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長甩出“王炸”改革，怎么看？

最近財經領域的第一大熱點當屬湖北“三資”改革。湖北省省長李殿勛提出的“一切國有資源盡可能資產化、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一切國有資金盡可能杠桿化”，還強調了“能用則用，不用則售，不售則租，能融則融”，引發了關注和爭議。

反對者為“賣國企”、“國有資產流失”痛心疾首。贊同者則是視為1990年代國企改革、黃奇帆“重慶模式”的續作，大聲疾呼“旗幟鮮明地支持”。

叫好叫罵之前，先要理解這次的“國資改革”乃至此前的“國資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對“改革”的背景和意圖、方法與效果，先有清晰的理解，再作判斷不遲。

01

理解一項政策，首先就要看懂政策推出的背景，要多問幾個“為什么”。

幾乎所有評論者都指出，“三資改革”的背景是地方財政困境急需“回血”。這是無法回避的現實。

湖北省人大2025年9月報告的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9月，湖北地方政府債務余額達21385.9億元，債務率128%，高于全國同期115%的平均水平。2024年，湖北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937.05億元，增長6.6%；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9974.11億元，增長7.3%。

4000來億的收入、近萬億的支出，沒有一點“非常措施”顯然無法承受2萬多億的債務壓力。

湖北省的GDP也就6萬億，“現金流”的騰挪空間有限，那就要拿出“家底”變現填窟窿。地方政府的家底無非是土地和國資，土地變不了現，那就只剩下“盤活國有資產”了。

簡而言之，“三資改革”出臺的背景是地方財政吃緊，“三資改革”的目的就是財政紓困。“支持市場經濟”、“促進市場化水平”之類的腦補，都是想多了。官方的政策表述也完全沒提這茬，“市場派”的解讀就不要“剃頭挑子一頭熱”了，后面還會具體分析。

至于對“國有資產流失”、“賣國企”痛心疾首的，那就請拿出替代方案來。債是要還的，拿什么還？

“國資信仰”者還要正視一個現實：造成地方財政的困境不只是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的收入減少，還和前幾年國資高負債、低效益的大舉擴張有著直接關系。土地財政消失，是地方財政減收。而國資低效擴張，才是地方債堆積的原因。

02

2017年—2022年五年期間，全國國有資產總增長76%，年均增長12%，五年增加346萬億元，每年增加69萬億元。其中，地方國資占比在五成以上。

國資大舉擴張，高度依賴舉債。2017年—2022年國有單位的負債凈增長235萬億元，增長了68%，年均增長11.1%。

每增加1塊錢的國有資產，就要增加0.67元負債。地方債的攀升，和國資高負債擴張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

高密度、高負債的國資擴張，并沒有創造相應的經濟貢獻、財政貢獻。那些“公益性”、“非盈利”的國資燒錢項目就不必說了，該盈利、該創造財政稅收的國有企業也沒有與資產規模匹配的效益表現。

2017年—2022年，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長9%，利潤年均增長6.9%，稅金年均增長5.4%，均低于資產和負債的增長速度。尤其是稅收增長，大幅落后資產規模和負債增長。

湖北省的情況也是如此。湖北省的國資委的數據顯示：20戶省屬企業資產總額2.04萬億，約為2017年的一倍。上交稅費132.45億元，同比增長5.20%。

同期，湖北百強總資產民營企業1.75萬億元，納稅總額為535.2億元，同比增長36.08%。

“壓艙石”不是“發動機”，“壓艙石”太重了，船就跑不動了。

湖北省的“壓艙石”到底有多“重”？這次推動“三資改革”盤出來的家底是20萬億。

其實，“壓艙石”投資效益低下的問題并不是現在才發現的。“提高政府投資效率”、“增強國企盈利能力”多年以來都是國資相關文件的高頻詞。從2017年-2022年的國資高速擴張期，就一直強調“提高政府投資效率”、“增強國企盈利能力”。和當下“盤活國有資產”的三資改革，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說，“盤活國有資產”的政策目標不是問題，問題一直是能“盤活”嗎？怎么“盤活”？這才是“三資改革”的題眼所在。

03

“國資信仰”者對“盤活國有資產”的理解很簡單，國企經營表現差、效率低，那就通過“改革”提高唄。前幾年國資大舉擴張，就是沿著這條思路來的。結果反正擺在這兒了，要是這條路能走通，那也不會有現在的財政困境、地方債高企了。

其實，這種“盤活”思路也是一條老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幾次“投資過熱”，都是金融系統為國企大規模輸血造成的。勞而無功，遭到反噬，才倒逼出九十年代國企改革“甩包袱”。

后來黃奇帆主導的重慶改革，也有相似的階段。國有金控公司背靠國開行等國有金融資源，大規模土地收儲抵押變現后，也對國企大規模注資。但是，規模龐大的重慶老國企，并沒有起死回生。

這種砸重金試圖讓國企成為財政金飯碗的“盤活國有資產”思路，是反復試錯反復錯，此路不通。

那么，地方財政困境倒逼出的湖北“三資”改革又是什么路數？“三資三化”、“能用則用，不用則售，不售則租，能融則融”，實際上是復刻當年重慶改革資產變現的金融模式。

“一切國有資源盡可能資產化、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一切國有資金盡可能杠桿化”的題眼是“一切國有資金盡可能杠桿化”。講白了，國有資產作為“金融籌碼”，從國資的一個口袋裝到國資的另一個口袋，在這個“交易”過程中配杠桿。

比如說，地方國企前幾年造了個大樓搞產業園，負債20億，一年收租1個億，運營成本加還本付息，每年都在虧。還要搭進去地方政府明貼暗補幾百上千萬。這就成了財政失血點的負資產。現在把租金收益單獨打包出來，包裝成債券出售，從債市吸5個億，借舊還新的擊鼓傳花就能繼續玩。

這還不過癮，杠桿可以加得更大。成立一個國有金控公司，裝進去10棟大樓的收益權，賬面上就是一年10個億租金收入，再包裝一下，諸如每年租金增長20%的預期，到銀行抵押貸款三五十億，不過分吧？要是還不夠，那再配套個大項目，還能從銀行搞出一大筆錢。

總之，“一切國有資金盡可能杠桿化”就是把國有資產轉化為金融籌碼，一層層加杠桿，滾滾而來的現金流為地方財政紓困。“一切國有資源盡可能資產化、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都是為“國有資金杠桿化”服務，是為“杠桿”制造金融籌碼。

這個金融杠桿游戲中，并不需要真正的資產盤活、運營效率提高。“不用則售，不售則租”，也不需要把資產轉給民企搞活經營。只要在交易環節中加杠桿倒手，創造短期現金流，就能為地方財政緩口氣。國有企業賣給國有金控，國有金控找國有銀行套現。“社會資本”不肯主動跟，也會通過金融系統被動跟。所以，“國資內循環”就夠了。

“市場派”心心念念的“民進國退”，在這個杠桿游戲是不必要的。這倒不是說湖北三資改革有歧視民企的預設門檻，而是民企不肯買、不敢買，不得不搞“國資內循環”。

04

對湖北“三資”改革“賣國企”、“國有資產流失”痛心疾首的，是杞人憂天了。絕大部分都是賣不掉的。賣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國資的左口袋倒右口袋。

算經濟賬，很多國資從頭到底就不存在盈利可能，湖北這次盤出來的21.5萬億國有資產，有多少具備盈利能力的？

其實，湖北三資改革前，各省都有性質相似的國資改革。主要動用的都是債券類的金融工具，涉及產權轉讓的少之又少，僅有少數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權改革。甚至這些花里胡哨的債券爆雷了，作為抵押品的國資都很難找到接盤的。這輪國資擴張，短時間內堆積了天量的資產，資產質量能有多高？沒車跑的高速、沒游客的景區，白送都沒人要。

那么，地方政府肯讓利、敢打折，民企就敢接盤嗎？多半也不敢。砸手上盤不活，是經營風險。買回來經營好了、賺到錢了，是政治風險。“國有資產流失”的緊箍咒，今天不念，不等于明天不念。倒查倒算時可不會算當年沒你有多虧，只會算你現在有多賺。

而且，買的怕，賣的也怕。要知道，當年黃奇帆在重慶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增量來自釋放、甚至可以說是“創造”了土地資產。通過大規模土地收儲—流轉，重慶的國有土地實現了資產化、現金化。

也就是說，重慶改革的金融籌碼土地資產，是這場改革創造出來的增量資產。增量資產入市帶來了增量的現金收益，財政盤子就活了。財政盤子活了，有能力大規模投基建，GDP好看了，黃市長一戰成名。這是重慶改革的上半場。

可是，盤活國有經營性資產的下半場難言成功。老國企還是該倒的倒，該散的散。重慶“八大投”也沒投出經營效率高、有財政造血能力的新國企。所以，經歷了轟轟烈烈的改革，重慶的經濟質量、產業經濟水平、財政狀況，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善。

這當然不是否定黃市長的政績，作為地方主官，他已經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已經做到最好了。

當年重慶改革也只干成了盤活國有土地資產的上半場，現在湖北“三資改革”是沒有土地資產可玩的。國有土地的資產化早就完成了，能賣的都賣了。剩下的要么是不讓賣的，要么是賣不掉的。其他國有經營性資產中，“優質籌碼”十分有限。比如水電等公共服務事業，相當一部分早早就有央企接盤了。畢竟地方財政困境也不是一年兩年了，手上的“好肉”剩的并不多。

地方政府手上能“資產化”的國有資源本來就很有限，非要說學校房頂上鋪太陽板發電大有可為，實屬自娛自樂。

大量高負債低收益的國有資產勉為其難“證券化”，是很難找到國資以外的“社會資本”跟進，拼的是地方政府能調動多少金融資源。手頭沒有優質的“籌碼”，就沒有撬動“國有資金杠桿化”的支點。除非動用非市場化的手段硬上，降低金融體系的風控標準之類的“非常舉措”。這樣做不僅會增加金融風險，地方財政和經濟的承受能力也十分可疑。

所謂“杠桿”，本質上就是債務。加杠桿，不可避免地會增加債務，無非是把負債裝進表內還是表外的區別罷了。以當前地方政府的負債水平，還有增長的空間嗎？

05

湖北“三資改革”有爭議，要理解李省長的難處，但也不必腦補加戲。三資改革是地方財政壓力倒逼的不得不為，紓解地方財政困境為目的，別無深意。能給地方財政回回血就不錯了，達成其他目標純屬奢望。

實際上，“盤活國有資產”的政策思維從來都沒變過，“國資改革”一直在路上，四十年就沒停過，方向盤都沒有轉過。

1990年代國企改革抓大放小，是“盤活國有資產”。重慶改革，也是“盤活國有資產”。前幾年國有資產急劇擴張、做大做強，也是“盤活國有資產”。這輪以“三資改革”為代表的國資改革也是一以貫之。國資從沒變過，盤也一直在盤。

至于說每輪“國資改革”的效果看上去不同，其實是取決于經濟的增量要素。

“市場派”津津樂道的1990年代國企改革，并不是“甩包袱”的抓大放小本身有多成功，而是對內開放民企、對外引入外資、加入WTO的增量改革很成功。重慶改革的成功，如前所述，是土地資產入市的增量因素。湖北三資改革，如果只是“國資內循環”的杠桿騰挪，并不會產生真實的經濟增長動力。

當然，對“三資改革”的預期本來就不應該過高。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湖北“三資改革”這把鑰匙，開的是湖北地方財政這把鎖。大可不必為送都送不掉的國資“流失”擔心，也不必“旗幟鮮明地支持”。地方政府、國資系統處理家務事，外人瞎湊什么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