力承擔工業出口導向的高成本→被迫選擇進口替代→低效率與危機累積→庇隆主義失敗。

更要命的是，庇隆主義啟動了工業化，大量人口進入城市，但隨著“進口替代”的失敗，工廠破產，可是進入城市的人不愿回到鄉下，城里又沒有足夠的就業機會，這些人就成為民粹主義政客的天然票倉，各種勢力都會努力在這里攫取政治機會，阿根廷的政治也就敗壞掉了。

18-21世紀初，主要地區的人均GDP比較（美國=1）

剛說的都是庇隆主義在阿根廷的問題，但實際上這是拉美國家拉美國家具有共性的問題。我們會發現大部分拉美國家都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發展本土工業化的努力失敗，然后進入一種民粹政客與軍政府交替掌政的敗壞狀態。

4.

百年孤獨的隱喻

《百年孤獨》里的馬孔多小鎮，多次迎來“改變命運的時刻”，鐵路抵達、公司進駐、革命者路過。可小鎮始終回到原樣，因為真正決定它走向的，是那片土地和它塑造的社會肌理，而不是一時的口號或人物。

拉美亦如是：從獨立革命到庇隆主義，再到米萊，名字在變，卻還是幾經周折回到原地。庇隆主義是一次逆水行舟，但被這片土地上“弱國家-弱財政-政策受限”的閉環拖回原點；米萊則選擇順水而下，把國家重新交還給比較優勢；但未來很可能還會繼續再擺動回去。

左與右，不過是同一根鐘擺的兩端；不變的，是鐘擺懸掛的那根梁——土地的詛咒與其派生的社會結構。

這，或許就是拉美的“百年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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