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不要“粉”任何王朝

“明粉”群體早已有之，尤其隨著《明朝那些事兒》的火爆，許多具有漢族沙文主義者想法的歷史愛好者們便聚在一起，開始“粉”起了大明。

此時，“明粉”有一定聲量，但尚未出圈。他們奉為圭臬的一句話便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以此來證明大明王朝的皇帝要好于其他朝代。直到近期有自媒體博主，借用古典文學作品等各種工具，開始對明王朝的索隱，也勾起了更加廣泛的懷念、熱愛、“粉”明王朝的風氣。

明代的皇帝更好嗎？我看未必。有人說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只殺大臣不殺百姓，已經是謬誤。朱元璋誅殺功臣，只不過是用暴力的手段來鞏固朱家天下，私德上不敢恭維，公器上更是強化了“家天下”的所有權和控制權。

至于百姓，恐怕不在朱元璋考慮的范疇里，比如他設計的民眾職業，只有士、農、工、商四種，其他都不是正經營生，軍戶、樂戶等低人一等且沒有翻身的機會。現在年輕人想躺平，那更是堅決不允許。在朱元璋御制的《大誥》里明確規定，“市村絕不許有逸夫”，這就是“知丁法”，鄰居親戚都要互相監督舉報，否則被官府發現“逸夫”，本人要被處死，鄰居和親戚要被流放。而且，為了限制民間流動，他還設置了嚴格的“路引”。聽著是不是很熟悉？秦制的延續而已。

明王朝本沒有什么“天子守國門”，朱元璋最初要把都城定在老家鳳陽。動用了九萬工匠、七萬軍人、約二十萬移民和數萬罪犯在工地上勞作。為充實 "龍興之地"，他從江南富庶地區（蘇州、杭州、嘉興等）強制移民 14 萬戶到鳳陽，約 70 萬人，這些人背井離鄉，不能返回故土，還被屢屢征調修城。據說不堪折磨的工匠使用了厭鎮之法，詛咒朱元璋和明王朝，這才讓朱元璋遷都南京。而那些被朱元璋一念之下遷到鳳陽的江南人，卻開始在鳳陽淮河水患的侵擾下，一次次流徙乞討，到后來才有了“說鳳陽，道鳳陽……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如果按照朱元璋的設計，壓根不會有明中晚期所謂商品經濟的苗頭，恰恰是因為明王朝末年無力實施管理和控制，才讓市場經濟和民眾有些許生機，不過很快被頻繁的征伐國防，民力被一次次汲取殆盡，才有了李自成、張獻忠的反抗。

所謂“天子守國門”，稍有歷史常識者都知道，這是朱棣在靖難之役后，將都城遷到自己的屬地。這并非是為了“守國門”，更多是因為自己的嫡系人才和家眷、產業都在燕京。遷都燕京，也能防止北部對抗游牧民族的軍事武裝做大（他自己就這么起家的），因此明成祖遷都完全是出于自己統治的需要，而非是為了國家安全。對明王朝來說，這次遷都反而有很多負面影響，國都離游牧民族太近，以致于有土木堡之變，蒙古大軍險些打下京城，要不是有“粉身碎骨渾不怕”的于謙，明王朝早就完了。整個明王朝中期以后，京城都活在游牧民族南下的陰影中。反倒是清王朝入關后，通過八旗、和親等方法解決了蒙古東部各大部落，才真正解決了北部邊患危機。

至于“君王死社稷”，崇禎帝派陳新甲跟清軍談判，消息泄露后翻臉不認賬，把責任全推給陳新甲，明史記載，“帝慚憤，遂殺新甲以自解”。這種只顧及自己顏面，動不動讓人背鍋的皇帝也寒了大家的心，以致于城破之前，沒有一個人敢諫言跑到南京去。最終殉了自己家的皇帝，臨死前假惺惺地寫信給李自成說要善待百姓，我記得有部小說里寫，李自成冷笑說，現在是我的百姓，跟他有什么關系。無論對朱明、李闖還是清廷，百姓在他們眼中都只是“私產”而已。

朱明皇族，也是中國王朝歷史上的奇葩。諶旭彬就寫到：朱元璋奪取天下后，制定了一項“以天下養一家”政策，即朱氏宗室世世代代皆受朝廷財政供養。按朱元璋的設計：皇帝之子封親王，親王嫡長子繼任親王，非嫡長子封郡王。郡王嫡長子繼任郡王，非嫡長子封鎮國將軍。依次類推，鎮國將軍再往下分別是：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奉國中尉是郡王六世孫，這些人往下再繁衍子孫，不管隔多少代皆為奉國中尉，皆由朝廷發放“宗祿”享受免費供養。具體供養標準是：親王每年祿米一萬石（相當于今天的160萬斤大米），郡王每年祿米兩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相當于今天的3萬多斤大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夫婿）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這些只是固定俸祿，在婚禮、喪事、宮殿、儀仗、王府官員等方面，朝廷也會按標準給朱氏宗室提供經費。

據徐光啟估算，萬歷中期，朱明皇族在世的已經達到8萬多人，當時明帝國的官員只有2萬多人，即便加上5萬胥吏，整個國家機器的人數也不及吃白食的宗室。諶旭彬就提到，嘉靖時代河南已經需要拿出半數土地和人口來供養當地朱氏子孫，時人諷刺說河南所有的東西都屬于“王孫”，除了那些用于讓百姓背井離鄉的道路。萬歷三十七年，陜西巡撫甚至上奏朝廷，說“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虜”，相比草原上的敵人，朱氏王孫帶給山西百姓的苦難更深。而等到明末，宗室人口已近百萬，諸多王族腦滿腸肥，哪管國家與民眾的死活。

明代普通民眾的幸福指數，并不比任何一個朝代更高。《明史》中關于饑荒的記錄超過1000次，永樂時期，水災導致“田禾盡沒，民食糠雜菱荇”，景泰年間旱災“人相食”，成化時期，又是旱災“人相食，草木俱盡”，嘉靖時期“北畿、山東、河南大饑，人相食”，嘉靖三十一年 "宣、大二鎮大饑，人相食"；嘉靖三十六年 "遼東大饑，人相食，一斗米一兩銀"，后來，文字已經不忍卒讀，“大饑，父子、兄弟、夫妻相食”，“人相食，發瘞胔 (挖尸) 以繼之”，“民爭食土 ，腹墜而斃”，“民掘觀音土充食，腹脹而死者相望于道”。

別說什么小冰河期，明代百姓“相食”的時候，朱家宗室可是飽食終日歌舞升平。

再到張居正變法，從“實物稅和勞役制”向“貨幣稅和土地稅”逐漸轉型，但這只是加強了對民間的汲取能力，并非有任何富民之舉，在變法過程中，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需借貸換銀繳稅，銀價或者農業產量波動，都可能造成更可怕的債務困境。再加上官員盤剝“火耗”，偏遠地區白銀流通不變，更讓百姓難上加難。

秦以來的王朝更替，并沒有哪個王朝顯得更加可愛。秦帝國奠定了兩千年王朝延續的框架，歷朝歷代不過是優化和迭代而已。漢武帝開始搞鹽鐵官營和濫發貨幣，另一方面用迷信化的儒家鞏固思想，秦制便已經日臻成熟，歷代開始修補，諸如通過科舉制來選拔人才、廢除宰相加強集權等等，最終反而是在清王朝時期，國防上解決了北部邊患，內政上通過軍機處等機構讓皇帝大權獨攬。但從皇帝的素質和勤奮程度，清代反要比明代好一些。但無論怎么變，完善家天下的制度，一面安撫麻醉、一面增強汲取民力，這個大方向始終沒變。直到工業革命后的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國門，才終止了這個循環。

往事不可追。一些讀者跟我說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因此決定恨滿清，回到300年前，這種激憤很有必要，然而在滿語都已經消失，滿族血統被稀釋到難以辨認的時候，誰是滿人？又該恨誰？兩千年秦制以來，每次王朝更替都有大規模的災難，每個看似強盛的王朝都免不了“人相食”的悲劇，史書上的三個字含了千百年來多少血淚，我們又該恨誰？該愛誰？

以史為鑒，是為了明得失、吸取教訓向前看。而不是讓歷史變成一面哈哈鏡，只看到帝王將相的千秋功業，卻看不到普通民眾的饑寒交迫。

在科技發達、人文昌明的現代社會，“粉”歷史上的王朝都顯得荒誕。有些人夢回赳赳大秦，卻不知更多人在四處征伐、修筑長城、阿房宮、始皇陵時殞命；有些人懷念北宋汴梁的繁華，卻不知那個巨大的畸形都市之外，是一場冬雪都能凍死數千人的滿目瘡痍；有些人奉朱明為正朔，卻不知那也是“天下奉一家”，“人相食”不絕于書的朝代。

向前看吧，永遠不要“粉”任何王朝。那些以天下奉一家、奉一人的時代，不該為當代人尊奉。那些圣主梟雄可以是我們茶余飯后的談資，不該成為當代人的精神偶像。人，活在當下的人，不該“粉”早已入土的腐朽王朝，那些逝去的榮光里，沒有勃興的密碼，反倒有歷史的教訓。這些歷史的教訓，反倒可能讓我們變得更謙遜、更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