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館長：調包143件國寶價值1.1億！去世2年仍被追贓

2014年，嘉德拍賣公司在香港舉辦的一場拍賣會上，一幅本應收藏在廣美圖書館的名畫卻意外地出現在了拍賣場上。

一名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的校友，敏銳地察覺到這可能是母校藏品失竊。

然而令人沒想到的是，當他將這件事反饋舉報給廣美后，卻意外牽扯出了一樁驚世駭俗的“監守自盜”大案。

曾擔任廣美圖書館館長一職的前館長蕭元，竟然利用職務之便，在十年中竟然掉包、貪污館內包括現代著名畫家張大千、齊白石等名家畫作143件，價值高達上億元！

那么，為何蕭元能夠在國家嚴格把控的圖書館中如此輕易地將其中眾多貴重藏品肆意掉包盜取？究竟是管理體制的疏忽漏洞，還是人心邪惡的貪欲已然病入膏肓，促使其即便身敗名裂也要鋌而走險？

也曾是文學界的清流

在監守自盜一事東窗事發前，蕭元給人的感覺一直都是性格孤傲的“正派俠客”。

著名學者周國平稱蕭元是一個“最能代表讀者的批評家”，書評家黃集偉也稱“蕭元的行文不僅靈性婉轉，同時也充滿嚴謹”。

回看蕭元的履歷，在人生的前半段，蕭元與名家口中的印象確實相差無幾。

1954年出生的蕭元，擁有著湖南人最顯著的特點倔強與傲岸。

對文學情有獨鐘的他，一直不為周邊的環境與朋友所動。直到在同齡人已經結婚生子后，而立之年的蕭元才剛剛完成他的學業進修，從武漢大學哲學系順利畢業。

初出校園的蕭元，有著滿腔的才情與激憤。在湖南文學界，他肆意揮灑著筆墨，給整個湖南文學界留下了狂放不羈的進取形象。

正統的名校出身，加上不拘一格、犀利獨到的銳意點評，讓蕭元很快便在湖南文學界聲名鵲起。

及至上世紀90年代末，蕭元已經歷任人民日報等多家官方出版社的副主任、主任等職。

難能可貴的是，即便是蕭元的仕途一帆風順，但現實也沒能抹平他的棱角。

對于文學，蕭元始終堅持一貫的看法，認為文學應該是純粹的。

由于思想觀念的不同，蕭元始終對那些將文學與影視混合之人持不屑的態度。

為此，蕭元曾在多年的時間里，始終不遺余力地宣傳批判文學的世俗化與欲望化。

他曾表示，如今的文學早已失去了原本的色彩、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已經被放棄。

在蕭元的觀點中，這一切霍亂的根源，都是因為影視的高額報酬將歷史都給輕侮了。正如他自己所說：

“對于當下被影視羈絆最深的歷史文學，已經找不見它最初的價值所在，唯一向人昭示的就是金錢的力量。”

那個時代，憑借著將小說改編為劇本，將作品搬上熒幕的作家王朔大火。

一直對此種做法持相反態度的蕭元，不僅經常在公開場合對王朔的這種行為冷嘲熱諷，最后甚至還專門出了一本書來諷刺、批判王朔。

不僅如此，在那本為王朔“量身定制”的《丑陋的北京人——王朔再批判》一書中，蕭元毫不掩飾地將文學界的種種惡跡都歸咎與王朔。指責王朔大搞“京圈痞子文化”，敗壞文學風氣。

憑借著一貫剛正不阿的處事風格以及對文學秉持最純正的態度，蕭元曾獲得“湖南省第一屆當代文學評論獎”、“湖南省第九屆青年文學獎”等文學獎項。

然而極為諷刺的是，一直走在批判“文學世俗化”最前沿道路上的蕭元，在多年后竟然自己也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理想終究敗給現實

1998年，由于工作成績還算不錯，加上在文學界的名聲顯著，蕭元這個上世紀末公認的文學界“清流”迎來了事業的巔峰期——升任《芙蓉》雜志主編。

這本創辦于1980年的雜志，自開始發行，便憑借著對文學純正、嚴肅的堅守理念獲得無數好評。

出于對每一篇作品的嚴格把控，《芙蓉》以“貼近市民生活、撫慰浮躁靈魂”的特點，廣受讀者喜愛，最巔峰時甚至創下了10萬冊發行量的紀錄。

到《芙蓉》雜志擔任主編，在蕭元看來除了是對自己工作能力的認可外，更多的是對自己文學態度的贊許與支持。

本以為，自己對于純正文學的堅守會讓《芙蓉》再度迸發出新的巔峰閃光點，卻沒想到反而事與愿違。

在接任《芙蓉》雜志主編的4年里，蕭元雖然一直在努力尋找如何讓《芙蓉》再度風靡。

卻不曾想不僅沒有做出成績，反而是讓銷量在不斷下滑，最低谷時，只能發行楚楚可憐的不過7000冊。

在《芙蓉》的失敗，一度讓蕭元對自己一直以來所堅守的純正文學態度產生了懷疑。而現實的殘酷，卻最終讓他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面對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蕭元最終只能在2002年辭去了《芙蓉》主編的職位。

此時，蕭元已過不惑之年，但一直以來的“文學憤青”的行事作風讓他的經濟生活并不算無憂。

離開《芙蓉》后，沒有了公職保障，一家人的安穩生活成為了蕭元所要考慮的第一要素。

不過好在，在從《芙蓉》辭職后，蕭元便接到了來自珠三角廣州美術學院的橄欖枝。

也許很多人會好奇，為何一個在文學界享譽名聲的人，會得到美術學院的青睞？其實，這也正是蕭元的過人之處。

除了純正的文學，蕭元對于繪畫也有著得天獨厚的天分。

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蕭元便已經連續出版了《初唐書論》、《書法美學史》等多本美術史著作，其中還不乏被國內多家美術院校看重并列為教材。

但不幸的是，蕭元在美術學上的造詣卻并沒有如文學上一樣，始終堅守初心。當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時，蕭元最終還是沒能守住本心，敗給了自己的貪欲。

監守自盜，調包143件國寶級畫作

初到廣美的蕭元，還是同往常一樣孤傲、清高，給所有學生的印象都是一個刻板的教授形象。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蕭元的心理逐漸產生了變化。

他發現，在廣美的學校里，無論是身邊朝夕相處的同事還是那數千名學生，全都是“身價不菲”。

在與昔日的老友敘舊時，蕭元也不禁常常感嘆：廣美真的是遍地都是有錢人哪！

而反觀自己，人至中年卻還未能給一家老小在廣州置辦得一座安穩住所。

明顯的對比帶給了蕭元極大的心理落差，而這股心理落差正不斷地蠶食著蕭元心中那一抹曾綻放出光彩的人性，直至一件改變了其后半生命運的事情發生。

2003年底，為了與時俱進，最大完整地將畫作保存下來，廣美圖書館開始進行了一項“畫作數字化”工程。

而作為館長的蕭元，自然是要跟隨著工作人員將每一幅名畫小心地取出拍照，最后再上傳至系統中。

就是在這個過程，蕭元發現了一個驚天的秘密：

圖書館中所珍藏的那些名家畫作，竟然有贗品混入其中！更為可笑的是，那些負責將這些畫作歸檔到電子系統中的工作人員，甚至是美院的一些老師，也根本看不出。

只是，一直以正派人士自居的蕭元，這一次卻是沒有作聲。不僅如此，他還在心中產生了一個極其邪惡的想法：既然前人都可以將這些字畫掉包，為何我蕭元不可以呢？

回到家后，蕭元便開始著手準備相關事宜。為了能夠不讓人看出破綻，他先是對美院的這些老師們的專業方向進行了逐步了解。

最后得出的結論是：這些老師大多對嶺南畫派作為熟悉，所以他將想要掉包的作品放在了鄭板橋、張大千等大寫意派的名家畫作上。

這也是頗令他驚喜的地方，因為早在湖南時，他就以“臨摹張大千作品極為神似”在業界享有名聲。

既然美院的人對張大千等人的畫作并沒有多么熟悉，他自認一定可以以假亂真。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蕭元還花數萬元一張的高價從網上購買了明代的宣紙，為的就是能夠讓臨摹的贗品也能看起來充滿歷史感。

最后，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廣美對于這些名家畫作管理的漏洞。

當時，廣美圖書館所珍藏的畫作，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只要是做研究用便可以輕松借閱到其中的任何一幅真跡。

只需要按照借閱流程，憑證登記，然后請管理畫庫三道門鑰匙的三位管理員一起到場開門即可。

而作為館長的蕭元，自己便有著一套館藏畫庫的鑰匙，這無疑給了蕭元充分的作案時間。

所以自2004年開始，利用圖書館會在周六周日以及法定節假日閉館的“漏洞”，蕭元肆無忌憚地利用手中組織給予他的責任，私自進入畫庫盜取名畫回家進行臨摹。

之后，再將自己臨摹好并裝裱好的贗品放回畫庫以假亂真。

2006年，廣美所收藏的畫作被統一調配到了新建成的美術館收藏。這讓蕭元“偷梁換柱”的拿手好戲無法再實施。

但是，即便只是兩年的時間，蕭元卻已然盜取、掉包了館內包括齊白石、潘天壽等多位大家的143件國寶級畫作。

由此，也可以看出蕭元的臨摹繪畫水平確實爐火純青。

在落網后，蕭元還曾坦言：交由嘉德拍賣公司所拍賣的100多幅畫作中，還摻雜了自己所臨摹的贗品。

但無論是拍賣行的專家，還是那些資深買家都沒能看出來真偽。

2014年，蕭元偷盜掉包國寶級畫作的事情終于還是沒向他預想的那般石沉大海，經由香港的一場拍賣會上而東窗事發。

2014年5月6日，蕭元被警方逮捕，并從其家中搜出了還未及時拍賣出去的18件畫作。

經過專業機構評估，僅這18件畫作價值便已經超過7000萬元，而蕭元此前托拍賣公司拍賣的100多幅卻只賣得3400多萬。

除去給拍賣公司的手續費等，蕭元只有2700萬到手。由此可見，為了錢，蕭元已經毫無良心與操守可言。

在法庭上，蕭元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并直言：

“警方所列的盜取143件畫作，其實其中有10幅是自己的臨摹作品和個人收藏作品。”

2016年12月，正在審理期間的蕭元突發疾病不幸身亡。但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卻不會因為他的離世而歸于塵土。

2018年8月，廣州中院再次開庭審理蕭元案件，表示將持續追回被蕭元貪污的100余幅畫作。

此類事件遠遠不至于蕭元一例

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曾發生過一起甚至驚動了周總理的國寶文物“監守自盜案”。

1959年，在籌備新中國成立10周年大會時發現，國寶青銅器史孔和卻在國家博物館“不翼而飛”。

經過多方巡查，最終在1961年查明，原來是被當時的工作人員趙桐蓁所私自盜取。

此件國寶監守自盜案，雖然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但所幸最終水落石出并成功追回了文物。而下面所要講的，真可謂是“觸目驚心”。

2003年，被譽為“中國第一大文物監守自盜案”的李海濤盜取259件國寶事件震驚全國。

作為一名文物專家，李海濤利用自己承德文物局文保主任的身份，肆意妄為偷盜國寶文物。

10年間，通過從文保局盜取的文物，李海濤非法獲利數百萬元，直接導致了200多件國寶遺失市場且有50多件國寶未被追回！

然而，面對判決，李海濤卻仍舊執迷不悟，一直堅持反復上訴。最終，經最高法復核審查，維持原判，判處李海濤死刑。

除了大陸上此類案件頻發，在寶島臺灣省，其實也是有著相同案件。

臺北故宮自2000年開始，也同樣將其中所藏的文物典籍以“數字化”的形式保存下來。

在此過程中，參與此項工作的陳耀東、葉麗珍兩名研究員鬼迷心竅，竟然私自刻印了一份。

隨后，兩人將館內所藏的國寶級典籍《龍藏經》、《永樂大典》、《富春山居圖》等的數字化版本私下進行販賣。

要知道，這些文物的數字化版本的授權費可是數百億新臺幣，其中僅《龍藏經》一部的市價便已逾百億。

如此駭人聽聞的監守自盜事件，雖然根源于人內心的貪欲，但管理制度的松懈卻不也恰恰助長了這些人的囂張氣焰？

所以，倘若想要杜絕此類案件再度發生，除了要任用值得國家與人民信賴的人外，嚴格地管理機制也必不可少。

馬未都這樣評價蕭元調包事件：

蕭元的造假能力實在強悍，贗品放到圖書館里，竟然沒人能看出來。

時間長了，蕭元單子更大，連續十多年未被發現，

竟然偷了100多幅名家畫作，價值1.1億。

令人遺憾的是，部分畫作甚至已經上了拍賣會。

蕭元的臨摹技巧再神通廣大，早晚也有東窗事發的時候。

想必十多年間，蕭元的每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都會輾轉反側。

積重難返的時候，神仙也救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