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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間里,演員閆學晶眉頭微蹙,細數兒子年收入“僅幾十萬元”卻要負擔百八十萬家庭開支的困境,而屏幕另一端,數億中國人正為每月幾千元的收入精打細算。
最近,演員閆學晶在直播中為32歲兒子的生活壓力“訴苦”,稱其年收入僅幾十萬元,卻需負擔家庭年開支百八十萬,否則“家庭無法運轉”。
這番言論迅速引發爭議。網友直言這是“何不食肉糜”的現代版。
01 事件核心,懸殊數字背后的認知鴻溝
閆學晶在直播中透露,她的兒子與兒媳兩人年總收入不足40萬元。
她解釋道,兒子如果在電視劇行業堅守會很困難,壓力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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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被閆學晶描述為“僅幾十萬元”的收入水平,實際上遠超社會絕大多數家庭的收入。根據2025年第三季度的數據,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2509元。
即使是在生活成本較高的北京,2024年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僅為85415元。閆學晶口中的“僅幾十萬元”,對普通家庭而言已是遙不可及的數字。
這種認知差異不僅體現在收入上,也反映在對“生活壓力”的定義上。對閆學晶家庭而言,壓力可能來自于維持特定圈層的生活品質;而對普通家庭來說,壓力是支付房租、學費和醫療費的基本生存問題。
02 共情崩塌,當明星焦慮遭遇現實困境
公眾人物的“壓力敘事”一旦脫離普遍的社會認知,共情的橋梁便會自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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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學晶早年憑借樸實的熒幕形象獲得觀眾喜愛,她在《劉老根》《都市外鄉人》等作品中塑造的都是基層百姓形象。觀眾對她的期待本就帶有“接地氣”的預設,而此次直播中的“哭窮”卻暴露了其認知與大眾生活經驗的脫節。
這種表達在直播場景中被進一步放大。直播的核心是營造親近感,但當公眾人物用自身圈層的標準定義“艱難”時,觀眾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真誠,而是脫離現實的優越感。
類似情況在明星中并不鮮見。演員董潔曾在直播間吐槽,稱兒子一年的課外班費用超過100萬元,包括馬術、高爾夫等奢侈課程。
她一邊感慨“快養不起了”,一邊又堅持這些課程“一個都不能少”。對普通家庭而言,這些昂貴的課外班連接觸的機會都沒有,董潔的感慨在多數人眼中,不過是一種無病呻吟。
03 追根溯源,“哭窮”背后的階層隔離
這場爭議的核心,是不同圈層對生活壓力定義的巨大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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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處于高消費圈層的公眾人物,對生活成本的感知早已偏離社會主流語境。當他們用“入不敷出”“無法運轉”這類指向生存危機的詞匯,描述維持中高端生活品質的焦慮時,難免讓真正面臨生計壓力的普通人感到不適。
公眾的反感本質上是對共情錯位的抵觸。大眾并非不能理解明星也有壓力,而是反感將“維持身份體面的壓力”等同于“生存艱難”。
這種認知隔離在互聯網時代尤其明顯。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數據,中國網民的收入結構中,能夠達到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不到6.2%。
而在號稱“年薪百萬”的知乎平臺上,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用戶也僅占19.73%。這意味著超過80%的網民月收入不足8000元。
04 公共責任,明星話語的社會影響
作為公眾人物,閆學晶應該認識到自己的言論可能在公共輿論場造成的影響。
明星在享受公眾關注帶來的紅利時,也應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包括對自身言論可能產生社會影響的認知。
2018年,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就公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文藝節目管理的通知》,指出要防止滋長盲目追星、拜金主義、一夜成名等錯誤價值觀念。
此次事件也提醒所有公眾人物,共情的前提是換位思考。真正的親民不是刻意販賣焦慮,而是理解不同群體的生活處境,把握好表達的邊界。
演員秦海璐曾直言演員一部戲的片酬夠老百姓過一輩子,葛優也坦言“干演員這行不辛苦,給的錢挺多”,這都是直面現實的實在話。
風波過后,閆學晶的直播賬號下仍有網友留言:“您知道嗎?全國有一半以上網民月收入不足5000元”。
而根據閆學晶的廣告報價,她的一條60秒以上視頻廣告報價為12萬元,這相當于許多普通家庭一年的總收入。
微博上,“真的建議明星別賣窮了”話題閱讀量已近10億。這數字背后,是公眾對明星話語與普通人生活脫節現象最直白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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