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腐敗：清朝的陋規(guī)到底有多陋，引發(fā)趙烈文怎樣深刻總結(jié)

清世宗雍正

雍正登基不久，當確認其父留下的家底只有八百萬兩的時候，還是有些意外，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這點錢真的是太少了。大清本來工資待遇就低，那么下邊的各省市如何運行下來的呢？為此他特意要求全國各地督撫們向其匯報一下各地“陋規(guī)”情況，想知道各地的封疆大吏們一年的“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少。山東巡撫匯報結(jié)果是，各地巡撫衙門每年接受的陋規(guī)達十一萬兩。河南巡撫匯報結(jié)果是：“一年各項陋規(guī)，不下二十萬兩。”

令人意外的是，平素脾氣暴躁，眼里容不得一點沙子的雍正竟然一反常態(tài)，對此并無震怒說：“看到你的奏折我很欣慰，都是真話，一點沒有虛報”。在兩江總督的折子上批示說：“朕信得過你，再不是負朕之大臣，保管從來督撫不曾奏你如此一個折子，令朕不忍視也。好！真好！”

雍正之所以要對各地陋規(guī)進行摸底，是要進行一個叫“養(yǎng)廉銀”的工資改革和推行“火耗歸公”制度有關(guān)。

作為甚至地方實情的雍正，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便知道一個地方政府僅僅靠著一百多兩的年薪是不足養(yǎng)活一大家子和一大幫手下的。當時的御史劉子章曾這樣說：“每見到知府官員，家口多至三四百人，州縣官員家口多至一二百人。”這些都不能離開陋規(guī)，一旦全面取消，大清各級衙門迅速休克癱瘓。

雖然著手制度上的財政改革，陋規(guī)這一非典型腐敗并未得到有效改革，而是愈演愈烈，該漲的工資漲了，各種名義的陋規(guī)卻越來越多，未能遏制住各種腐敗的全面化深入發(fā)展。

清宣宗道光

到了道光時期，陋規(guī)已經(jīng)成了危害清朝政治的主要矛盾。上下級各種送錢名義越來越多，官場風氣日趨腐壞。本來想有一番作為的道光在聽取大臣英和的在整頓吏治從全面取消陋規(guī)開始后，道光迅速決定取消自雍正至今百年的這一體制內(nèi)最大腐敗，光是有名的陋規(guī)就有幾十種，要進一步全面清查，“存者存，革者革，違者議處。”道光這一命令猶如潑進油鍋里的水，整個帝國各級政府迅速炸了鍋。四川總督首先上疏反對，明確提出，取消陋規(guī)，必然會讓大清百姓知道政府歷年來的非法所得，極端影響政治穩(wěn)定。接下來，各地反對的上疏如同雪片般飛來，當讀到孫玉庭的上疏后，道光像個做錯事的孩子對這道命令后悔不迭，并迅速向全國官員檢討說：“取消陋規(guī)，此事不但無益于民生，抑且有傷國體。”并且把取消陋規(guī)建議的罪名推給大臣英和，取消了其“毋庸在軍機大臣傷行走”，反對最明確的孫玉庭得到表彰，認為他“直言無隱”真是一個“公忠體國”的大臣。

正是這一退縮，讓陋規(guī)在道光時期成了最大高峰，一個叫張集罄的官員目睹了整個道光、咸豐時期，因陋規(guī)的全面覆蓋導致了整個清王朝走向全面腐敗的深淵而不能自拔。當時的總督都是依靠用陋規(guī)征繳和收受的財物豢養(yǎng)大批幕府師爺“不肯究心共事，惟幕友之言是聽”，陜甘總督“旗員出身，粗能識字，公事例案，閱之不甚了了”、“愛聽戲宴會，終日酣嬉淋漓，徹夜不休。”一名官員向張集罄訴苦：“如卑職之候補苦員，亦敬送五百金，否則此官不能做矣。”

有的官員被革職后，在回老家的路上，張集罄看到每天給其搬運財物的人就有六七百名，一連十天才運完。光是服務其家屬的奴仆就有三千名之多，在一個地方吃住，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一共五天“實用去一萬余金”。而這些消費的錢糧都來自各地陋規(guī)支持，為此大清就出現(xiàn)了一個爭相去富地做官，“美腴甲天下，每歲陋規(guī)多至二十萬”《國聞備乘》

張集罄對陋規(guī)有著清楚了解，在各地做官，目睹了地方的各種合法潛規(guī)則的來往迎送。外官對京官出手最大方，因為“朝里有人好做官”，在給京官送禮，以各種“敬”是合理合法的。陋規(guī)的名稱也是多如牛毛，有別敬，分別是的敬送，有炭敬，就是取暖費，有冰敬就是消暑的花費等等，明目雖多、本質(zhì)一個，就是為了“通聲氣”“保位”、“求擢升”、“以幸提摰”形成彼此官場交接的保護傘和護身符。

清代官員宴飲

陋規(guī)除了地方官員自養(yǎng)工作的“編外人員”外，大量就是互相饋送和吃喝消費。“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有的當?shù)貨]有，就高價外買，張集罄還總結(jié)說：“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金。”這些還不包括接待后要給的紅包。張集罄既是非典型腐敗的痛恨者，同時也是受害者。“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幾乎無日不花天酒地。”最后他算出總賬，自己每年用度，連京城炭敬，總在五萬金上下，這些還不包括臨時借錢和別人給他的幫助。

陋規(guī)這一非典型腐敗一直延伸到清朝滅亡。光緒元年，同為曾國藩幕僚，時任易州知州的趙烈文就曾指出，當時李鴻章領(lǐng)導下的軍隊極端腐敗，普通兵丁被盤剝嚴重，而他“合肥公專務養(yǎng)尊處優(yōu)，不為未然之計，而前后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樸勤者退，凡不急之務，如興造土木，捐創(chuàng)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贍家或歸櫬，或引見或刻書，均勒令營中貲助，甚者嬉游宴飲，挾妓娶妾，無不于焉取之。”趙烈文認為，清軍腐敗，戰(zhàn)斗力減弱，李鴻章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淮軍創(chuàng)始人李鴻章

趙烈文感嘆軍隊的一些軍官已經(jīng)不要頭銜，而想要去地方做官，于是就要結(jié)交聯(lián)絡(luò)人脈，辦公薪水僅足日用，不得不設(shè)法漁獵，將習巧宦，而士有離心。最后趙烈文感嘆：“當此海疆多事，隱憂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能靜居日記》此后不久便辭職歸鄉(xiāng)。可以說趙烈文看到的是當時李鴻章領(lǐng)導下的軍隊腐敗不堪作戰(zhàn)的實質(zhì)。

整體看來，清朝的腐敗是源于體制內(nèi)未能解決的急務，最后干脆放手不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最后整體沉淪，其在近代被侵略最苦，打擊最慘，與腐敗有著諸多關(guān)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