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祿生說丨臺灣進士鄉愁錄：兩岸都是家

六月大事，牽動萬眾人心者，莫過于高考。這幾天正值考生揮汗如雨、考場拼搏之時，感慨之余，讀匾有悟，特此講一則清代臺灣籍考生力拼科舉的往事。

清光緒三年（1877），福建臺灣籍舉人黃登瀛經參加全國會試，被錄為貢士。彼時臺灣尚未建省，臺灣籍舉子首先是福建人，然后才被進一步劃分為臺灣人。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節取記載了光緒三年四月中旬清朝官方的發榜文件：“重印官板丁丑科會試題名（節取臺灣籍貢士）：丁壽泉（福建臺灣）、黃登瀛（福建臺灣）。”

取得了貢士功名，意味著距離進士還剩一步之遙，幾乎沒有貢士會放棄下一步的殿試，黃登瀛也不例外。

從會試到殿試，間隔只有一個月左右。具體過程不表，反正黃登瀛參加殿試的結果，很快就見分曉了。依然是《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的記載，四月下旬，清朝官方發布的“丁丑科金榜題名錄（節取臺灣籍進士）”又有黃登瀛的名字：“第二甲，賜進士出身：黃裳華（福建臺灣）。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黃登瀛（福建嘉義）。”

清代科舉放榜圖

黃登瀛的最高科舉功名，是殿試三甲33名，正式名稱為“同進士”。嚴格意義上，同進士不算真正的進士，它只是一個安慰獎，榮譽大于實質，三甲功名一般不影響仕途分配，官方給予三甲進士的待遇，參照貢士功名標準。

于是在光緒三年五月中旬，根據《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記載，光緒皇帝下達的“丁丑科新貢士授職諭旨”，對黃登瀛的仕途分配做了這樣的安排（節取臺灣籍進士）：“五月十一日，奉上諭：……黃裳華，著分部學習；……黃登瀛，著交吏部簽掣分發各省，以知縣即用?！瓪J此』。

對黃登瀛來說，這樣的仕途分配，只能說中規中矩，談不上好（一二甲進士通常進翰林院），也談不上壞。但不管怎么說，在廣泛意義上，黃登瀛已經榮登進士行列了，在競爭激烈的清代科舉社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這塊【康強逢吉】匾，就是黃登瀛在考中三甲進士后的第二年（光緒四年），提寫匾文送給他的一位宗伯長輩的，以作祝壽之用。給長輩題字，黃登瀛按慣例將自己的身份名頭落在了下款：“丁丑科進士宗侄登瀛頓首拜贈”。

石祿生收藏匾額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黃登瀛的仕途履歷。前面說過，黃登瀛被分配為“知縣即用”。他最終被派遣到山西省當知縣，具體哪個縣，史料不明。

為什么資料記載模糊呢？因為黃登瀛在赴任途中，遇到了打劫，搞得他心灰意冷，不久后返回家鄉，干脆以母親病弱需要贍養為由，放棄了仕途，在家鄉侍奉母親。因此，黃登瀛實際并未上任知縣職位。

有趣的是，黃登瀛以臺灣籍進士聞名海峽對岸，但其實他辭官后居住的家鄉卻在福建晉江。這是何故？

這里筆者要強調一件事：清代臺灣籍進士據統計共有33位。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有兩個家鄉，一個在臺灣，一個在大陸這頭。

清代閩粵地區對臺移民比例圖

這是因為，大多數清代臺灣進士，追蹤溯源最遠不過是祖父輩從大陸漂洋過海抵臺定居的，還有不少則是幼年時期才追隨父輩去臺的。他們雖然都取得了臺灣籍科舉名額，但心目中的家鄉卻有兩個，海峽兩岸，兩頭都舍不下。

以黃登瀛為例，他原籍晉江，大概在少年時期隨父移民臺灣嘉義縣。此舉或許有出于家庭生計的考慮，但也不排除移臺有利于科舉的可能。在清代中期，臺灣作為福建的一個偏遠地區，享受到了科舉優待，臺灣地區的舉人錄取名額多次增加。臺灣舉子雖然同樣要渡海來福州參加鄉試，但他們考取舉人的難度，比大陸這頭的其他福建地區考生，要容易一些。

清代科舉移民現象

不管是生計移民，還是科舉移民，反正在清代，從大陸這頭移民去臺的家庭比比皆是。譬如道光九年的臺灣籍進士黃驤云，是祖籍廣東的客家人；道光二十五年的臺灣籍進士施瓊芳，原籍福建晉江；光緒九年、光緒十五年的臺灣籍進士，江昶榮、丘逢甲，祖籍均為廣東嘉應（今廣東梅州）；臺灣最后一位進士汪春源，其祖籍為廈門。而像黃登瀛一樣年少時渡海臺灣的，還有光緒二十年的進士施之東。

大凡臺灣籍進士，對海峽兩岸都有著濃濃的鄉愁，這頭是故鄉、那頭是家鄉，輾轉往復、切換居留的現象很普遍。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后來又舉家從臺灣遷回到了大陸這頭，回歸祖籍或原籍，如黃登瀛、丘逢甲、汪春源。

汪春源漳州故居雕像圖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位臺灣進士汪春源，是我視之為師友的現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汪毅夫先生的曾祖父，因此在史料中看到汪春源的名字倍感親切。

還有一個現象頗值得注意：臺灣籍進士，留戀仕途者寥寥無幾。譬如道光三年的進士鄭用錫，斷續為官十余載，歸養今臺灣新竹市，興建住宅“進士第”；臺灣客家第一位進士黃驤云，為官數載，即歸隱家鄉；進士施瓊芳，在六部主事任上辭官回鄉，任教于臺灣海東書院；同治七年（1868年）臺灣三甲進士楊士芳，本欽點浙江省即用知縣，加同知五品官銜，他卻放棄了上任，歸隱臺灣專事教育；進士施士潔，辭官返臺，長期從事文教事業；光緒六年進士丁壽泉，授廣東即用知縣加同知銜，但因故未就任；客家進士江昶榮，為官不久即歸隱臺灣；進士丘逢甲，無意為京官，遂辭官執教于臺灣衡文書院，后歸隱祖籍地廣東梅州；進士許南英，不愿為官，請辭歸臺，致力于墾土（化番）事務。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近年兩岸多地舉行臺灣進士專題展

臺灣進士們，為何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取得進士功名，卻在仕途中淺嘗輒止，早早歸隱臺灣家鄉或大陸祖籍地呢？筆者認為原因有三：一是他們本就心志淡泊，無意仕途；二是不愿在大陸某些偏遠省份為官，寧可回歸臺灣安享生活；三是清末政局風雨飄搖，在朝為官已不復往昔榮耀，不如歸隱。

而在諸多清代臺灣進士中，最令人惋惜的，莫過于本文的主人公黃登瀛。黃登瀛于光緒三年（1877）取得進士三甲功名，沒有做一天的官，就歸隱原籍地晉江了，最終于光緒九年（1883），因病早逝，年僅4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