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 · 教書先生 · 辦刊人——白云翔的考古人生

白云翔始終認為，做人、做事、做學問，三者是有機的統一。做學問務求創新求實、嚴謹扎實，做事務求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做人務求忠誠實在、堂堂正正。他常常勉勵自己：學海無涯，學無止境，“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白云翔，男，漢族，祖籍山東省濟南市章丘，1955年12月生于臨淄齊故城內的城關公社闞家寨。1975年秋，作為工農兵大學生被推薦到山東大學深造。1975~1978年，在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1978年7月，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后，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從事田野考古、學術期刊編輯、考古研究和教學及學術組織領導工作。曾先后任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編審。1997年任考古雜志社社長兼考古研究所考古編輯室主任，同年晉升為編審，后轉為研究員，同時受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2001~2016年，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2002年，榮獲“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稱號。2009年，當選為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2012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8~2020年，被聘任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資深學科帶頭人。2021年，被聘任為山東大學講席教授。

白云翔先生

（2025年4月在北京接受訪談）

求實創新，矢志探古求原

白云翔長期從事田野考古工作，矢志探古求原。在秦漢考古、手工業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等領域造詣頗深、多有建樹，在國內外出版學術著作10 余種、發表學術論文120余篇，是國內外著名的考古學家。

白云翔為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駐臨淄地區

各考古隊的業務工作人員做講座

田野考古是現代考古學的基礎，白云翔的考古生涯是從田野考古開始的。1978年7月，白云翔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隨即同他人一起組建商周考古研究室涇渭隊，赴西北地區進行田野考古。1978~1982年間，他常年在陜西和甘肅從事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代田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涇水流域和渭水流域大量先秦文化遺址的考古調查，為全面地了解和認識當地古文化遺址的內涵和分布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甘肅省鎮原常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發現了新石器末期的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為“常山下層文化”，同時在西北黃土高原地帶首次發掘并確認了史前時代的窯洞式居住址。甘肅省莊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發掘清理墓葬100余座，作為寺洼文化墓地的首次大規模發掘，為西北地區青銅器時代的寺洼文化的年代、性質和特征等的研究，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陜西長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遺址，是先周文化遺址的首次大規模發掘，發掘清理出居住址、窖穴和墓葬等遺跡和一大批文物，為深入研究古公亶父遷岐之前周人的歷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證資料。

此外，1982年春，白云翔還參加了河南洛陽皇城遺址的發掘；1993年春，應邀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主持的香港大嶼山扒頭鼓遺址的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收獲。2002~2010年間，作為考古研究所華南二隊隊長和考古領隊之一，白云翔主持了廣州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的發掘，發掘清理出西漢南越國的宮殿建筑基址、漢代簡牘等重要遺跡和遺物，以及西漢至民國時期的歷代文化遺存，極大地推進了西漢南越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和廣州城建史研究。2021年，廣州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及南越王墓，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秦漢考古，是白云翔的主攻方向之一。他先后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率先對秦漢時期的積貝墓、甕棺葬、聚落形態、漢代尺度、體育活動、漢代王侯墓葬、漢代銅鏡以及漢代物質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等展開研究，對漢代農業、鐵器手工業、青銅手工業等進行系統的考古學研究，在國內外產生了積極影響。在此基礎上，白云翔作為兩主編之一和主要撰稿人的著作《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對秦漢時期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綜合性論述，初步構建起了秦漢考古的學科體系，全面反映了秦漢考古的新成果、新進展以及對秦漢歷史研究的新貢獻，并就秦漢考古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闡述，“對秦漢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性意義”，被譽為秦漢考古“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統總結和論述秦漢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的學術巨著，對秦漢考古研究全面而深入地發展，必將會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該書被評為“2010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優秀圖書”，2012年榮獲“第四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二等獎”。

白云翔在漢代海昏侯國考古與漢文化學術論壇上致辭

手工業考古，是白云翔的另一個主攻方向，他更是手工業考古的倡導者。先后對早期銅器和冶銅術起源、先秦兩漢鐵器和鐵器工業、秦漢銅鏡鑄造業以及漢長安城城市手工業等進行深入研究，在國內外出版專著5種，發表論文30余篇，首次提出并論證了中國古代銅器和鐵器“兩地起源”和“兩個系統”的觀點，為學界廣泛接受。2012年發表的《手工業考古論要》、2018年發表的《關于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若干問題的思考》和 2021年發表的《關于城市手工業考古》等論文，就手工業考古的理論、方法和實踐等進行系統闡述，開創了我國手工業考古這一分支學科。他的代表性著作《先秦兩漢鐵器的考古學研究》(2005 年)，首次對先秦兩漢時期的鐵器、鐵器工業和鐵器文明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初步構建起了中國古代鐵器起源和早期發展的體系，進而闡述鋼鐵技術和鐵器工業的發展進程及其動因，考察鐵器的出現和應用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并由此出發對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生產力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系及其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理論的探討和說明。該書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和廣泛好評，被譽為“中國古代鐵器考古學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國鐵器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等，后被翻譯成日文，出版了日文版，并獲得“第七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

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是白云翔的又一個研究領域。早在20世紀80年代，他就發表了有關唐代中日韓交流的學術論文。21世紀以來，先后就先秦秦漢時期的中日交流、中韓交流、漢王朝與中亞古國的交流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等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先后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四川大學等十多所高等院校、中國國家博物館以及日本和韓國等作學術講演,《光明日報》2012年6月18日《光明講壇》整版刊發的《漢代：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反映了他對漢代中外交流的基本認識，受到學界廣泛好評。2015年以來，進一步就先秦秦漢時期的中日韓交流進行研究并率先提出了“環黃海之路”的學說并反復論證和逐步完善，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白云翔（左）在日本北海道千歲市厚真町幌內遺址

考古發掘工地與發掘者現場交流

白云翔展示中日考古合作研究成果

《鏡范》日文版論著

上述之外，白云翔還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和總結，就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歷史考古學的性質和任務、古代大型墓葬墓主人判定的理論和方法、科學技術及產業發展與社會演進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發展階段及其特征等發表學術文章進行論述，并提出了基于風格和分布的考古遺物產地推定法，在學術界引起積極反響。他參與主編和撰寫的《二十世紀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2002年）和《新世紀中國考古新發現（2001~2010）》（2013年）等，作為面向大眾的大型普及性讀物，為考古學走向社會走向大眾做出了積極貢獻。

涵育菁莪，盡心傳道授業

白云翔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以“立德樹人”和“傳道、授業、解惑”為遵循，高度重視教學工作和青年學生的培養教育。迄今已培養博士畢業生5人、國外博士留學生1人、碩士畢業生14人，還接收指導多名來自日本、韓國和德國的訪問學者。他們在畢業后，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無論是在國家級研究機構、博物館、高等院校，還是在政府機關、地方文博機構等，都踏實工作、積極進取、迅速成長，都獲得了良好的發展，目前已有研究員（教授）4人、副研究員（副教授）3人，為我國考古文博事業的隊伍建設貢獻了力量。目前，仍在山東大學帶博士生和碩士生。

白云翔在高校舉辦講座

白云翔常自嘲是“業余先生”，因為自身的崗位是科研和管理崗，教學是“副業”。雖是如此，但他心里一直裝著學生，一直把教學“當回事兒”，要求嚴格在考古系也是“惡名”在外的。他的想法很樸素，即“讓學生學著做個好人、學點兒真本事”。所以，從招收第一屆學生開始，白云翔跟學生講的第一課，題目就是“談做人、做事、做學問”，始終把立德樹人放在第一位。

至于怎樣當老師，白云翔很尊崇唐代韓愈的名言：“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所以，白云翔始終把學生“做人之道”的引導和培養放在首位。其次是教授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等做學問的方法，因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再就是為學生解疑釋惑，有學習方面的，也有人生方面的；研究題目和研究方向的選定，力求社會需要、學術前沿、學生的知識積累和興趣相結合。至于具體的知識，可以通過聽課、讀書、查大百科全書、上網等獲得。另外，教學中，白云翔還特別強調要學哲學、邏輯學，尤其是形式邏輯，因為這是關系到觀察事物、認識事物、論證問題的方法論問題；強調創新意識和問題意識；強調博覽群書，博采眾長；強調實踐，包括與田野考古和文物博物館有關的實踐，以及做研究寫論文的實踐。白云翔始終認為，實踐是提高能力的根本途徑。至于“嚴格”，可能是受到“嚴師出高徒”傳統教育觀念的影響。白云翔覺得對學生從學習、生活到做事、做人要求嚴，是因為老師帶學生是有責任的，要對他們負責。并且看到學生們學術上出了成果、工作上出了成績，比自己出成果出成績都高興，因為這說明他們在努力、在成長、在進步，老師的心血沒有白費。在白云翔看來，學生們的成長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事，而且關乎事業發展后繼有人的問題，因為學術是在不斷發展的，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事業。

白云翔和部分同學們在一起

（2016年攝于北京）

鉤玄提要，恪守編研求真

1983 年，白云翔從田野考古隊調入考古研究所考古編輯室，從事《考古》月刊、《考古學報》季刊、《考古學集刊》等學術期刊的編輯工作。由于身體原因，他進入編輯室之后的頭兩年并沒有做編輯，而是做編務。可以說，白云翔的辦刊生涯是從最底層開始的。編務的日常工作，就是接收稿件、送審稿件、需要修改的稿子抄發審稿意見給作者等。擬采用的稿子為什么能用，不采用的稿子為什么不能用，都有具體的審稿意見。當時考古所主要的審稿專家是夏鼐、蘇秉琦、王仲殊、安志敏、石興邦、佟柱臣、陳公柔、張長壽、徐蘋芳、盧兆蔭、黃展岳、楊泓、仇士華……都是大專家，并且非常認真，審稿意見也非常具體。無論是用稿意見、退稿意見還是修改意見，白云翔都認真去看，有時候對照稿子反復看，所以，那兩年他幾乎天天是跟審稿專家和各地作者書面對話，有時候也是面對面地請教或討論。那兩年的經歷，不僅使他跟考古界和學者們建立了廣泛的聯系，更是為他后來做編輯、辦刊物如何判斷學術、把握學術奠定了基礎。

此外，當時考古所已經招收研究生了，從史前考古到漢唐考古各個方向的都有，而白云翔當時的工作很規律，時間也比較靈活，于是把那幾年考古所的碩士研究生課程幾乎旁聽了一遍，從斷代考古到年代學、體質人類學等。講課的先生們對他去旁聽也很歡迎，有時候是到講課的先生們家里去上課，還蹭飯吃，比如到陳公柔先生家里去上古文字和古文獻課，到楊泓先生家里上漢唐考古和美術考古的課等等。兩年做編務的經歷，對白云翔后來的學術成長幫助非常大。

做了兩年編務以后，白云翔從1985年開始真正編輯加工稿子了。最初以《考古學報》為主，后來也幫著編《考古》和《考古學集刊》的稿子。1995年擔任《考古》編輯部主任之后，開始負責《考古》的編輯工作。1997年擔任考古編輯室主任之后，為適應當時學術發展需要以及緩解辦刊經費不足等問題，白云翔把3個刊物以及考古學專刊的編輯出版整合在一起，組建了考古雜志社這樣一個二級法人單位并被任命為社長和法人代表。考古雜志社下設3個編輯部，但對內還是“考古編輯室”，負責3個刊物和考古學專刊的編輯出版工作。做學術刊物的編輯，雖是“為他人做嫁衣”，但同時也是一種很好的學習。

這十余年先做編務、后做編輯和辦刊物的經歷，使白云翔廣泛接觸了學術界，跟考古界的學人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比較全面地了解和熟悉了我國考古學的發展狀況、人才隊伍、學科動向等，并且養成了關注國內外學術動態的習慣。尤其是擔任社長之后，根據所領導的安排，白云翔負責3個刊物全部稿件的復審，也就是參考初審意見決定稿件是采用、退稿還是修改后采用，更加關注新的考古發現、新的理論和方法、新的研究課題及其進展等。從個人的經歷和體會來說，白云翔認為，作為學術刊物辦刊人，至少應當有這樣一些素養：一是政治敏感性，因為人文社會科學是有國家性、民族性和政治性的；二是學術敏銳性，因為學術研究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這樣才能了解和把握學術前沿；三是學術視野要盡量寬一些，因為學術刊物涉及各個研究方向和領域；四是要有寬闊的學術胸懷，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能以個人的“好惡”進行取舍，尤其是與自己研究方向有關的稿件；五是要跟學術界建立廣泛的聯系，因為學術刊物是為學界辦的，不了解學術界、沒有學人的支持是辦不好的；六是自身要懂學術，也就是自己要做些研究，否則很容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考古所長期以來堅持“學者辦刊”，實踐證明是符合學術刊物辦刊規律的。

本文摘編自《多維視野下的東亞古代文明研究——慶祝白云翔先生七十華誕學術文集》一書“附錄一”“附錄二”，有刪減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輯：鄭昭琪；審核：孫莉）。

多維視野下的東亞古代文明研究

——慶祝白云翔先生七十華誕學術文集

ISBN： 978-7-03-083042-5

楊勇 王方 主編

定價：358 元

內容簡介

本書為慶賀考古學家白云翔先生七十華誕而作。書中共收錄論文27篇、附錄3篇。論文均為首次發表，內容以中、日、韓等東亞地區古代文明及相關問題的考古學研究為主，涉及都城、墓葬等各類遺跡，以及陶器、銅器、鐵器、服飾、錢幣、瓦當、封泥、帛畫、醫藥器具等各類遺物，還有邊疆民族考古、美術考古、中外文化交流、文化遺產保護、科技及實驗考古等研究領域。附錄分別為白云翔先生傳略、訪談及迄今為止的論著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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