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連續兩天為日本歌手叫屈，我們該如何理解？

大V胡錫進的公眾號“胡錫進觀察”連續兩天發表文章為日本歌手叫屈，

縱觀老胡的核心觀點，其直指“抵制需區分對象，莫讓個體藝術家為日本政客的錯誤買單”。這一表態并非為特定群體辯護，而是提醒公眾在愛國情緒與理性表達之間找到平衡，這與我們堅守歷史正義、維護國家利益的政治正確并不矛盾。

從事件本質來看，引發公眾情緒的根源，是日本政府在歷史認知、領土主權等問題上的持續錯誤行徑。從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到參拜靖國神社，從覬覦釣魚島主權到推動修憲擴軍，日本政客的一系列操作不斷傷害中國人民的情感，觸碰歷史紅線。

而本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將日本政府一貫的錯誤行徑，徹底撕下了底褲，并且還堅決拒絕反省收回錯誤言論，更是點燃了我們從上而下的不滿情緒。

這種背景下，公眾產生不滿情緒、采取抵制態度，本質上是愛國情懷的自然流露，理應得到理解與尊重。但關鍵在于，抵制的矛頭應當精準指向始作俑者，就應該是那些頑固堅持錯誤立場的日本政客與右翼勢力，而非無辜的個體。

胡錫進在文章中強調“不能將國家間的矛盾簡單轉嫁到普通民眾身上”，這一觀點契合歷史邏輯與現實情理。

回顧歷史，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抵制的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而非日本普通民眾；改革開放后，中日民間交流的回暖，正是源于兩國人民對和平的共同向往。

那些來華演出的日本歌手，不少人長期致力于傳播中日友好，用音樂搭建文化溝通的橋梁，他們的作品傳遞的是人性之美與和平愿景，與日本政客的錯誤行徑毫無關聯。

強行將其與政治爭議捆綁，甚至用“抵制”之名剝奪其正常演出權利，本質上是對個體善意的傷害，也違背了“冤有頭債有主”的樸素正義觀。

值得深思的是，近兩年俄羅斯演出團遭遇的西方抵制，更直觀地暴露了“文化政治化”的危害。俄烏沖突爆發后，美歐將文化領域變為“非軍事戰場”，對俄羅斯實施系統性封殺：歐洲電視歌唱大賽禁止俄選手參賽，倫敦交響樂團取消柴可夫斯基作品演出，美國大都會歌劇院暫停肖斯塔科維奇歌劇上演，連俄羅斯國立模范大劇院也被剝奪了在美歐的演出資格。

這些藝術作品與藝術家本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卻因地緣政治沖突被貼上“敵對標簽”，這種“一刀切”的抵制本質上是文化霸權的體現，與我們反對的極端行為異曲同工——都是將群體矛盾轉嫁于個體，用政治對立摧毀文明共識。

而中國始終堅持“反對將人文合作政治化”的立場，既歡迎遭西方回避的俄羅斯表演家來華演出，讓馬林斯基交響樂團的《紅旗頌》在中國國家大劇院奏響，也推動中俄文化年等交流活動，這正是理性包容的生動實踐。

反觀多年前內地多地出現的砸日本合資車事件，更印證了極端抵制的荒謬與危害。那些被砸的車輛，不少是中國消費者用辛勤汗水購買的私有財產，背后是一個個普通中國家庭的生計與期盼。

這種行為不僅侵犯了他人合法權益，破壞了社會秩序，更讓愛國情懷淪為盲目的破壞欲，完全偏離了維護國家利益的初衷。正如胡錫進所指出的，真正的愛國不應是傷害自己人、破壞社會穩定，而應是精準打擊真正的對立面，同時守護社會的公序良俗。

當前，中日關系面臨復雜挑戰，民間交流更顯重要。那些愿意跨越國界傳遞善意的日本藝術家，其實是促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的紐帶。如果因為極端抵制而切斷這條紐帶，反而會讓中日民間隔閡加深，正中右翼勢力下懷。

真正的愛國，應當是既堅守原則底線，又保持開放包容；既銘記歷史傷痛，又不被仇恨裹挾。我們可以對傷害民族情感的行為說“不”，但也應給善意留一片空間。

總之，胡錫進的連續發文，我個人認為并非簡單地為日本歌手“叫屈”，而是為理性發聲、為邊界護航。在愛國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