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金券到金圓券，南京國府雄心勃勃的金融改革，為何屢屢失敗？

我相信不少人，特別是云貴川的朋友，肯定都看過《王保長》這部四川方言劇；就算沒看過，也聽說過潘駝背、叮當上山砍柴，發現漫山遍野都是錢的故事。

至于這些錢，在電視劇里也有交代，全是清一色的關金券，因為運送的飛機失事，才墜毀在龍隱山，而后被百姓發現，一股腦地上山撿錢，便驚動了當地軍警。

這里的關金券，便是在南京國府成立早期，為廢除銀本位制度，實現貨幣統一、整合國家經濟、抵御外資風險的國家金融計劃，專門發行的“貨幣”。

除開關金券，國民政府財政部還發行有兌換券、法幣、金圓券，和以關稅為擔保的國庫債券（二三關庫券，《追風者》庫券風波的歷史原型）等等……

從關金券到法幣、金圓券，國府的金融改革長達20年，財政部長宋子文更是“壓上底牌”，可最終不僅沒有統一貨幣，反而演變成了一場席卷全國的財富浩劫。

那么，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今天，我們就來詳細講一講，南京國民政府歷時二十年的“金融改革”！

宋子文

1.關金券：特權的開端

1927年，蔣氏在張靜江、胡漢民等國民黨元老的支持下，建立了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南京國民政府！

新政府成立后不久，蔣氏就把統一發行紙幣，作為金融改革的目標，為政治和軍事服務，并一步步走向管理貨幣制度。

1927年11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國民政府財政部金融監理局組織條例》，以“監察銀行紙幣之發行及準備事項”為重點，收束各地銀行的紙幣發行權，全國紙幣統一歸國家銀行發行。

針對幣制改革，南京國民政府采取“廢兩改元”，并沿用明清以來的銀本位制度；美國人甘末爾在擔任國府財政部顧問時期，率先提出“采行金本位幣制法草案”。

解釋一下，南京國府建立后，便承襲了清封建統治者和北洋軍閥袁世凱的衣缽，在財政金融上極度依賴美、英洋顧問。

上述所說的甘末爾，便是國民政府財政部甘末爾設計委員會的負責人，于1928年秋，孫科在訪問美國時特意安排成立。

不過，甘末爾的這份草案，并非是純粹的金本位制度，而是金匯兌本位制度！

所謂的“金匯本位制”，又叫虛金本位制，它是國際市場黃金短缺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節約黃金使用的金融手段。

該制度下，國內只能流通銀行券，銀行券不能兌換黃金，只能兌換實行金塊或金本位制國家（比如英美等國）的貨幣，和一定比重的外匯，再由外匯兌換成黃金。

20世紀40年代，美國建立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便是金匯本位制的延續，黃金和美元掛鉤，所以也叫美金。

接下來，我繼續說南京國府的金融改革！

1930年2月，因國際金價暴漲，銀價低落，導致國府的外債和關稅損失嚴重，進出口業務大幅度萎縮，財政部和工商部聯名提出響應“金本位制”，救濟國家金融。

由于國內政局動蕩，銀價持續下跌，再加上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軍侵占東三省，導致金本位制無法在中國實現。

雖然說，國府沒有采納金本位制方案，卻接受了甘末爾的另一項建議，并留下了一批人員，繼續在國府財政金融系統工作。

這就是從1930年始，為應對世界銀價下跌，影響關稅收入；推行的“海關金單位兌換券”（關金券），使得當時的中國，避免了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沖擊！

關金券

關金券，作為國民政府海關收稅的專用憑證，最初只是為進口商提供納稅便利，并不在市面交易流通，也不是流通貨幣。

只因為印制有“憑票即付”，并和外國貨幣直接掛靠，幣值較為穩定，得以在金融市場獲得極高信譽，國民政府便指派“中央銀行”實施獨家發行和管理。

當時，國府發行的關金券，除開小部由國內印制，大部分由美國鈔票公司印制，所以也不難解釋在《王保長新篇》中，為何運送關金券的飛行員，是兩名美國人。

潘駝背，因為給美國飛行員立墳安葬，還被美國政府授予和平勛章，直接在龍隱鎮橫著走路，連王保長和當地兵官都不敢輕易招惹，見了還得敬個禮才行。

從1930年發行到1933年，關金券的交稅比例從12.18%，一躍攀升到87.82%；抗戰期間，關金券依然為國府提供大量稅源，這也讓國府看到了“關金券”的貨幣價值。

1942年，法幣貶值速度加快，為穩定金融市場和社會秩序，財政部允許關金券，按照1元折合法幣20元的比率，與法幣同時流通，關金券便成為了真正的貨幣。

但是，由于國民政府身陷財政危機、通貨膨脹嚴重、市面物價飛漲，導致關金券在進入流通市場后，非但沒有挽救金融市場，反而和法幣一道淪為廢紙！

1948年8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實行“幣制改革”，廢止法幣和關金券，發行金圓券，這也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最后一次金融改革。

1948年11月21日，關金券正式作廢。

法幣改革：從希望變絕望

1935年11月3日，受美國白銀政策影響，南京國府宣布法幣改革，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定貨幣，禁止黃金流通，實行白銀國有化。

此后，南京國府放棄銀本位制，并和美元、英鎊建立固定匯率，以此穩定新發行的法幣，在世界市場的金融地位。

但是，所謂的法幣政策，實質就是沒收人民白銀的政策，為通貨膨脹作好了準備，法幣政策規定的本位，顯然是改用外匯作本位的一套鬼把戲。

改革初期，法幣的確值錢，100元的法幣，可以買一頭大牛和一頭小牛，對于經濟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統一”了國內混亂的貨幣市場，暫時穩定了金融風險。

老百姓以為好日子終于來了，卻不知這就是黑暗前的一道虛假微光！

在實行法幣的布告中，規定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的鈔票為法幣，中國農民銀行的鈔票并不在內。

但是，中國農民銀行是蔣氏的獨裁銀行，不可能停止其發行，以至于到1936年，中國農民銀行的鈔票，只能與法幣同樣行使作罷，本質來說，法幣并沒有完全統一。

1936年5月，法幣實行一年后，南京國府最終還是露出了狼子野心！

事情緣由，要追溯到財政部長孔祥熙，代表國府對“法幣”作出了一項補充規定。

1.政府為充分維持法幣信用起見，其現金準備部分仍以金銀及外匯充之，內白銀準備最低限度應占發行總額25%。

2.政府為便利商民起見，即鑄造半圓一圓銀幣，以完成硬幣之種類。

3.政府為增進法幣地位之鞏固起見，其現金準備業已籌得巨款，將現金及外匯充分增加。

簡單來說，南京國府在法幣實行后，開始大肆搜刮民間銀圓，甚至派財政部高等顧問陳光甫，赴美洽售銀圓，作為穩定軍事獨裁政權的財富資本。

當時，他們把中國百姓數千年積攢的白銀，以每盎司六角五分的價格，全部輸送給英、美等國，獲取大量軍火，法幣也就成為列強控制中國金融的一條“牽引繩”。

至于“鑄造半圓一圓銀幣”，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并沒有舉動，根本就是個騙局。

隨后，國府改組中央銀行，意圖將全國大小銀行入股中央銀行，并將儲蓄金等歸中央銀行管轄、美其名曰“銀行的銀行”，定名“中央儲備銀行”（后被汪偽取用）。

說白了，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集團（國民黨政權），不僅瘋狂掠奪底層百姓的錢包，就連小資本銀行家，也成為其斂財的重要對象！

1937年抗戰前夕，法幣發行總額只有14億；但在抗戰期間，國府為應付戰爭開支，開始無節制地印制法幣，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法幣發行總額超5000億，暴漲近400倍。

此時，100元法幣，也只能買一條小魚！

更令人憤怒的是，以蔣宋孔陳為首的官僚資本，甚至利用通貨膨脹，搜刮百姓財富，大發戰爭財、國難財！

他們通過特權控制的銀行和企業，在法幣貶值前獲取貸款，購買實物資產、囤積貨物欲高價出售；待法幣貶值后，再用幾乎成廢紙的貨幣償還債務。

比如1948年，蔣經國在上海掀起的“上海打虎”，本意是打擊囤積貨物高價出售的行為，逮捕了一批不法商人，其中便包括楊子公司董事長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

但是，由于觸及到四大家族的利益，導致打虎失敗，而這也為國民黨搜刮黃金114.6萬余兩，銀元369萬余元等大量財富。

這種全面系統化的掠奪，使得國家財富在短時間內集中到權貴階層，而普通百姓，儲蓄被洗劫一空，最后是家破人亡！

1945年抗戰勝利后，蔣氏為維護獨裁統治，悍然發動內戰，為解決內戰軍費，他采用橫征暴斂、濫發紙幣、抬高物價等手段，對百姓進行殘酷的經濟掠奪。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危機無法避免，法幣是一瀉千里，貶值地一發不可收拾，市面物價一天一個樣，一小時一個樣，到1948年，100元的法幣，僅能買到4粒米。

對，你沒有聽錯，就是四粒米！

當時，老百姓出門買東西或發工資，都用成捆的法幣來收支；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大量用車子推著錢買東西的人，人人都是“億萬富翁”，國家信用淪為一堆廢紙，蔣氏政權焉能不敗？

1948年8月20日，當金圓券代替法幣時，法幣發行總額已超6600000億元，約等于抗戰前的47萬倍，而物價上漲3492萬倍，你說說讓普通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以至于出現搶米風潮，起初搶米面、雜糧，后來波及到點心、糖果，老百姓為了填飽肚子，早把性命丟開了。

從我個人來看，蔣氏反對和平、發動內戰，將軍事、財政壓力轉嫁給百姓，其實就是法幣崩潰的根本原因！

同時，四大家族利用特權、對百姓無恥掠奪，特別是掌握財政大權的宋子文，勾結英美壟斷資本，操縱國內金融貨幣市場，更是加速法幣崩潰的重要誘因。

金圓券：最后的殘酷掠奪

1948年8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行了覆滅前的最后一種本位貨幣，也是最后一次金融改革—金圓券，并以1:300萬的比例，收兌瘋狂貶值的法幣。

此前，國府政權承諾，金圓券有充足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不會重蹈法幣覆轍，但在金圓券政策頒發的那刻，就注定了蔣氏要最后收割一次百姓。

在《金圓券發行辦法》中：明確規定雖以金圓為本位幣，但并不鑄造金圓，而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圓券，即仍然發行紙幣，不能兌換金圓。

實際上，金圓券改革就是一場騙局，國府根本沒有充足現金和外匯儲備，卻強制百姓將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違反者一律嚴辦，和入室搶劫根本沒區別！

此后，金圓券引發的通貨膨脹、黑市現象只增不減，蔣氏壓根沒考慮百姓，而是想著如何將收兌的金銀、外幣搶運到臺灣。

1948年10月，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通電各分行，對于收兌的金銀外幣，凡在長江以北地區者，一律運集上海，珠江流域暨西南各省運集廣州，最后運往臺灣。

1948年底，中央銀行運至臺北黃金2004459市兩（帶走黃金總額在400萬兩以上），廣州銀元1000萬元；上海解放前夕，湯恩伯運走黃金171141兩，銀元26.9萬元，最后的金銀被洗劫一空。

至于國府內部，權貴們早將資產轉移，四大家族在改革前，就將大量黃金、外匯存入國外，而百姓們只能被強制用硬通貨兌換金圓券，一生積蓄化為廢紙。

1949年7月4日，國府進行幣制改革，恢復銀本位制，由中央銀行發行銀元，收兌金圓券，金圓券退出法定貨幣歷史舞臺。

這一回，老百姓再也不相信了！

1949年12月10日，蔣氏從成都鳳凰山機場乘機飛抵臺北，這也標志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徹底倒臺！

對反動政權金融改革看法

從關金券到法幣、金圓券，國府金融改革的屢屢失敗，表面是技術失誤和戰爭壓力，實質是反動政權性質的必然結果。

同時，國民政府的金融改革，始終服務少數特權階層利益；從關金券到金圓券，每一次貨幣變革，都成為官僚資本掠奪國民財富的契機。

特別是孔祥熙、宋子文等財政高官，他們作為當時國內最大的金融投機者，其制定的金融政策，便是優先考慮個人利益。

抗戰期間，國家收支陷入嚴重赤字，國府想的不是開源節流，而是妄圖依靠印鈔填補，這也注定了發行貨幣的最終崩潰。

其實，在金融改革前，國府早已陷入全面腐敗，軍隊系統吃空餉、行政系統賣官鬻爵、貪污成風、雖有聲勢浩大的“上海打虎”，卻砸不到四大家族自己人。

國府金融改革的崩潰，不僅是經濟管理的失敗，更是政權底線破產的縮影。

當一個政府，將金融手段變為掠奪工具，當權貴資本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任何精妙的金融設計都會徹底崩塌，最終埋葬的還是反動派政權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