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故事｜科技不分性別，機會需要爭取：一位AI投資人的行業觀察

為響應2025年國際婦女節“為所有婦女和女童：權利、平等、賦能”的全球主題，聯合國駐華系統發起了線上故事征集活動，希望通過豐富、多元且富有力量的敘述，讓更多人聽到婦女和女童們的心聲，鼓勵更多人參與到推動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的行動中。

“婦女與經濟” 是《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的十二個重點關切領域之一，促進婦女經濟獨立和就業，消除婦女的貧窮負擔，確保所有婦女平等地獲得生產資源、機會和公共服務，是其中強調的關鍵內容。

作為系列故事的第十篇，今天的投稿人是杜楓。

將門聯合創始人及基金管理合伙人，主要投資方向為人工智能領域的基礎技術及其行業應用。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作為投融資領域的專家，曾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MBA特約導師、微軟創投大中華區負責人。

杜楓

投資人/創業者

創業是我的基因，

性別并不定義能力

創業是我的基因。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創業的時間遠多于我在大公司工作的時間;更重要的是，我的內心一直有一份創業的激情。即使是在微軟創投期間，作為中國區團隊，我們也是從零開始，完成了一次“內部創業”。我一直由創業的初心和對未知的好奇不斷向前。正是這種對于新的冒險和新事物的好奇，塑造了我的職業選擇。

在我現在的團隊里，女性占大多數：我們6位創始股東中有4位女性。在我看來，性別并不定義能力，工作中并不存在性別本質差別。

我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始于一次公益實踐。一位朋友在中國發起了借鑒格萊珉銀行模式、面向鄉村女性的小額公益信貸項目我作為出資人曾前往內蒙古、河南等地探訪借款人。后來，在微軟工作期間，公司曾組織一批女性高管接受某時尚雜志專訪，采訪中被反復問及“女性科技高管”的身份，我才意識到，原來許多人的固有觀念是科技高管或創始人等于男性——正因如此，幾位女性科技公司高管組隊參加時尚雜志專訪才成為新聞話題。

今年，通過聯合國婦女署中國辦公室“金融為橋·彌合性別投融資缺口”項目，參與聯合國婦女署和私募股權行業ESG倡議舉辦的，則進一步拓展了我對性別視角投資和性別議題的關注。

女性應該更加主動爭取資源

在創投行業，我多次觀察到一個現象在公司估值和融資談判階段，大部分男性創始人比女性創始人的表現更為積極、更aggressive（進取）。我這里所說的aggressiveness（進取）指的是在估值、融資額等核心議題上主動要價、爭取資源的行為。

女性自幼接受的傳統教育常圍繞“溫良恭儉讓”展開，而這五個字中，除了“良”與“儉”之外，幾乎都是主動進取的反面。在社會語境中，“她很aggressive”、“厲害的女人”、“母老虎”等評價往往被認為是女性企業家的負面標簽，盡管我并不同意這種看法；而同樣的評價放在男性身上——“厲害的男人”、“這是一員虎將”——卻常常被視為表揚。另一方面，類似“女性創始人更好合作”等看似正面的評價，某種程度上也可能在無形中削弱女性爭取資源的正當性。

值得慶幸的是，得益于我國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以及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精神，我們得以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努力，不必從爭取最基本權利開始。更多女性應該意識到主動進取不是錯誤，更不是缺陷。它意味著敢于為自己與事業爭取資源與空間——畢竟，我們不會因此失去什么，面子不重要，別人的看法也不重要，爭取到機會和資源才是關鍵。

我認為一切行動的第一步，在于“起心動念”。如果一個社會中仍存在潛移默化的性別刻板印象，那很多人甚至無法覺察到問題的存在。曾經，我對于性別議題也并無太多意識，正是得益于許多前輩的提醒與相關討論，才讓我逐漸辨識出生活中很多性別議題。

第二步就是榜樣和傳播的力量至關重要。試想，即便像我這樣在北京、從事高度開放職業的人，也要到十幾年前才開始意識到性別議題的存在，那么更廣泛的傳播和討論就顯得尤為重要。向前一步，從來不是獨自前行。我們需要更多前輩的領路，需要像聯合國婦女署這樣的機構持續推動和放大這些討論，也更需要我們每個人都主動邁出那一步。

人工智能用起來才是關鍵

如今，人工智能幾乎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大的工具，而且門檻并不高，很多功能甚至免費。從兒童教育、編程到畫畫、視頻創作，人工智能幾乎覆蓋了所有關鍵能力場景。

過去，開發一個軟件系統需要大量專業知識和長期投入，現在的速度遠非當年可比。人工智能可以成為大家，尤其是女企業家以及更廣大女性群體，高效的工具和助理。人工智能浪潮為女性創業者提供了以更低成本實現夢想的機會，但同時也需要女性創業者更清楚地認識自身的核心需求，才能讓技術真正為己所用。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認識到人工智能可能會存在性別偏見，其根源最有可能來自訓練模型的數據和算法，尤其是數據層面。這些偏見既可能是無意識的，例如對數據采集和模型結果不加甄別，也可能是有意識的，包括潛在數據模型“投毒”問題。

必須看到巨大的數據缺口

從人口結構來看，如男女比例大致相當，那么上市公司女性董事的平均比例理論上也應接近50%。但在A股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比例為18.7%，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在人工智能時代，董事性別數據本身已易于獲取，真正的挑戰在于是否有制度性約束。在這方面，香港交易所的做法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其明確要求上市公司至少委任一名不同性別的董事。

通過推動上市公司董事會性別比例數據的年度公開與廣泛披露，我們可以持續向社會、政府以及監管機構提示這一結構性差距的存在。推動建立董事會性別多元化的制度性要求，不僅將影響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也將對以上市為目標的創業公司形成示范和引導，使多元化董事任命逐步成為行業共識與常態。

（文中圖片均來自于投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