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投訴，會令多少律師后怕？

近日，網上流出一張司法局的信訪《處理意見書》的內容顯示，有當事人向司法行政管理部門投訴律師存在涉嫌以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的行為。在行政機關的調查中，律師承認存在曾經接受法律公司推送的訴訟糾紛業務。

盡管《處理意見書》并未見到后續的處理結果，但如此的投訴內容及處理結果，足以令很多律師感到后背發涼。因為，曾經很長的時間里，律所、律師跟法律公司達成常年的合作關系，由法律公司為律所、律師承擔法律業務，律師負責業務的法律解答、訴訟代理，已經成為了業界的常態。

此前媒體曾經報道，某地的一項政府部門法律服務項目的采購協議中，赫然出現了，一家法律公司擊敗了幾家參與投標的律所，結果在履行中標的法律服務時，派出了6名律師到政府部門的窗口，長期提供法律服務。

如果按照上述的《處理意見書》，這種由法律公司投標、律師提供中標法律服務內容的形式，是不是也算是律師或律所接受法律公司的業務推送，屬于“涉嫌以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

事實上，很多地方的律協都曾經發出“風險警示”，禁止律所、律師開展跟法律公司任何形式的業務合作，并且警告律師、律所，“律師協會將組織開展專項檢查，對仍與法律服務公司保持合作關系的律師事務所，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視情節輕重給予行業處分。”，“司法行政機關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等規定，對律師及律所作出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停業整頓、吊銷執業證書等行政處罰。”

（以上是各地律協發布的禁止律所、律師跟法律公司合作的風險警示）

但此類現象卻是屢禁不止，而且呈現愈演愈烈的態勢。很多法律公司公開的以價格不等的方式，公開招募自己承攬的法律業務的開庭律師。此前都是1000元、800元的價格，現在據說已經卷到200元開庭一次了。可見，應募律師之多。

事實上，根據法律規定和行業規范，律師、律所跟法律公司合作，并不是一種明令禁止的違規違法情形。于是，我們也就看到了，真正到了行政處罰、行業處分的案例中，律所、律師跟法律合作公司合作被認定違規違法的，一般都是引用“以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的處罰規定。

根據《律師和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第六條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律師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的律師“以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的”違法行為：

（一）以誤導、利誘、威脅或者作虛假承諾等方式承攬業務的；（二）以支付介紹費、給予回扣、許諾提供利益等方式承攬業務的；（三）以對本人及所在律師事務所進行不真實、不適當宣傳或者詆毀其他律師、律師事務所聲譽等方式承攬業務的；（四）在律師事務所住所以外設立辦公室、接待室承攬業務的。

根據《律師法》第四十七條，以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的；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可以處五千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給予停止執業三個月以下的處罰。

有人就提出，如果律師沒有向法律公司“支付介紹費、給予回扣、許諾提供利益等方式承攬業務”，是否就能認定律師從法律公司處承攬業務屬于“以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呢？

社會現實和行業形勢是，如今的法律市場已經多元化，律所、律師跟法律公司并存的局面，已經是廣泛存在而且合規合法的社會現象。一面是，法律公司以靈活多樣、成本低廉的方式，在社會上各個角落遍地開花，承攬到大量的法律業務。

另一面則是，80多萬的執業律師，面臨著人多案少、業務推廣困難的局面，行業規定對律師法律業務推廣的諸多限制，令很多律師迫于案源壓力，不得不采取各種方式跟法律公司合作。

如此的背景下，一刀切的禁止律所、律師跟法律公司的合作，是否具有可行性、可執行性？近些年，各地律師管理部門，經常開展此類業務的自查自糾活動，但實質內容就是合作、形式不斷隱蔽翻新的業態，還是層出不窮。

今天看了一個帖子，講的是律師的“斬殺線”，其中算了一筆賬，一名獨立執業律師，如果一年收費低于10萬元的話，扣除自己承擔的社保費、律所管理費以及必要的工作費用，基本剩不了幾個錢，還不如去做授信律師，或是進廠子打螺絲。

收費10萬元，按照一個案件平均收費5000元計，維持一個律師最低開支需要就需要一年辦20個案子、一個月至少需要新收2個案子。可現實是，如果沒有足夠的業務推廣和行業知名度，尤其是青年律師，現在很多律師一年能難達到如此多的案件量，這也是律師不得不尋求跟法律公司合作的理由。

如今，連案件當事人也知道此項違規違法情形了，干脆將律師通過法律公司承攬訴訟代理業務，直接投訴至管理部門要求處理。

這意味著，隨著當事人維權意識的提高，一旦案件處理結果不滿的話，很容易將矛盾和審視對象對準了為自己代理案件的律師。律師執業活動的合規合法性問題，與自己的執業收入保障問題，擺在了很多人的案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