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湖北、湖南多俊杰，卻總是淪為歷史配角？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兩湖現(xiàn)象”——湖北、湖南地區(qū)，誕生了最高比例的歷史文化名人。更吊詭的是，這些人幾乎都是在外地成名，進而影響整個中國的走向。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時代，這種現(xiàn)象就已經廣泛存在。這里曾是古楚國的地盤，所以這種現(xiàn)象也稱“楚國現(xiàn)象”。

在湖南岳麓書院的門前，有一副對聯(lián)“惟楚有材，于斯為盛”，其原文出自《左傳》——“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說的就是楚國雖然人才輩出，但是誕生在這里的人材，都是在中原地區(qū)得到重用。

戰(zhàn)國以后，楚地又出現(xiàn)了屈原、蔡倫、杜甫、孟浩然、畢升、周敦頤、張居正、王夫之、李時珍等歷史文化名人。

1840年以來，湖南、湖北的大事件和大人物，更是呈現(xiàn)井噴狀態(tài)，風頭甚至蓋過了江浙粵等地。

晚清時期，有曾國藩、左宗棠、劉坤一、魏源、郭嵩燾、譚嗣同；

民國時期有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熊希齡、黎元洪、楊度、聞一多、殷海光、沈從文、齊白石；

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有毛澤東、林彪、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田漢、丁玲、李四光；

八十年代以來有胡耀邦、朱光亞、黃仁宇、袁隆平、劉道玉、楊小凱等等。

并且與歷史上的楚國相似，盡管這些名人都是出自兩湖地區(qū)，但幾乎都是在外地成就事業(yè)，并影響中國。

除了批量誕生歷史文化名人，“楚國”的重要性，還體現(xiàn)在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影響中國至今的“秦制”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

眾所周知，發(fā)生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周秦之變，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制度、文化大轉型，周秦之變的結果是秦制統(tǒng)治中國兩千年，并且影響至今。

不過，很多人受“過于簡化”的教科書影響，也被《大秦帝國》等影視劇誤導，于是將“秦制”等同于“秦國的制度”。但其實，“秦制”中最重要的君主制和郡縣制，最早的發(fā)明者和踐行者，其實都是楚國。

“楚人”有如此多的英雄才俊，“楚國”如此舉足輕重，“楚文化”對中國影響如此之深，值得每一個國人探尋、深思。然而遺憾的是，以往作品對楚國的關注點，要么是帝王將相的宮斗戰(zhàn)爭，要么是文人墨客的詩詞歌賦，真正能從思想、制度、社會等視角講明白楚國的作品，少之又少。

北大社會學教授李亮剛剛出版的《楚興》一書，不僅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還以社會學的專業(yè)視角，講清了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轉型——從分封建制到中央集權，究竟是如何發(fā)生的？

楚材：人才輩出，卻外流他國

楚地興起的江漢平原，舊稱“云夢大澤”，環(huán)境惡劣，早先是蠻族居住。楚人與中原人，有很深的隔閡。《左傳》中的名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季文子針對楚人說的。

按照常理，蠻荒之地應該很難出人材。可是楚地卻出現(xiàn)了老子、伍子胥、孫叔敖、屈原、劉邦、項羽等大批人材。并且，他們幾乎都是在國外成就事業(yè)。

那么，為何楚地盛產人材，卻又大量外流？大眾受教科書或影視劇的影響，通常簡單歸因為人口規(guī)模等地理要素。但如果我們轉換到社會學的視角，就可以很好地解釋兩個問題。

首先，楚國是大國，“人口規(guī)模大，所以人材輩出”恰恰是正常現(xiàn)象，“人口規(guī)模大，但是人材稀缺”才不正常。而比人材總量更重要的，其實是人材的比例、人材的結構。

在當時，齊、魯、晉等中原大國，人口、人材的數(shù)量都很龐大，但它們受西周封建文化的束縛，形成封閉社會。比如中原國家以宗法血緣為紐帶、只封宗親和功臣，所以極易產生階層固化，其人材比例、結構都比較差。

而楚地的蠻夷恰好相反，他們被排除在宗法制、分封制的核心圈之外。比如楚國的羋姓臣服于周朝時，只獲得子爵的封位，盡管他們后來自立為王，但孔子編纂《春秋》時，仍稱其“楚子”。

這種封建文化的空白，反而帶來楚國文化的“后發(fā)優(yōu)勢”——自由、開放、多元、突破、創(chuàng)新。所以早在孔子施行“有教無類”之前，楚國就已經有更多的平民子弟，獲得了培養(yǎng)、施展的機會，使人材更容易脫穎而出、產生流動。

其次，楚國人材之所以大量流失，其實是農業(yè)社會、分裂格局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存著無數(shù)個行業(yè)，即便同一行業(yè)，也可以有多種產品實現(xiàn)共贏，只要能夠滿足消費者的不同需求，就能成就一番事業(yè)。

但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重農抑商的國策已經開始成型。在農業(yè)社會，人材的上升通道，通常就只有政治。然而政治機會完全是排他的，并且越高的職位，排他性就越激烈——你當了宰相，我就不能當；你當了國君，我只有踩著你的尸體，才能登基稱王。這樣一個金字塔的社會，無論培養(yǎng)出多少人材，都必然走向嚴重的浪費和內耗。

當時恰好是諸侯并起的時代，各國都在招攬人材，人材之間競爭激烈。比如商鞅、蘇秦、張儀甚至孔子，都是游歷各國，兜售自己的主張。

楚國既然產生了大量人材，要想建功立業(yè)、“出將入相”，自然只能外流到他國尋找機會。

楚興：改革領先，卻停滯不前

西周的“分封建制”，演變成君主制、郡縣制為特征的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這一歷史變革被稱為“周秦之變”，其影響至今遍及中國。

很多人望文生義的以為，秦制是秦國獨立創(chuàng)建的。然而更深刻的歷史真相是——周秦之變從來不是秦國的獨角戲，而是秦、楚兩國的聯(lián)合演繹。

正如《楚興》一書所述，公元前6世紀，楚國率先建立起縣制，秦國立即效仿——每征服一國，就將其王公貴族擄到后方、扣作人質，然后設縣管轄。

秦、楚兩國幾乎同時發(fā)展出集權程度較高的君主制。所以春秋戰(zhàn)國時代，秦楚兩國多次稱霸，擴張速度最快。

而中原的各諸侯國，分封利益錯綜復雜，改革阻力較大，君主能調動的權力和資源有限。于是都落入被侵略宰割的命運。

楚亡：亡秦必楚，卻楚隨秦制

既然楚國是中央集權的開創(chuàng)者，為何楚國沒能完成統(tǒng)一，反而最終滅亡？

以往的解釋，大多聚焦于帝王將相的作用。比如商鞅的政治改革，楚懷王的昏庸無能，王翦的軍事才能等等。但其實，這些都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從社會學的視角對比秦、楚兩國的情況，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解釋。

冷兵器時代的爭霸戰(zhàn)爭，不是職業(yè)軍人的拼殺，而是要調動整個社會的資源、把整個種群都押上的豪賭。

像“吞并六國”這樣超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工程，必須有統(tǒng)治者的堅韌意志，改革者的超前想象，尤其底層百姓必須絕對服從、不計代價。簡言之，整個國家必須成為一臺高效的殺戮機器。

秦國與西戎長期征戰(zhàn)，軍國主義盛行，基本上全民皆兵； 至少從秦孝公開始，秦國就為吞并六國，做了100多年的戰(zhàn)略準備； 貴族完全喪失話語權，君主大權獨攬，對國民生殺予奪； 以嚴刑峻法鏟除商品經濟和民間輿論……

反觀楚國，盡管最早開始集權，但是集權程度遠不如秦。楚國君主仍然受到宗教、貴族和輿論的制約。比如楚王犯錯時，宰相可以鞭笞他；王子掠奪民財，國君不得不道歉賠償。

此外，楚國周邊缺少可匹敵的大國，危機意識極度欠缺，也沒有吞并六國的計劃和國策。所以，在“耕戰(zhàn)之民”的組織程度上，楚國遠不如秦。

然而歷史的吊詭，遠遠超出戲劇。正如司馬遷所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秦滅楚后第十六年，即公元前207年，秦朝被楚人所滅，隨后楚人劉邦建立了漢朝。

可以說，雖然楚國、楚王失敗了，但是最后還是楚人、“楚制”贏了。楚國創(chuàng)立的制度、文化，在秦楚兩國的推動下，就這樣影響中國兩千多年，并延續(xù)至今。楚國的重要性也正緣于此，遺憾的是，很多國人對楚國和“周秦之變”的理解，仍然是一知半解、張冠李戴，進行盲目的批判或認同。

為此，店長薦書誠摯推薦《楚興：霸主時代的政治與戰(zhàn)爭》。作者李亮是北大社會學教授，以其社會、政治、歷史等多學科的學術功底，造就了這本楚國研究的扛鼎之作。

最難得的是，本書打破了帝王將相的傳統(tǒng)通俗敘事，從歷史社會學的視角，融會貫通政治、地緣、經濟、文化，厘清了中國最重大的歷史變革——周秦之變。本書史料豐厚，語言通俗，是一部讓人洞察歷史規(guī)律，找到社會原動力的史學佳作。感興趣的書友，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