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也許人性本利更確切

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王室的衰落，各諸侯國的勢力增強，導致曾經由周天子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已經出現了崩壞的跡象們為了避免由制度崩壞帶來的戰亂，各國的學者和士族群體都紛紛創立了自己的學派，他們急需一套新的制度來穩固天下大局，這也是百家爭鳴的由來。治理天下，歸根結底是治理天下的人，而想要治理天下的人，自然就要搞清楚人性的本質，所以百家爭鳴的第一個重點，就是一場關于人性善惡的爭論。

首先是孟子，提出了性善論，性善論不是說人天生就是好人，而是說在人性中有善的特質。例如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人們看到苦難就感覺同情，看到弱小就想要幫助，這種同情是人自身的天性，所以才會說人性本善。典型的就是，朋友過得比我差，我就難受，但是后面還有一句，過的比我好我更難受。在孟子之后，與他同屬儒家的荀子又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性惡論，荀子認為，在沒有任何利益的情況下，我們確實會向善的一面靠攏，但如果有了利益，人就會開始權衡利弊，天下熙攘，皆為利來利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就是一種利益的交換，這個世界不可能沒有利益，所以才會說人性本惡。也就是說，我們對一個人產生同情還是嫉妒，主要看利益的大小，利益小就同情，利益大就嫉妒。

在荀子之后，他的弟子韓非又將法家與道家融合，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人性本利的概念，也就是說人性本身無所謂善惡，甚至這個世界也無所謂善惡，逐利才是人性的本質。韓非認為，在上古時期，人之所以道德水準高，是因為當時的資源多而人口少，即使男人不種地，女人不紡織，隨便摘幾個果子都能養活自己，他們沒有必要為利益而爭斗，但如今卻不同，現在資源少而人口多，更何況資源的分配還極為不均，人們工作很辛苦，收入卻很微薄，于是只能為利益而爭斗。當然這種爭斗的本身也沒有什么善惡之分，只不過就是那個人性中逐利的特質。韓非還講了這么一個故事，一個丈夫出門工作，他的妻子就在家中祈禱，希望漲幅能每天多賺幾百塊，聽到此事之后丈夫不解，問妻子既然都祈禱了，為什么不祈禱我多賺一點呢？結果妻子說，多賺幾百就夠了，如果賺的太多，你該納妾了，這說的就是夫妻之間的計算之心。另一個男人外出工作，妻子在家中和情人幽會，沒想到男人突然回家，把情夫堵在了家里，這時家里的傭人給妻子出了個主意，說你直接讓情夫出去，讓你丈夫看見也沒有關系，只要別被抓住就行。結果情夫就這么大搖大擺的走了，丈夫看到非常生氣，回家質問妻子問那個男人是怎么回事，反觀妻子卻表現得一臉茫然，說家里沒有過男人，自己一直沒看到過，丈夫又問家中傭人，傭人也說沒看見，這時候丈夫就愣了。看到丈夫茫然失措，妻子表現的非常關心，問丈夫是不是中邪了，我聽說把動物的排泄物澆在頭上可以驅邪，要不我們試試吧。結果丈夫被澆了一頭的糞便，還覺得妻子十分貼心。這說的就是，不要讓傭人和妻子的關系太好，因為他們會串通起來蒙蔽你。

這樣的故事還很多，聽起來不禁讓人覺得人間太冷漠，韓非子將人類所有的情感都形容成了利益的交換，他為什么這么悲觀，難道人與人之間沒有真的感情嗎？當然不是，因為法家思想是統治階層的權謀之術，和普通人沒有太多的交集。例如故事中的傭人，指的就是皇宮內的宦官和宮女，而情夫指的則是把持朝綱的權臣。利益確實決定了人心的善惡。但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卻沒有那么多的利益糾紛。因此《韓非子》這本書通常都是帝王和士族的必讀書目，在普通百姓看來，這么一種毫無感情的思想學派，簡直就是一種“妖術”。

在提出性本利的概念后，韓非又為此寫下《韓非子.備內》，說到了兩個重點，第一個是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第二個是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意思是對君主來說，最大的禍端就是相信他人，因為相信他人就意味著要受到他人的控制，君主的臣子和君主沒有骨肉之情，他效忠的不是君主，而是君主手中的權力。臣子逐利的本性是被君主的權勢所壓制，而不是他沒有這種本性。正是因為這兩點，所以在歷史上，才會頻繁出現弒殺君主的事件。如果君主相信他的兒子，那奸臣就能利用太子來實現自己的私利，如果君主相信他的妻子，那奸臣就能利用皇后來蠶食國家的利益。雄才偉略的趙武靈王就是因為太過相信自己的兒子，最終被權臣所利用，讓人篡奪王位，還把自己困死在了沙丘。晉獻公的妃子驪姬，在寵臣的協助下挑唆了晉獻公與兒子們的關系，最終導致幾個兒子死的死走的走。這樣的案例在歷史上不勝枚舉，漢朝相信娘家人，結果就是外戚干政，晉朝相信婆家人，結果就是八王之亂，還有宦官、權臣等。如果妻子、兒子如此親近的人都不能信任，那其余的人自然就更不可信了。自古以來，有許多和君主青梅竹馬，自己兒子被封為太子的皇后卻都盼著君主早日駕崩，因為在權勢的世界中，利益才是第一要素，是個人都有愛屋及烏的心理，如果母親長得漂亮，她的兒子就會被君主寵愛，反之如果年老色衰，她的兒子就會被君主疏遠。是個男人都難以拒絕美色，但女人的容貌卻會隨著時間逐漸凋零，等到皇后因為年老色衰而遭到君主的疏遠時，她的兒子也必然遭到君主的疏遠，這時她就會擔心君主改立其他寵妃的日子為太子，因此他盼著君主早日駕崩。漢朝的劉邦和呂雉就是如此，當這種猜忌達到一定程度時，也就出現了毒殺君主的事件，歷史上的君王有多少是被人刻意謀害的。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意思就是認為君主身亡對自己有利的人多，那君主的處境就會變得危險。關鍵就在于這個“利”字，車匠造好了車子，就希望他人富貴，棺材鋪做好了棺材，就希望別人早日傷亡，他們的本意并不是因為喜愛或者憎恨他人，而是因為利益這個東西本來就建立在別人的利益之上，正如車匠的利益建立在眾人的富貴上，而棺材鋪的利益則建立在眾人的傷亡上。在這其中，沒有什么善惡之分，有的只是利益。

儒家的性善論，本質上是勸人向善，這種誘導是以激勵為主，讓大家學會成為好人，然而結果就是人們都成為了表面上的好人。法家則不同，他們認為人性逐利，所以我們需要約束，這種約束是以律法為主，如果不敢直面人內心的陰暗，又何談治理這個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