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智化也政治化了

這個事件最大的矛盾點就是搭板，既然有高度差，深圳機場為什么不安排搭板讓輪椅可以順利上下坡，航空業不是應該更注重乘客的需求和體驗的嗎，現場的具體情況我們沒法通過視頻和相關陳述徹底還原，但這個大體應該屬于是可以做到而沒做到的，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再進一步，提供一個可穩定、復用的搭板方案是有一定的成本的，但這也不是一個回避的理由，從商業的邏輯看它顯然也能提升機場和城市的品牌形象。

鄭智化最早發的表述比較主觀夸大，后面還補充其他的經歷為了強調大陸這方面的“人性化”做得還不夠，但是反而起到了火上澆油的效果，這強化了他主觀感受有局限的印象。他的情緒點不在于有沒有人幫，而是不想以這種方式被幫，從另一個角度看，為什么不能好好說話，據實描述，描述自己的困難，指出對殘疾人不友好，不針對甚至還感謝一下機場以及工作人員，這樣肯定更容易被接受，也不會被指責忘恩負義。

這可能是出于博弈慣性，溫和地要求改變的效果不如直接掀桌子，把事情鬧大。這也可能是因為這種做法太符合主流社會對于殘疾人、對于弱勢群體的期待了，而鄭智化起家的底色就是跟當地的主流對抗，就是不妥協，所以也容易理解，他的表述是站在一個理所當然、絕對正義的角度，而不是把自己當成一個特殊的被照顧的群體的代言人的角度。而這很容易滑入他熟悉的挑戰權威的公共角色，挑戰身體健全的公眾對于公共設施的理所當然的便利感和不自覺的偏執。

深圳機場放視頻自證也很正常，實際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反轉效果，并讓事件走向進一步的“政治化”。首先深圳的形象就是新銳城市，進步城市，高科技、中國硅谷、中國城市名片，這種事情發生在深圳并且經過一些渲染，就有一種打臉的感覺——你離文明世界還遠著呢，好好學著吧。但也不要忘了，深圳對于大多數普通勞動者來說其實也是快節奏高效率的賽博朋克之城，資本名片，高流通高回報名片，它沒有那么人性沒有那么友善不才是正常的嗎？

所以也存在對鄭智化的表述挑字眼模糊矛盾的現象，這種“政治化”進一步引起道德主義的關注，誘使一些人進入“邊緣-主流”的敘事結構，為文明進步代言。反對者的話術則是，這種文明進步要是鋪開來成本太高，是在要特權，“只要權利不要義務”、巨嬰思維，這依然是某種選擇性的現實主義。

進步敘事是一種階級敘事，同樣，反進步敘事也是一種階級敘事，是兩種拉扯的小資意識。“進步”是從說服效果的經濟化角度選擇的一種偶然的概念，在很多人想象中，進步是理所應當的，未來的趨勢，不需要質疑，自動實現，更不需要自己付出抗爭呼吁之外的持續的成本，簡而言之，選擇性的高姿態對自己更有利。

可以關聯到環保、動保、少數群體等問題上，很多人對于這種訴求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和反感甚至恐懼，進而將其妖魔化，并通過某種合法的宏大敘事進行網絡串聯。你說每個人都可能是弱者，是主流價值觀受害者，是“健人霸權”的受害者，文明的底線提高對所有人都有好處，但怎么證明這種關聯，怎么證明對我有好處？相反，對他們來說，改變本身的侵略感才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恐懼同時帶來了滑坡——如果這個權利可以無限化，那么在社會總的分配中低話語權的人怎么辦，肯定會越來越弱，那我為什么跟你們共情。

我們越來越難想象一個高度地制度性地保障殘疾人生存發展的圖景，同時和每個人的利益高度和諧，這種想象的無能顯然跟分配現狀的不平等是高度相關的。

事情太政治化了，有時候恰恰需要往后倒退一兩步，作一些妥協。在古典資本主義時期，人們早就看到了它的難以持續，市場體系本身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因而必須要在市民社會的生產與交換之外創造一個額外的公共領域，倫理的、政治的、話語的領域，吸收這個外部性，對其進行制衡，當然也創造了一個新博弈空間。這是西方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大主題。

始終有很多人覺得這太修正了，扼殺了原有的勃勃生機。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的核心原則就是讓新英雄自由發揮才能，保護企業家的“創造性和破壞”和自由競爭，但眾所周知，如今它越來越變得保護壟斷寡頭和既有權力的擴張，或許有一天，這個體系不僅殘缺者，就連所謂健全者也都不需要了，都變成廢料和負擔。這個時候人們可能會懷念過去“健全”的資本主義理念，雖然它也從未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