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光里的微笑》：電影幕后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三十年前，一部沒有特效，沒有技巧，沒有曲折情節的電影《燭光里的微笑》，讓無數人為之哭濕了手絹。這部描寫教師生活的電影，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令誰都想不到的是，這部電影的導演吳天忍，在11歲之前居然還識字，甚至不會講漢語。

關于這部電影的幕后故事，今天白羽就跟大家聊一聊。

《燭光里的微笑》導演吳天忍，1939年出生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一個極為偏僻的苗族山寨里。

古代的史書將這里稱之為“苗蠻”，現代的人將其稱之為“中國的盲腸”。在吳天忍的兒時的記憶中，這里幾乎天天鬧匪，《烏龍山剃匪記》寫的就是那地方。

導演吳天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們祖祖輩輩都是把“一”字當扁擔的。我十一歲前不識字，甚至不會講漢語”。

直到1951年，已經11歲的他才被老師帶進教室。所謂教室，只是一間廢棄的破倉庫，老師也僅有初中文化的半農民。

在吳天忍的記憶里，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凡是教過他的老師，都幫他過學費、書費，每年他都會享受“甲等助學金”。

他的第一雙鞋，第一件棉襖，都是老師送給他的。最令這位大導演終身難忘的是：他把新鞋、新棉襖捆好，赤腳冒雨走了幾十里的山路，半夜回到家，把父母親人叫醒。

爹娘摸著新鞋新衣，虔誠地向東祈禱，祝福老師。并一再叮囑他，要展勁讀書，莫辜負好老師。

鄉下孩子，皮的可以。

有一次，都到了上課時間，幾個小伙伴還在山坡上掏鳥窩。老師氣喘吁吁地把他抓回辦公室，吳天忍已經做好了挨訓的準備。沒想到，老師眼里閃著淚光，對他說：“丫兒呀，莫要皮嘍，不好好讀書，我們苗家人永遠不會有出息的啊”。

吳天忍當時并不理解這句的意思，但是他知道自己傷了老師的心。自此以后，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績從初中畢業。

在當地，這已經算是“大有學問”，家里已經不打算讓他繼續讀書了。

畢竟，家里多一個勞動力比什么都有用。

但是，校長卻三番五次跑到家里做思想工作，讓吳天忍繼續讀高中，隨后他就被保送至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附中讀書。

1959年，吳天忍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

對于吳天忍來說，在知識改變命運這條路上，每一步都有老師為他墊下的石頭。

苦難的生活，是人生最好的劇本。有了這樣的生活經歷，他決定拍一部關于教師電影的打算。

1990年，已經拍過6部作品的吳天忍偶遇了一個心儀的劇本《天國之門》。這個電影劇本寫的是形形色色的人們在一間醫院太平間門口所表現出來的眾生態。

然而，故事龐雜，頭緒繁多，以至于這個本子無人問津。

吳天忍卻被里面的一部分情節吸引了：關于一位女教師病死后，一群孩子來探望她的遺容。

那一刻，導演童年記憶中的情感和老師的形象，驟然重疊。

他當即就跟原作者聯系，并提議就以這段情節擴展為一部純碎反映教師生活的影片。

巧合的是，編劇陸壽鈞家中四代都是教師，他的妻子也是現任的教師，劇本中的許多事件、細節，都是取自編劇的生活經歷。

吳天忍在《燭光里的微笑雜憶》一文中寫到：

分鏡頭時，我幾次投筆伏案，哭哭笑笑，處于一種“欲辯已忘言”的境界。這種情狀，是我從事創作以來少有的。我就記下我感受到、聽到、看到的情景，這就成了未來影片的藍圖，語言、技巧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經過長達幾個月的打磨之后，電影劇本終于確定下來。

然而，市場是冷酷的。按照以往的經驗，這類電影肯定要賠錢。

為了圓自己的最初夢想，吳天忍向領導立下“軍令狀”，如果拍砸了，以后再也不當導演了。電影廠的領導也當即拍板，只要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即便賠錢也要完成拍攝。

劇本通過之后，吳天忍就打算請長影的宋曉英出演王雙玲老師這個角色。兩人之前沒有合作，但是宋曉英在電影《十六號病房》中的扮演的劉春樺，為導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覺得她的形象、氣質跟他心目中的王雙玲完全契合。

雙方見面后，導演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因為電影預算有限，本來就有虧本的風險。宋曉英卻表示：自己不是沖著錢來的，要認認真真搞點藝術，唯一的要求就是給自己一點時間，她要到老師們中間去走走、談談。

她轉身就進入了校園，體驗、觀察，把自己沉入角色的生活。宋曉英認真負責的態度，贏得了導演的敬佩，也增加了雙方合作的默契。

導演吳天忍告訴記者：“拍完老師帶著李小朋到監獄探望母親那場戲之后，宋曉英對我說，她瘦了好幾斤”。

正是這種執著的追求，才使得王雙玲這個人物不落斧鑿，一脈貫通。

比主演更難選的就是小演員。老師王雙鈴及成人們的種種行為、及其種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要在孩子們的視野中得到反襯、得到評價。

所以在物色兒童演員時導演的把關非常嚴格。他們先后去電視臺、小銀星藝術團和少年宮，看了好多經過表演訓練的孩子，結果是都不理想。

這些孩子長得很漂亮，濃眉大眼，白白胖胖，有靈氣、有藝術天才。在看過幾批小演員之后，導演決定：堅決摒棄生活美滿，高層家庭出身的孩子。

他要找的，是那些帶著生活粗糙質感，眼神里有故事的“工農子弟”。

這些孩子大都是工人家庭或者“農轉非”家庭，他們有著獨特的氣質與個性，這些是那些養尊處優的孩子所不具備的。

最終，電影的拍攝地點，選在了上海市長寧區二小，實景群眾演員大多也都是本校的學生。

據導演回憶：這些小演員都很聰明，他們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表演能力超過了我們的預計，樸實、真誠、自然，好多場戲撞出了火花。

在原劇本中，李小鵬的父母是靠賣黃色錄像帶和賭博而發家的，他們的生活哲學是“有錢能使鬼推磨”。電影中就出現了李小鵬花5毛錢，讓同學“四眼”幫他寫作業的情節。

家庭生活環境和社會生活的某些消極現象，在孩子世界中得到了具體的形象反映，增加了王雙鈴老師使命的嚴峻性。

四(二）班這個亂班的“亂”有了深層內涵。而且，這個細節前后的不同境遇也反映了李小朋的命運跌宕，為展示這個聰明又有個性的孩子增強了可信性。

后來，李小朋住到王雙鈴老師家后，幾次出現他記錄在老師家所吃的東西的記事本也提供了性格依據。

這是很有心計的孩子，而且這個細節也成了他與老師、與大劉心理距離、感情變化的承載體，最后在醫院病床前，大劉愧疚地撕掉記錄本。王雙鈴捧著他的臉，深情地呢喃：“傻小朋啊！你怎么會這樣想？只要你有出息，就是對老師最好的報答！”

小朋默默地低下頭。這兩個細節使李小朋的人物形象立體了，使他與老師間的“師生情”向著更近一層的“母子情”邁進。

最讓導演感動的是：在拍攝追悼會那場戲時，恰逢高溫天氣，當時教室沒有空調，沒有電扇，為了達到莊嚴肅穆的意境，導演只好讓工作人員并把門窗緊閉。

在宋曉英的默契配合和富于感染力的引導下，孩子們的情緒很容易就把“戲”帶出來。

在二十多平方米的教室燭光點點、煙霧繚繞，哀樂聲中，同學們動了真情，個個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事實證明：孩子們的世界是真誠的，是最容易激發觀眾的共鳴的。只要把握正確，是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相比籌備期間的磕磕絆絆，拍攝期間反而格外順利。從8月4日開機，到10月13日殺青。僅用了兩個多月，這部電影就拍攝完成。

電影上映之后，從上海到東北遼寧到武漢的首映式，導演吳天忍接觸了成千上萬的觀眾，所到之處。往往是“未曾開口，淚已先流”。尤其是廣大教師總是圍著我們，拉著宋曉英的手，含淚傾訴他們心中長期來的積郁和殷切的期望。

那是一部電影和一個時代，產生的心靈共鳴。

如今，世界早已天翻地覆。

當年的“棚戶區野小子”，現在很多都成了“滬爺”“滬上阿姨”反而是教師這個光鮮靚麗的職業，面臨著困境。

AI正在以更加廣闊的知識面，更加迅捷的反應速度，沉浸程度更深的先進技術，承擔著“授業”與“解惑”。

那么，教師這個職業為什么不能被取代？

答案很可能就藏著這部《燭光里的媽媽》中，教師的核心使命，塑造血色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追求生活，如何安頓自我。

這才是學生人格的喚醒，是情感與智慧的共生。

這是一種慢火細煨的過程，需要老師用情感的教誨，溫度的感知，耐心的收獲，以及適時的牽引，這都是冰冷的算法和縝密邏輯，無法取代的人類行為。

搖曳的燭光，便是教育的溫度，是任何精密算法都無法編程的，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