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次“焚書運動”：一次比一次猛，第三次距今不過百年

談及“焚書”，相信大家都會想到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雖然秦朝焚書坑儒的真相，可能未必后世儒家宣傳的那樣，但畢竟的確有過“焚書”。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中國其實一共有三次焚書，秦朝焚書只是最弱的一次，更大規模的文化災難是在后兩次，其中第三次始于距今百年左右。接下來，就談一談中國后兩次“焚書運動”。

清朝焚書

最近一段時間，“如何看待清朝”成為輿論焦點之一，其中一個觀點認為清朝近代失敗是中國封建制度（就是秦制）和中國文化走到了死胡同，是中國傳統的失敗、不是清朝的問題，換個漢人王朝結局一樣，甚至還不如清朝。

其實，這個觀點存在重大問題，學者杜車別的《歷史觀最根本的分野——是否承認大規模民族壓迫對文明的倒退作用》中有過相關論述，即落后少數統治先進多數時，基于自身情況和穩固統治等的客觀需要，必然會帶來文明的倒退、封閉等。

因此，民族的“族格”平等，但不代表誰統治中國都一樣，清朝這種權力結構（錢穆稱之為“部落政權”），必然會對文明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由此如果換個漢人王朝，在近代遇到同樣的危機時怎么可能與之一樣！關于這一論斷，清朝焚書也能給出答案。

所謂清朝焚書，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清修明史、四庫全書之后，燒掉了大量資料、書籍。比如，清朝乾隆年間銷毀了約3000萬份明代官方檔案，僅保留3000余件（主要為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其余檔案被系統性焚毀或篡改。至于清修四庫全書，焚書更為嚴重，所謂“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其次，以上是物理性的焚書，但還有“精神焚書”，比如清朝有各種禁書，乃至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都成了禁書；更為嚴重的是“文字獄”，長達150余年、六代人的文字獄，其實也是精神上的焚書，于是清朝文人只能玩“茴香豆的茴有幾種寫法的考據學”，其他不能玩也就相當于被焚書。

第三，除了文字獄的“白色恐怖”、批量禁書等之外，還有陰狠的一招，就是一方面清朝選擇程朱理學中更僵化、更保守、更教條的部分，一方面是康熙將治統與道統合一，將儒家經典解釋權集中于皇權。于是，觀點與之不合的書籍就被邊緣化、乃至消失，這是另一種層面的“焚書”。

因此，清朝焚書更甚于秦朝，不僅有物理上的焚書，也有精神上的焚書，更重要的是持久性，不是秦朝那樣短暫的焚書，由此對文明發展帶來的巨大負面之影響可想而知。

近代焚書

秦代焚書，清代焚書，或在大家意料之中，但近代焚書卻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可能很多人至今還沒有意識到。

談這個話題之前，先談“文明”標準。按照西方“文明三要素”，就是青銅、文字、神廟或城市，那么中國只有3300多年的文明史；在殖民擴張中，西方一段時期判斷“文明”的標準是“是否信仰基督教”，因此歐洲之外就沒有幾個國家或地區進入文明階段。

顯然，西方“文明三要素”存在重大缺陷，比如蒙古、女真等長期沒有文字，或者沒有青銅相關礦產的地區卻有統治幾千萬人的國家，這些都是沒有進入所謂“文明”的階段？不信仰基督教就不文明、不道德？因此西方這套標準本身問題重重。

但不管如何說，西方通過一套標準，就可以抹殺其他。近代以來的中國，就面臨這一問題，其實就是相當于變相的“焚書”。

學者翟玉忠在“近代‘焚書運動’——學界系統塵封中國古典學術”一文中指出：“過去百年來，以經、史、子、集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被西方學術體系重新定義，并以此為原則‘整理國故’。無論學者們出于有意還是無意，結果經、史、子、集的本來面目被遮蔽了，其內容和社會功能被全面消解。”

近代以來，以胡適等為代表的學者，強調以西方的方法“整理國故”，研究中國文化。但問題是，完全按照西方哲學理念整理諸子百家，完全按照西方史學理念研究中國歷史，完全按照西方字母文字特征衡量漢字起源等，必然出現驢頭不對馬嘴的情況，中華文明必然遭到嚴重扭曲。

在這種情況下，蘊含中華文明真相的典籍被扭曲，中華文明的真相就被遮蔽，這雖然不是“物理性的焚書”，實質上卻是更大災難的“焚書”，是成文明體系的“焚書”。因此，“以經、史、子、集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被西方學術體系重新定義”才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焚書”。

除此之外，中國學術界中不少人對西方盲目相信，比如中西史書中“波斯”名稱來源、還有“大夏”等矛盾，究竟該信中國史書還是信西方史書？現實大家都知道，很多問題上是相信西方史書，這就是另一種層面上的“焚燒了中國史書”。

最后，關于本文話題，還有兩點值得一談：

首先，談及西方話題，不知道有人真是極端思想還是故意搗蛋，總是說“沒有西方，你中國如何如何”、“你應該扔掉手機、斷掉互聯網”等之類的話，和這種人講道理講不通，就說個略耍無賴的邏輯，即西方那么反華、為何不扔掉中國發明的刀叉而用手指“扣”著吃呢？

其次，對于“以經、史、子、集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被西方學術體系重新定義”之危害，其實前些年在學術界非常嚴重，以至于出現匪夷所思的現象，比如將孟子翻譯為“門修斯”、將蔣介石翻譯為“常凱申”，背后折射的是中國學者不了解中國文化、以及對西方學術體系盲從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