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僅憑一塊偽碑，就把唐朝的皇親國戚考證成“共濟會”成員？

近年來，隨著網絡信息的發酵，“共濟會”這一概念以前所未有的熱度滲透進公眾視野。在一些所謂“揭秘”敘事的渲染下，它被描繪成一個無所不能、操縱世界歷史的神秘組織。許多人在接觸到這些聳人聽聞的“內幕”后，仿佛找到了終極答案，將其奉為顛覆認知的“真理”，如獲至寶。

然而，在這種狂熱宣傳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更具迷惑性的陷阱，而這一點恰恰被絕大多數人所忽略。這個陷阱的套路手段與另一股“西史辨偽”的話題如出一轍：它們都以“顛覆”和“揭秘”為旗號獲得擁護，卻在行“解構”和“虛無”中華文明之實，尤其是這兩個話題之鼻祖，都出自一人之手。

某些“西史辨偽”的鼓吹者，表面上是在批判西方中心論，聲稱要“正本清源”，但其最終結論，卻是將中華文明的起源險惡的嫁接于西亞的阿拉伯和伊斯蘭地區，從而在根本上消解了中華文明的主體性與獨立性。同樣地，某人一手宣傳的“共濟會陰謀論”，也將其所“揭露”的最終矛頭，直指我們自身中國的歷史與根基進行顛覆。

接下來，我們將剖析這些論調的荒謬之處，撕開其“揭秘”的偽裝，還原歷史的真相。一睹何新是如何僅憑一塊偽碑，就把唐朝的皇親國戚考證成“共濟會”成員的？

在《何新文史》公眾號當中，發布了多篇文章，如《》，點擊藍字即可跳轉閱讀。在這篇文章中，何新直接把“唐代名臣房玄齡、郭子儀是敘利亞景教信徒”幾個大字作為標題放在開頭，斷定大唐的開國功臣房玄齡和大唐中興名將郭子儀等眾多皇親國戚和唐朝支柱的名臣良將，就是信奉西亞敘利亞景教的一神教信徒。

在其發布的《中國現存最早的光明教——唐代的獨眼神刻碑》一文中，稱景教就是光明教，最早源自埃及和古中東地區，光明會、共濟會是其信徒傳播的組織形式。

何新稱: “唐代名臣房玄齡、郭子儀都是景教信徒，據《正教奉褒》記：“唐代奉景教者遍于朝野，以汾陽王郭子儀、梁國公房玄齡為士大夫中最著名者。”這段話是何新的原話，本人對這段話無任何更改。

首先，何新的這種行為，是對中國史學研究最基本準則的公然踐踏。 嚴肅的歷史考證，要求論者必須基于確鑿、多重且經過審慎辨析的史料。然而，何新的所謂“考證”，是對偽碑毫無根據的憑空聯想，而且何新提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也沒提到房玄齡等人是否信奉景教的事！

其次，何新提到的所謂《正教奉褒》一書也根本不存在！在《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中國叢書綜錄》等所有權威的中國古籍目錄中，均不存在一部名為《正教奉褒》的書籍。無論是史部、子部還是集部，都找不到它的任何記錄。這是一個憑空捏造，來路不明的“偽書”。

何新用一本歷史上從未存在過的“偽書”作為證據，來證明一個驚天動地的“歷史事實”。這已經不是學術考證，而是文學創作，是赤裸裸的造謠。

房玄齡和郭子儀在中國歷史上是何等人物？一個是大唐開國元勛和貞觀宰相，一個是挽救大唐于危難之際的中興名將，何新苦心積慮的把唐朝皇族的左膀右臂污蔑為信奉外來“夷教”的人，此意何為？

唐朝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根基是儒家思想為主導。房玄齡作為《貞觀政要》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完全來自儒家。郭子儀的言行舉止，更是完全符合儒家所倡導的忠、孝、仁、義等道德規范。他們的人生價值和政治抱負，都是建立在儒家信仰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上。

房玄齡和郭子儀，都出身于唐朝時期最顯赫的漢族頂級名門望族或軍功世家，家族成員與唐朝皇族緊緊相連，世代聯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房玄齡的子女與皇室成員通婚，郭子儀的女兒更是嫁給了唐代宗，成為皇后，家族數代人與李唐皇族宗室聯姻次數達數十次之多！房玄齡和郭子儀早已不是簡單的君臣關系，而是血脈相連，與國同休的皇親國戚。

把房玄齡和郭子儀考證成西亞異教徒，不就等同于顛覆整個唐朝皇族的正統性？何新在明知這一歷史事實的情況下，卻依然強行將他們“考證”為“西亞敘利亞景教徒”，其矛頭所指，絕非這兩個人，而是他們所代表的整個唐朝皇族統治集團。

按照何新的邏輯，既然大唐皇室最核心的姻親與重臣都是“信奉夷教之人”，那么整個李唐王朝豈不是也要被你連根拔起？

這種言論的惡劣之處在于，它以“學術考證”為幌子，行“歷史虛無主義”之實。 何新的全部論證建立在一本他本人憑空捏造的偽書《正教奉褒》之上，這已經不是治學態度的問題，而是公然的學術造謠。

要全面理解何新的歷史觀，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他對某一朝代或某一事件的論述，而將其碎片化的觀點拼接成完整的合集來刨根。當我們將何新關于景教、唐朝、明朝以及元朝的論述聯系起來審視時，一條清晰而顛覆性的邏輯主線便浮現出來。

何新揭露“共濟會”的目標主要鎖定在唐朝和明朝這兩個漢族建立的鼎盛王朝，他還把明朝的國號與光明教惡意捆綁，通過對來歷不明的偽史解讀，甚至發明新的偽史，試圖論證這些漢人王朝的核心統治層——從開國皇帝（如朱元璋）到輔弼重臣（如房玄齡、郭子儀）——都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而是源自西亞的景教徒。

在何新的“共濟會”體系敘事中，這些景教徒并非孤立的個體，而是跨朝代的龐大的秘密網絡。被何新描繪成帶有“光明會”或“共濟會”身份的“西亞一神教”組織。因此，唐宋明等朝代的歷史在何新筆下則不再是漢人王朝，而變成了一場由外來秘密社團策劃和操縱的“禍亂華夏”的群體。

何新先是通過質疑唐宋明與西亞光明教有關，將唐宋明等漢族王朝從“中華正統”中剔除出去。在他的篡改下，一個由“外國代理人”和“秘密社團成員”掌控的政權，其合法性是存疑的，甚至是非法的。在完成了對漢家王朝的“污名化”之后，何新終于將他唯一的、最高的贊譽給予了元朝。

當唐宋明等漢人建立的王朝，其開國勛貴和皇親國戚都被他“考證”為西亞一神教的“共濟會成員”后，這些朝代的“中華正統性”自然就被他從內部瓦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何新對由蒙古建立的元朝卻極盡贊美之詞。其險惡用心昭然若揭：通過污名化漢家王朝，來反襯他心中那個“真正的、世界性的”元帝國的“正統性”。

這也許恰恰解釋了何新為什么總是極力贊美蒙元的“世界性帝國”特質，他屢次強調蒙元乃絕對正統，而把漢人主導的宋朝丑化為偉大游牧民族的奴隸，甚至稱宋朝皇帝“丑陋無恥”，稱明朝皇帝“遏殺中國文化”，怒斥中國史學界與許多民眾根本不了解蒙古帝國和蒙元王朝的浩瀚與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