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城址的性質與相關認識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襄汾縣東北約6千米的汾河東岸，處于塔兒山（明清時稱為崇山或崇峰）西麓，該遺址西北—東南最長2400米，東北—西南最寬1800米，面積約400萬平方米。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該遺址作了大規模發掘，發現了陶寺文化大型墓地、分級墓葬以及大批珍貴文物，為揭示我國龍山時代社會等級制度，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等學術課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引起了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陶寺遺址已有許多與文明相關的重大發現，但尚未找到與城市宮殿相關的遺存。為此，從1999年秋季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又與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合作，恢復了對該遺址的發掘，重點是尋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址，以期充分發揮陶寺遺址在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學術作用。經過前后三年共五個季度的發掘、鉆探以及廣泛而深入的調查，在此前已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礎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在陶寺遺址發現了一座陶寺文化的城址。

1999~2001出土陶器

城址位于陶寺村西南，中梁村和宋村以東，東坡溝村和溝西村以北的山麓坡塬上，處在陶寺遺址的中心區域。

目前已發現城址的北、東、南三個方向的城墻。就現知情況來看，城址方向為312°～315°，平面為圓角長方形。城址南北最大距離為2150米，最小距離為1725米；東西最大距離為1650米。城址總面積在280萬平方米以上。

城址的各道城墻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遺存疊壓或打破，有的城墻還被中期偏晚階段灰坑打破，但有的墻體有疊壓著陶寺文化中期的遺存。由此可以推斷，陶寺文化城址年代大致屬于陶寺文化中期，城墻建筑年代略有先后。

陶寺城址的發現，對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可以說，它是我國堯舜禹時代步入文明社會的醒目標志。

1999~2001出土玉器、銅器、骨器

# 城址的年代

按斷代工程成果報告，夏始年為公元前2017年。從考古地層學研究來看，城址完全為陶寺文化晚期地層所壓。據《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的研究，其晚期二組居住址的4個14C年代測定數據的中間值為公元前2085～前2043年。早期二組年代約在公元前2400～前2300年。因此陶寺城址年代下限當約在公元前2050年之前,陶寺中期城址上限不應早于公元前2300年。

2000年發掘的陶寺城址出土于Q6墻體夯土中的一塊動物骨頭的測年結果為公元前2200～前1970年。且有52.9%可能落在公元前2150～前2050年。綜合這些因素考慮，陶寺中期城址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250～前2050 年。據后續的考古發掘，Q8的年代屬于陶寺文化早期。據此，陶寺的有些城墻則從陶寺文化中期以前便開始建造了，其年代大致與堯舜禹時期相當。

# 城址的位置

陶寺城址位于臨汾市的南部，其地理位置與堯都平陽以及禹“又都平陽”的歷史記載相符。據《史記·晉世家》，周成王封叔虞于唐。《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子所封”。叔虞是為晉國第一代諸侯王。《晉世家》又言，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正義》云，“正合在晉州平陽縣”。考古發現翼城天馬—曲村一帶正是晉侯墓地所在，與史載晉國位置相符，則晉國所封領地正是唐堯故地。可見《尚書》《史記》等史籍所記載的堯舜禹時代是實有存在而非虛構的，可惜所記過于粗疏，未能詳述而已。

# 城址的規模

在我國發現的大量的史前城址中，陶寺城址規模宏大，面積達280萬平方米以上。它比河南省最大的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大210萬平方米；比山東省最大的城址——茌平教場鋪城址大240余萬平方米；比長江流域的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大數十萬平方米。《毛詩正義·文王有聲》疏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 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可見古代城址的大小，是與古國等級高低、古國勢力范圍大小正相關的。陶寺城址是中原地區乃至黃河流域同時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是當時政治經濟實力強大的體現，與堯舜禹時期都城址的規模吻合。

陶寺中期城址的北墻殘缺較甚，西墻尚未找到。若以保存較好的東墻Q4長1660、寬8～10 米，估高6米計算，其堆積的土方量至少有79680立方米；再以保存較好的南墻Q6長1500、寬8 米，估高6米計算，其土方量可達72000立方米。兩道城墻合起來即可達151680立方米。由此建筑陶寺城址所需土方量可達30多萬立方米。這在當時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再從城墻夯土結構和構筑方式呈多樣性的情形來看，當時領導集團是發動了若干個不同的集團來建造的。這些集團除有本族集團之外，應當還有被統轄的外族集團。

它的存在表明，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比氏族部落領導集團遠為強大有力的管理機構。《淮南子·齊俗訓》說：“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史籍所載也說明當時的政權機構已有較明確的分職。正因為有這么一個強力的管理機構，它才能夠調集大量人力、物力來興建這么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調集足夠的軍事力量來守衛這座城。

ⅥT1Q6東壁Q6夯層

Q6⑤夯窩

城是一種防御設施，是建有城垣的聚落中心。《呂氏春秋》，“夏鯀作城”。《吳越春秋》，“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筑城以衛君”是我國自古以來都邑建制的傳統。陶寺城址的興建，其根本目的是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綜上所述，一個初期國家權力中心在當時社會已經形成。

# 墓葬與隨葬品

城址內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清理了1300多座墓葬，不同規格墓葬中隨葬品種類、數量有明顯差異。其中頂級大墓5座，它們聚集在一個區域，發掘報告認為它們即王陵區的雛形。

5座大墓隨葬器物中都有鼉鼓、石磬，有的還有土鼓和龍盤。《禮記·明堂位》：“土鼓、蕢桴，葦龠，伊耆氏之樂也。”鄭玄注：“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帝王世紀》，帝堯陶唐氏，“伊祈姓”。據此可以推斷土鼓為古時天子所用樂器。而這個天子，很有可能便是帝堯。另有三座大墓出有龍盤。龍盤是在一件陶盤的內底畫有一盤旋的彩龍。古籍記載龍的形象與堯或禹有關。今本《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封于唐。”《國語·晉語（八）》記范宣子說：“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由此可以推斷陶龍盤應是堯或舜、禹國族的徽識。

綜上所述，5座大墓主人應是當時最高層統治者。因此，有學者把陶寺大墓稱為王墓是有道理的。

陶寺遺址出土陶鼓、陶龍盤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陶寺物華：陶寺遺址出土文物類全概覽》，科學出版社，2022年）

# 以城址為中心的聚落群

陶寺文化遺址主要分布于臨汾盆地汾河、澮河流域的臨汾、襄汾、侯馬、新絳、稷山、河津、曲沃、翼城、絳縣等縣市，在運城盆地也有部分存在。據考古調查，臨汾盆地陶寺文化遺址數目在80處以上。陶寺城址周邊，陶寺文化遺址具有分布密集、規模較大的特征。已發掘的曲沃東許遺址在200萬平方米以上；翼城的南石—曲沃方城遺址達300萬平方米；翼城縣開化遺址面積達128萬平方米。它們距陶寺城址都在三四十千米范圍以內。這種情況與堯舜禹時期統治中心區域的繁盛情況吻合，可以視為政治經濟力量強大的表現。城市是一種高級的聚落形式，大的城址是與人口眾多的聚落相匹配的。

# 后續考古工作的重要發現

①儀禮性夯土建筑

何努先生視為“觀象臺”或“觀象祭祀臺”。它是在城址南墻Q6外側接出了一個半圓形夯土建筑，由半圓形外環道和半圓臺基構成。外環道直徑約60米，總面積約1740平方米；臺基直徑40米，總面積約1001平方米。

②宮城城墻

位于遺址中部偏北，長方形，東墻南北約270、東西470米，面積近13萬平方米，方向225°。宮城東墻與大城東墻平行。在宮城內部初步探明有十余座夯土基址。

③宮殿基址

它是宮城內中期的核心夯土建筑，位于宮城東部，面積近6500平方米。主殿遺留有3排18個柱礎網結構，它們由柱坑、柱洞、柱礎石構成。柱洞直徑達0.4～0.5米。

④銅器殘片

發現于宮殿基址主殿夯土內，推測是銅盆口沿殘片。

⑤陶寺中期大墓

位于陶寺文化中期墓地南部。長5、寬3.6、深7米，是陶寺文化中最大的一座墓葬，出土有豐富而精美的玉石器、彩陶器。最令人矚目的是出土有一個長60、高40、寬25厘米的大漆箱，內盛5件喇叭口形禮器，近似于商代銅觚的上半部，可見墓主地位之高。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認為，陶寺城址就是堯舜禹時期的都城城址。據《尚書》等史籍記載，堯舜禹時期國家機器已初具規模。當時已有十二牧、司空、司徒、后稷、虞、典樂、納言等各種職官，管理國家事務；有流放、官刑、教刑、贖刑等成套刑法維護社會秩序；又有強大的軍隊足以放歡兜、竄三苗，對外族實行征討。很明顯，當時的社會發展已經脫離了氏族部落階段。從考古發現來看，當時與陶寺城址同時存在的城址很多，在山西省以外的河南、山東、陜西以及湖北都多有發現，這種局面正是邦國林立，彼此展開武力兼并、掠奪的反映。這種頻繁而具規模的戰爭，必然會促進國家形成和君王權力的集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經典著作中說，古代社會“在新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高峻的墻壁并非無故，它的壕溝深陷為氏族制度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入文明時代了”。

綜合上述，我們認為，規模宏大的陶寺城址，應是我國早期國家已經出現的證明，是我國史書記載的堯舜禹時代步入文明社會的物化標志。

本文由雷英 劉鑫摘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臨汾市文化和旅游局編著《襄汾陶寺——1999~2001年考古發掘報告》，內容有刪減、調整。

（審核：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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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03-082609-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臨汾市文化和旅游局編著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本書是關于山西襄汾陶寺遺址1999～2001年期間田野考古發掘成果的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會同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連續進行了兩年半的發掘，揭露面積1245平方米，發現了比較豐富的陶寺文化時期灰坑、房址、墓葬、陶窯、灰溝、城墻等重要遺跡，出土可復原文物400余件。本書全面系統地公布了這些重要資料，尤其是陶寺城址的重要發現。

本書可供考古學、歷史學等學科的研究人員及高等院校相關專業師生閱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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