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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圍觀群眾
開銀行,不大不行,光大也不行。
在行業高度同質化競爭的當下,除了大,銀行更需注重對自身特色和長板的塑造。
7.2萬億光大銀行,就正經歷這樣的過程。
2024年8月,郝成正式出任光大銀行行長,這位工程師出身的技術人才,甫一上任就打出了一套組合拳:
業務上加碼科技金融,打破科技和業務條線的壁壘;內控上強化鐵腕治理,上任后多家分行一把手出現變動,引發行業關注。
只是風暴之后,光大交出的答卷,仍難讓市場滿意。
2025年上半年,光大實現營收659.18億元,同比2024年中下降5.57%。光大銀行營收已經連續11個季度呈現同比下滑。
歸母凈利看似同比微增0.55%,但其實與不良認定標準放寬,信用減值損失計提減少有關。
今年一季度,光大以1.97的凈息差位居12家股份行首位,到了上半年,其凈息差驟降至1.40,跌落至倒數第三位,僅略優于民生和渤海。
資產規模突破7萬億的光大銀行,似乎仍未破除“大而不強”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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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的業績頹勢仍在持續。
2022年中報之后,光大營收走勢掉頭向下,尤其是在2024年年中,同比猛降超60億。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歸母凈利潤始終表現穩定,甚至還能保持緩慢增長,看上去韌性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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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這種韌性,到底有多少“含金量”?
答案藏在同期的信用減值變動里。2024年、2025年中報期,光大兩次大幅下調信用減值損失,降幅分別高達23.84%和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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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減值損失被用作凈利潤“蓄水池”,已經是行業通行做法,但像光大這樣的大手筆,并不常見。
站在會計處理的視角,信用減值損失衡量的是金融資產的預期信用損失,其計提規模理應與資產質量密切相關。
光大的資產質量,支持如此大幅的減少計提嗎?
若是僅看不良貸款率,從2020年開始,光大的不良率總體一路下行,近兩年表現都較為穩定,資產質量似乎好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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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不良率本身,貌似也存在“水分”。
按照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銀保監會)和人民銀行制定的《商業銀行金融資產風險分類辦法》,新會計準則(IFRS9)認定的“第三階段”貸款,需要全部認定為不良貸款。
所謂第三階段貸款,指的是在資產負債表日已經出現客觀減值證據的金融資產。
以此口徑,光大銀行2025年年中被認定為階段三的貸款總額為606.14億元,理應全部計入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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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同期光大的不良貸款為509.15億元,相當于存在近百億的認定缺口。
以類似方式計算,光大銀行近幾年的不良貸款認定率變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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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在階段三貸款規模增長的同時,光大對不良貸款的認定反倒在肉眼可見的變得寬松。
那么光大銀行的資產質量到底如何?
不可否認的是,光大的資產質量存在好轉趨勢,這可能與光大近幾年轉變經營策略,趨向穩健有關。但并非沒有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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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要承認,光大的不良率下行,離不開大手筆的核銷和貸款重組。尤其是在2024年年中,180.30億元重組貸款,較年初(65.51億)飆升1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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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綜合上述,大幅計提信用減值損失,似乎并無足夠有說服力的理論依據,如此操作,似乎更多是為了呈現出更優秀的盈利表現。
花大力氣“擠出”歸母凈利潤,變相“寅吃卯糧”,顯然不是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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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之外,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光大本身有著非常科學優秀的資產結構,為何業績表現如此疲軟?
光大銀行以對公業務為支柱,若將這一板塊看做一艘飛船,則其有三個推進器。
其一為基建類貸款,風險水平和收益都較低,為飛船提供不算特別強勁,但穩健持續的動力。
其二為制造業貸款,過去十年里,制造業都是光大銀行貸款投向的第一大行業,理論上能為其提供強勁動力。
其三為地產、批發和零售、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三者占比依托外部環境變化,存在靈活調整的空間,創造收益最大化的可能性。
一言以蔽之,光大的資產結構,既強調風險,也兼顧收益表現,這對絕大多數銀行而言都是夢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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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優勢似乎沒發揮出來。2025年上半年,光大以1.40的凈息差,位居12家股份行倒數第三位,僅略優于渤海和民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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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何在?
一言以蔽之,光大的負債成本過于剛性。
一個明顯表現,就是在生息資產收益率下降的同時,計息負債成本降低并不明顯,且走勢常有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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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不下去的兩個大頭,一是客戶存款,二是同業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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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層面,光大的存款定期化趨勢十分明顯。2025年上半年,對公定期存款總額為20003.06億元,占對公存款的72.80%;零售定期存款總額為10298.02億元,占零售存款的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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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款占比如此之高,在股份行并不常見。
作為參考,同樣以對公業務作為支柱的中信銀行,公司定期與活期存款比例大概是1:1;招行的負債結構更為合理,不管是公司還是零售,定期和活期都差不多是1:1的比例。
即便是凈息差更低的民生銀行,對公定期存款比例也不到70%。
定期占比過高,對一家銀行而言意味著高負債成本,兩相沖抵之下,光大的高資產收益率優勢就變得不明顯了。
但這樣的負債結構,很可能也是一種無奈之舉。
2024年,光大對公存款同比減少1966.1億,占比從近60%降低至55.03%,流失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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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彼時光大對公定期存款占比不到40%,短短半年間漲幅如此之高,很有可能是光大主動調整策略的結果——它選擇付出更高的成本,鎖定更長存款期限,以此穩住客戶。
但這種方式仍未脫離傳統的靠價格,而非產品設計取勝,本質上反映的是客戶粘性不足,客群經營深度不夠。
至于同業負債,作為曾經的“同業之王”,興業有類似的問題。今年上半年,興業的同業負債成本為1.88%。
而光大的成本率還要高出不少,在經過數輪下調之后,今年上半年仍有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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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照去年12月1日施行的《關于優化非銀同業存款利率自律管理的倡議》,金融基礎設施機構同業活期利率應當降低至0.35%左右,即便是非銀機構,上限也不應超過7天逆回購利率,當前為1.40%。
換言之,光大的同業負債成本還存在相當大的下行空間。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如今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光大的同業負債利率為何如此之高?
不排除其中有“價格戰”的因素。多位銀行業人士和機構研究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銀行業由于缺負債帶來的“內卷式”同業價格抬升的確存在,手工補息叫停后有所加劇。
而對公存款的流失,和在零售存款上相對缺乏競爭力,似乎都會倒逼光大將同業作為負債補充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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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媒體給出的解法,是進一步做高資產回報率,補齊零售短板。
不否認這一說法的合理性。今年上半年,光大銀行零售業務利潤率只有0.5%出頭,顯著拖累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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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家成功銀行,并非要追求成為對公、零售全能的“六邊形戰士”,零售基因的缺乏,并非朝夕之間可以彌補——中信、浦發都可證明這一點。
更科學的、經濟的做法,是在已有優勢的基礎上進一步拔高,將對公的優勢轉化為更細分、更具特色的護城河。
光大并非沒做嘗試,其當前的重心,是加碼科技金融。
必須承認,作為“金融五片大文章”之一,幾乎所有銀行都在發力科技金融,比如建行廣州分行推出一系列“fit粵”計劃,為科創企業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民生銀行推出科創貸等產品,發力中小科創客群。
行業蜂擁而上之際,要想突圍,要么敢為人先,要么獨具特色,否則難免陷入又一場慘烈內卷。
而被各家銀行激烈內卷的科技金融,隱約有了紅海的意思。
而幸運的是,光大的資源稟賦,為它在科技金融之外,提供了數個備選方案。
一是加碼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類貸款,過去十年,該部分貸款占比一直穩步提升。
光大在金租業務層面具備領先優勢,其旗下控股子公司光大金租本身就是全國首家獲批開業的金租公司,具備先發優勢和品牌積淀——對比同業,尚且可觀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和較為優秀的不良率,足以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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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2024年之后業績稍有反復,但考慮到金租行業并不景氣,這樣的成績單并不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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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租積累的客戶服務和風險把控經驗,有可能與銀行本身的展業形成協同效應。
二是效仿興業,走“商行+投行”輕量化轉型的路子。
光大與興業有諸多相似之處,兩者都以對公見長,都曾以同業業務作為自身發力點。
2018年,監管口徑收緊,興業同業業務遭受沖擊。同年,其選定轉型方向,要走“商行+投行”的路子,隨即開始改革內部架構,設立同業金融部及投行與金融市場總部,旨在從傳統信貸業務,轉為向大型客戶提供綜合金融服務。
這一系列舉措取得了一定效果,而這離不開興業在同業業務上沉淀的經驗優勢,這一優勢光大同樣具備。
相較之下,光大還有一項興業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背靠光大集團,證券、基金、金租等全金融牌照的協同優勢,在一級市場無疑更具施展空間。
更何況,在凈息差持續收窄,全行業尋求輕量化轉型的當下,加碼投行業務本身也是更具前景的選擇,本身以制造業為主的資產結構,同樣蘊藏著大量投行業務機會。
只不過這一切都得以光大獲得AIC牌照為前提,而這不但需要自身在投行業務上的積淀,更需要管理層的努力。
問題是,光大管理層并不穩定,2014年到2022年的8年里,光大銀行換了5任行長,平均任期1.6年。
頗神奇的是,歷任行長們在光大歷練一番后,去向大多相當光明。行長之外的其他高管們,也一并飛黃騰達,比如曾任董秘的蔡允革,如今是重慶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部長,再比如前副行長劉珺,如今是“宇宙行”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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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原因我們無從知曉,但對行業而言,光大隱隱有取代建行,成為新的行業黃埔軍校之意,它甚至比建行更有含金量——從光大走出去,都能再上臺階。
對他們而言,光大無疑是一處“鍍金”福地,但對光大而言,如此頻繁的管理層變動,導致的結果是企業戰略常有反復,企業文化也較為碎片化——這也是造成其市場存在感稀薄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若繼任者們都將光大看做自己仕途的助推器,又怎會沉下心來,仔細為光大未來的發展出謀劃策?又怎會殫精極慮,為光大的前途考慮?
這與光大當下的一系列窘境是暗合的:吸儲采取較為傳統的方式,以犧牲凈息差為代價,客群經營深度不足,決策似乎少了些長期視角。
要想擺脫大而不強的魔咒,光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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