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么不怕中國，還屢屢挑釁中國，是不是我們太善良了？

準確來講，不是不怕中國，是在屈指可數的幾個大國里，唯獨不怕中國。兩個月前，當我們在舉辦慶祝反法西斯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閱兵慶典時，日本內閣成員竟公然集體參拜靖國神社，首相更是親自供奉祭品。更早以前，日本還曾大言不慚地聲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十天前，搞事早苗更是再度發表強硬言論，不僅公然質疑中國對釣魚島無可爭辯的主權，甚至拋出所謂“臺灣事態關乎日本生存”的荒謬論調。類似這些連美國都需謹慎對待的底線，日本突破起來卻似乎毫無顧忌和壓力。要知道，日本對美國唯唯諾諾，對俄羅斯也小心翼翼、不敢輕易挑戰普京的底線，唯獨對中國卻異常強硬，甚至無視我們的譴責告誡？日本最新發布的《防衛白皮書》公然將中國定位為“最大戰略挑戰”，并將這一論調下發至全國2400多所學校，向下一代灌輸對立思維。此外，日本還組建“統合作戰司令部”，研發射程可覆蓋我腹地的“高速滑翔彈”，將護衛艦改造為航母，擺出一副積極備戰的姿態。要知道，我國的GDP已是日本的4倍以上，軍事實力也遠超日本。

那么，日本這種“無所畏懼”甚至“居高臨下”的底氣，從何而來？一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其交往史可追溯至兩千年前的漢代。在漫長的古代時期，中華文明對于日本列島而言，是璀璨的燈塔與全方位的導師。從隋唐時期大規模派遣的遣隋使、遣唐使，如饑似渴地學習中國的典章制度、律法、佛教、建筑、文學藝術，到日常生活中漢字、茶道、服飾的深刻影響，日本幾乎是在中華文明的滋養下，加速完成了從蒙昧到文明的飛躍。這一時期，日本對中華文化懷抱著一種近乎虔誠的敬畏與仰慕。然而，這種文化上的尊崇并未能完全轉化為持久、平等的地緣政治親和，而是充滿了吊詭的轉折。自元世祖忽必烈兩次跨海東征（雖因“神風”而失敗）起，日本在慶幸之余，也埋下了對大陸強權深深的戒備。到了明代，蝗蟲一樣肆虐中國東南沿海的“倭寇”，其成分復雜，但其中確實包含了由日本武士、浪人主導的武裝搶劫勢力，他們對中國的安全造成了實質性威脅，這可以視為日本對大陸的早期武力試探。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同時敲開了中國和日本的大門。由于滿清政府出賣國家利益，只想著滿清享受壓迫華夏人民，逐漸沉淪。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制度變革與國家轉型，迅速躋身帝國主義行列。自此，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逆轉，昔日的文化母國在它眼中變成了“落后的支那”，敬畏之心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極盡的蔑視與貪婪的覬覦。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這種心態的集中爆發。日本一舉擊敗了曾經的“天朝上國”，并通過《馬關條約》割占臺灣、澎湖，索取巨額賠款，完成了對中華帝國的“弒父”儀式。此后的“二十一條”、尤其是長達十四年的全面侵華戰爭，更是將這種背叛與侵略推向了極致，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刻骨銘心的傷痛。

這段交織著文化學習與軍事侵略、仰視與俯視的復雜歷史，塑造了日本對中國一種極其矛盾的心態。他們深知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內心或許殘存著一絲文化上的自卑，但近代以來的軍事勝利，又使其滋生了強烈的優越感與征服欲。這種深刻的歷史心結，是今日雙方互信嚴重缺失、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強烈對立的深層根源。

二戰結束后，中國、美國、蘇聯三國對日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處置方式，殘酷教育和處置方式的巨大反差，一定程度造成了今天日本的“不怕中國”。首先是美國。美國人對日本的改造，始于毀滅性的打擊。美國東京大轟炸，將56平方公里區域燒成灰燼，隅田河里漂滿燒焦的尸體，明治座劇院內窒息的尸體堆積高達2米，宛如人間地獄。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更是瞬間奪去數十萬生命。據統計，在戰爭末期，美軍轟炸了日本98座城市，造成約23萬人死亡，首都東京幾乎成為死城。戰后，美國更是從精神上徹底征服日本。他們強制日本修改教科書，刪除反美內容，灌輸親美思想。美國將天皇從“神”拖入人間，迫使其宣讀《人間宣言》。與此同時，美國大兵在日本土地上享有特權，日本人卻只敢匍匐在地，謙卑地說“歡迎您下次再來”。這套“組合拳”讓日本無論從肉體還是精神上，都對美國產生了根深蒂固的恐懼與服從。蘇聯沒有美國那樣摧枯拉朽，但他們將60萬日本關東軍戰俘一火車運往西伯利亞挖土豆，每天僅靠350克黑面包和少量砂糖維持生命體征，男戰俘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從事重體力勞動，女戰俘則除了勞作，還頻繁遭受蹂躪。同時，蘇聯對他們進行強制性的思想改造。當最后一批戰俘于1949年返回日本時，人數已不足40萬，超過20萬人永遠“肥沃了西伯利亞的土地”，這種印象深刻的處置，讓日本至今對俄羅斯心存畏懼。

反觀中國，作為戰爭的最大受害國，蔣介石在戰后選擇了令人感動的“以德報怨”，不但放棄了派兵駐扎日本的權利，還將境內近400萬日本僑民和戰俘，幾乎毫發無傷地遣返回國。更讓人看不懂的是，許多甲級戰犯并未得到徹底清算。《讀賣新聞》老板正力松太郎、《朝日新聞》副社長緒方竹虎等均為甲級戰犯，最典型的例子是甲級戰犯岸信介，他不僅未被嚴懲，反而成為日本首相，他的外孫安倍晉三更是成為日本近幾十年影響力最大的首相。這三種截然不同的處置方式，給日本上了一堂生動的“慕強”課。對徹底征服它的美國，它唯命是從。對手段強硬的俄羅斯，它不敢造次。而對寬宏大量的中國，它在“畏威而不懷德”的文化基因驅動下，非但未生感激，反而將仁慈誤判為軟弱，從而滋生了今日的肆無忌憚。三讀過初中的人都知道日本地理形勢，它孤懸于太平洋之上，國土狹長、破碎，山地丘陵遍布，平原稀少。更為嚴峻的是，這片土地地震、海嘯、臺風等自然災害頻發，且除森林、漁業資源外，現代工業所需的石油、天然氣、鐵礦、煤炭等關鍵戰略資源極度匱乏。這種“地理的詛咒”深刻地塑造了日本的民族心理，所以這種浸入骨髓的危機感、不安全感與生存焦慮，大概是日本硬著頭皮“不怕”中國的緣由的源頭。

在日本祖先的記憶中，生存與發展所需的資源與空間，永遠需要從海外、特別是從隔海相望的歐亞大陸獲取。因此，其安全邊界從來不能被限定在四個主島的海岸線，必須不斷向外拓展，控制海上通道，甚至將大陸沿岸納入其所謂的“利益線”與“生命線”。這種“島國心理”使日本對周邊任何大國的崛起，都抱有近乎本能的警惕、抗拒，甚至敵意。在中國國力相對較弱、海軍力量被束縛在近海的時期，日本尚能通過其經濟優勢，依靠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與軍事同盟，維持一種心理上的平衡與優越感。然而，當中國以不可阻擋之勢崛起，綜合國力穩居世界第二，海軍力量更是劈波斬浪，突破以日本列島為核心的“第一島鏈”走向深藍時，日本的戰略焦慮被急劇放大，甚至到了寢食難安的地步。在中國民眾看來，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恢復歷史上應有地位的正常進程，但在日本的戰略視角下，這卻意味著其賴以生存的、通往中東和歐洲的海上生命線，將被一個歷史上曾與自己有復雜恩怨的龐然大物所扼控。

日本或許感覺自己正被關進一個由中國大陸、臺灣和琉球群島構成的“地理囚籠”之中，所以，日本當前對華展現的“不怕”，并非源于真正的自信與實力平等，而恰恰源于這種極度的不安全感與恐懼。日本的一切對華強硬舉動，包括從艦機聯動監控中國海警巡航，到大肆渲染“臺灣有事”，再到積極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太”的迷之言論操作，都可以被視為一種試圖沖破地理詛咒、在戰略困境中爭奪主動權的絕望掙扎。與德國在歐洲對納粹歷史進行徹底清算、持續反思并贏得國際社會諒解不同，日本在戰后對那場侵略歷史的態度，始終是曖昧的、碎片化的，甚至是倒退的。背后主要推盤手還是美國。它出于冷戰需要，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進行了包庇與利用，大量的戰爭責任未被徹底清算，許多戰犯甚至重返政壇，這使得日本社會從未像德國那樣，完成一次全民性的、觸及靈魂的歷史反思。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經過精心修飾與建構的“受害者史觀”。

在官方與民間敘事中，反復強調廣島、長崎的核爆傷痛，突出東京大空襲的悲慘，而刻意淡化、模糊乃至否認其在南京大屠殺、細菌戰、強征“慰安婦”等事件中作為加害者的歷史責任。在這種自我中心的敘事中，日本的侵略行為被相對化，其殖民統治的殘酷性被美化，整個戰爭的性質，被扭曲為一場“旨在對抗西方殖民、解放亞洲”的戰爭，或至少是一場“迫不得已”的沖突。當今日的中國，隨著國力的增強，不斷重申歷史正義，要求日本正視歷史，這在中國看來，是維護民族尊嚴、警示后世、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的正當之舉。

然而，在日本部分政客和受其敘事影響的民眾認知中，這卻并非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而更像是一種中國刻意打出的“歷史牌”，一種用于在現實博弈中打壓、矮化日本的政治工具。所以，中國的持續崛起與強大，在日本這部分人看來，非但不是對過去歷史錯誤的糾正與正義的伸張，反而是一種新的、更具壓迫感的“威脅”。對于這點，日本無法理解，甚至反感中國“為何不能放下歷史”。這種深刻的歷史認知偏差，使得日本在面對中國時，完全缺乏德國面對以色列時，那種源于歷史罪責的道德負罪感，以及戰略上的內在克制。這直接導致日本的行為更加“無所顧忌”，公然在歷史傷口上一次次撒鹽。四戰后日本的國家安全架構，完全建立在《美日安保條約》的基礎之上。這份條約，對日本而言，既是一把不可或缺的“保護傘”，也是一道沉重的“鐐銬”。

一方面，它讓日本得以在戰后享受美國提供的、包括“核保護傘”在內的低成本安全紅利，從而能心無旁騖地專注于經濟發展，并創造了經濟奇跡。另一方面，它也深度捆綁了日本的外交與安全政策，迫使日本必須與美國的全球與地區戰略保持高度同步，喪失了相當程度的戰略自主性。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和時間的推移，特別是自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美國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在這個背景下，日本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前沿、最核心的盟友，其地緣戰略價值陡然提升。這給了日本右翼勢力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于是日本躍躍欲試，試圖“借船出海”，充分利用美國的戰略需求，借助美國的力量，來最大限度地平衡、甚至遏制中國的影響力，從而實現自身“正常國家化”乃至“軍事大國化”的野心。無論是積極推動美日印澳“四邊機制”，還是大幅增加軍費，發展“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公然突破“專守防衛”的憲法約束，更或是頻繁介入南海、臺海問題，其背后都有美國的默許、鼓勵乃至直接推動。因此，日本的這種對華“不怕”，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借來的勇氣” 。

日本也知道，單憑一己之力，無論在體量、資源還是戰略縱深上，都已無法與中國進行長期抗衡。但它同時明白，只要緊緊抱住美國的大腿，扮演好美國印太戰略“馬前卒”的角色，就能在與中國的地緣博弈中獲得額外的籌碼與底氣，所以“不怕”前提下的反復挑釁，大概是身為“馬前卒”的一個基本表態，一個表忠心的“投名狀”，僅此而已。但高市或許忘了，今日之中國，已非晚清之中國，更非民國之中國，高市若不懸崖勒馬，必將用血的代價，為自己躍躍欲試的“不怕”和觸及紅線的挑釁買單，必將親手葬送日本的前程，堵死日本的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