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正襟：通過貿易制度性權力，理解經貿霸權的不對稱依賴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貿易制度性權力已成為塑造國際經濟秩序的核心力量。這種權力本應植根于相互依存的土壤，以規則共建、利益共享為底色，推動全球經濟朝著更開放、更普惠的方向發展。然而，美國近年來將貿易制度性權力異化為霸權工具，以“美國優先”為圭臬，肆意踐踏多邊貿易規則，不僅扭曲了全球貿易的本質邏輯，更給世界經濟帶來了系統性風險。基歐漢與奈在《權力與相互依存》中構建的理論框架，為我們解析這一現象提供了重要視角。

一、理論根基：貿易制度性權力的本質是共生而非零和

1977年，基歐漢與奈在《權力與相互依存》中打破了傳統權力理論的軍事中心主義視角，提出“相互依存的經濟關系中的不對稱，使依賴較少的行為者更為強大”這一核心觀點。2025年，二人合著《漫長的美國世紀的終結》一文，提出了“貿易制度性權力”理論。該理論揭示了貿易權力的本質邏輯——制度性權力的合法性，源于對相互依存關系的維護而非破壞。

理論中“赤字優勢”的悖論極具啟發意義：貿易順差帶來的經濟成功可能轉化為依賴的脆弱性，而赤字國憑借市場規模形成的談判優勢，本質上是相互依存體系賦予的調節權，而非脅迫權。基歐漢與奈特別強調，“復雜的相互依存”通過跨國利益聯結、民間交流等多重渠道，會有效制衡單一維度的權力濫用，20世紀60年代美加汽車協議中，加拿大通過產業政策博弈獲得平等談判地位，便是典型例證。這表明，貿易制度性權力的健康運行，需要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平衡，更需要將權力置于規則約束之下。

美國曾是戰后多邊貿易體系的構建者之一，其通過GATT、WTO等機制積累的制度性權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受邀建立的帝國”所蘊含的吸引力——冷戰時期，歐洲國家主動追隨美國領導的貿易體系，并非畏懼其武力，而是認同其規則的包容性。這種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協同，才是貿易制度性權力的可持續來源。

二、實踐異化：美國貿易霸權對制度性權力的三重破壞

近年來，美國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將貿易制度性權力推向異化的極端，通過“規則重構、權力濫用、軟實力耗散”三重手段，將多邊貿易體系拖入危機。這種霸權行徑，完全背離了相互依存理論的核心要義。

在規則層面，美國以“改革”為名行“破壞”之實，肆意重構貿易制度的底層邏輯。它一方面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衛生組織等多邊機制，削弱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礎；另一方面通過USMCA、IPEF等區域性協定，植入“毒丸條款”“勞工快速響應機制”等排他性規則，將貿易與政治價值觀捆綁，構建“去中國化”的小圈子秩序。USMCA第32.10條明確禁止成員國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自貿協定，這種將貿易制度工具化的做法，徹底打破了“規則中性”的基本原則，使貿易協定淪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武器。

在權力行使層面，美國將“不對稱相互依存”異化為單邊脅迫的工具。依據其與中國、墨西哥等主要貿易伙伴超過2:1的出口進口比，美國頻繁動用關稅大棒，2024年4月宣布對全球多國征收全面關稅的舉動，直接引發全球市場動蕩。這種行為看似利用了“赤字優勢”，實則違背了權力行使的基本邏輯——基歐漢與奈早已指出，“威脅禁止或限制進口的壓力，會因反制因素而失效”。中國通過制裁蘋果、波音等美國企業，切斷稀有礦物供應進行反制，墨西哥通過民間組織游說削弱美國政策效果，都印證了霸權手段的局限性。

更致命的是，美國對軟實力的肆意消耗，正在瓦解其制度性權力的合法性基礎。軟實力源于“吸引力而非脅迫”，而特朗普政府通過威脅丹麥放棄格陵蘭控制權、暗示收回巴拿馬運河，喚醒了全球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歷史記憶；關閉國務院全球刑事司法辦公室、削減科研投入，則削弱了美國在價值觀和科技領域的感召力。皮尤與蓋洛普的調查顯示，盡管美國仍在全球吸引力排名中領先，但2023至2024年間其優勢已明顯收窄，這正是軟實力耗散的直接體現。

三、全球沖擊：霸權行徑動搖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

經合組織2025年12月發布的經濟展望報告明確指出，美國關稅政策的負面影響正在全球傳導，導致美國經濟增速從2024年的2.8%降至2025年的2.0%，全球貿易量持續承壓。這一數據背后，是美國貿易霸權對世界經濟三大支柱的系統性沖擊。

其一，沖擊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名推動“小院高墻”政策，在半導體、新能源等領域強制“脫鉤斷鏈”，違背了比較優勢理論所構建的全球分工邏輯。大衛·李嘉圖提出的貿易價值創造原理表明，全球經濟通過專業化分工實現效率提升，而美國的霸權行徑引發的“創造性破壞”，已從良性的產業升級異化為惡性的供應鏈動蕩，使全球企業被迫承擔額外的合規成本與風險成本。

其二，動搖多邊貿易體系的權威性。WTO爭端解決機制曾是全球貿易的“穩定器”，但美國長期阻撓上訴機構法官任命，使其陷入癱瘓；在IPEF談判中，美國憑借議題設置權，將反腐、數字規則等非貿易議題強加于人，破壞了“協商一致”的多邊原則。這種“合則用、不合則棄”的霸權心態，導致全球貿易治理陷入“制度真空”，發展中國家被迫在不同貿易圈子中“選邊站”，加劇了全球經濟的碎片化。

其三，阻礙全球共同問題的協同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危機，本質上需要通過強化相互依存實現協同治理。但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削減國際抗疫合作投入的做法，使全球治理失去了關鍵推動力。正如《柳葉刀》所揭示的，COVID-19全球大流行導致1800萬人死亡的悲劇，凸顯了相互依存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現實，而美國的“退群”行為，無疑為全球危機應對設置了重重障礙。

四、歷史方向：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貿易制度新秩序

基歐漢與奈在分析美國權力前景時警示，“攻擊相互依存會削弱美國權力的根本基礎”。當前美國貿易霸權的困境已印證了這一判斷：其對華貿易戰并未實現“產業回流”目標，反而導致美國家庭消費成本上升、農民利益受損；IPEF等排他性機制因缺乏包容性，難以形成真正的凝聚力。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霸權主義不符合相互依存的時代潮流，貿易制度性權力的未來，在于回歸共商共建共享的本質。

中國始終是多邊貿易體系的維護者和建設者。從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到申請加入CPTPP、DEPA，中國始終堅持以規則對接為基礎，以互利共贏為目標，彰顯了貿易制度性權力的正確行使方式。與美國的“脅迫型權力”不同，中國倡導的制度性權力，植根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既尊重各國的發展差異，又通過互聯互通增強相互依存的韌性，為全球貿易制度改革提供了新路徑。

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各國共同守護貿易制度的初心。美國應摒棄“霸權思維”，回歸相互依存的理論本質，重新成為多邊貿易體系的建設者；各國應加強政策協調，共同抵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推動WTO改革朝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唯有堅守多邊主義，讓貿易制度性權力服務于全球共同發展，才能破解當前的經濟困局，讓全球化的紅利惠及更多國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