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福利換選票的新式民粹主義：直接福利如何重塑印度的選舉行為

印度的免費福利民粹主義

在這篇分析深刻的評論中，歐洲民粹主義研究中心（ECPS）青年小組成員 Saurabh Raj 探討了直接福利交付正如何改變印度的選舉政治。文章以近期比哈爾邦（Bihar）議會選舉為例，指出可見且定向的福利——尤其是針對女性的現金轉移支付——已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政治語言，深刻塑造著選民的參與和選擇。文章將這一轉變概念化為“免費福利民粹主義”（freebie populism），認為福利如今不僅是發展工具，更是一種通過數字基礎設施和個性化互動實現的政治動員模式。雖然種姓、宗教和意識形態依然具有影響力，但 Raj 強調，“個體受益者”正作為一種新的政治歸屬軸心日益崛起。文章將比哈爾邦置于更廣泛的邦際格局中，對民主問責制、政治理性以及印度民主的未來軌跡提出了關鍵質詢。

作者：Saurabh Raj

編輯：阿K

近期的比哈爾邦議會選舉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益的透鏡，用以審視“以福利為中心”的動員如何重塑印度當代的選舉政治。比哈爾邦 創下了該邦歷史上最高的投票率，達到66.9%。其中性別模式的差異更為驚人：女性投票率高達71.6%，而男性為62.8%。在243個選區中，有130個選區的女性投票人數超過男性。這并非微小的波動或一次性的反常現象，而是代表了參與主體及決定選舉結果力量的結構性轉變（Basu 2021）。

選舉結果的分布模式與這一轉變高度吻合。在女性投票率領先的130個選區中，執政聯盟贏得了114個席位，占比接近88%。這種選票流向與直接惠及女性的福利措施在規模和時機上的高度重合，值得深入分析。選前不久向超過1200萬女性發放約120美元（約合10000盧比）的直接現金轉賬，僅僅是更廣泛福利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還包括增加養老金、減免電費以及提高一線工人的薪酬。反對派則通過“保證書”、登記活動和未來支持的承諾進行回擊，新成立的政黨“詹·蘇拉杰”（Jan Suraj）也分發了卡片，試圖構建另一種福利愿景。顯然，福利不再是競選活動的附屬品，而是政治動員的核心軸心。

此次選舉揭示了一個正在印度各地展開的更廣泛現象。以福利為中心的選舉策略正在改變政治傳播、選民理性以及民主歸屬的情感結構。“免費福利民粹主義”的興起——本文用此術語來描述民粹主義修辭與高度可見、個性化的福利交付相結合的現象——標志著國家形象的構建方式以及選民評估政治行動者的方式發生了明顯轉變。在此，“免費福利民粹主義”是一個分析范疇而非道德評判。它指的是一種特定的政治邏輯，即競爭性選舉激勵機制優先考慮福利的即時性、可見性和個性化。這種邏輯不同于基于權利的或制度化的福利體制，后者通常將權益常規化，且與選舉周期的關聯較弱。區分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本文的論點關注的是政治動員的模式，而非福利本身的合法性。

研究方法說明

本評論基于印度選舉委員會（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2024）的公開數據、邦預算文件、新聞稿、印地語和英語媒體的現場報道，以及關于民粹主義、福利交付和投票行為的學術文獻。解釋性論點建立在關于民粹主義的比較研究（Mudde, 2004; Mudde & Kaltwasser, 2017）以及將福利交付與政治參與聯系起來的學術成果（Khemani, 2022; Kruks Wisner, 2018）之上。此外，本文還參考了關于性別政治參與、數字福利架構和直接利益轉移系統的研究。本文旨在進行分析而非預測，試圖將比哈爾邦的經驗置于更廣泛的概念和實證框架中，以闡明印度選舉政治不斷變化的性質。

對民粹主義的經典理解

Cas Mudde 將民粹主義定義為一種“薄中心意識形態”（thin-centred ideology），它將社會想象為“純潔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之間的對立，并堅持政治必須直接表達“普遍意志”（Mudde, 2004）。由于其意識形態內核較薄，它可以依附于各種意識形態項目，包括右翼、左翼或特定區域的福利、民族主義和身份認同構想。Mudde 和 Kaltwasser 指出，當領導人將自己表現為普通公民的直接保護者，并構建能夠繞過既有制度和復雜政策辯論的情感及符號捷徑時，民粹主義就會變得強大（Mudde & Kaltwasser, 2017）。

來自拉丁美洲的比較研究表明，民粹主義領導人經常將情緒化的修辭與選擇性的福利交付相結合，以培養與大眾的直接聯系（Hawkins, 2010; Roberts, 2015）。這些轉移支付并非偶然，而是強化歸屬感和維持合法性的政治工具。在印度，民粹主義歷史上依賴于宗教動員、象征性姿態、卡里斯馬式（魅力型）領導力或基于種姓的訴求。雖然物質轉移一直存在，但過去并未像今天這樣顯著地塑造政治身份。

因此，當前的時刻是對經典民粹主義理解的延伸而非替代。它增加了一個強烈的物質維度，這一維度由官僚體系中介，并深深嵌入國家的數字公共基礎設施之中。正是這一維度，賦予了政治承諾一種前所未有的即時體驗感。

“免費福利民粹主義”的概念化

“免費福利民粹主義”代表了民粹主義動員的一種當代變體。在這種變體中，連接領導人與公民的主要橋梁是通過直接的物質轉移構建的，而非僅僅依靠象征或修辭訴求。它并未取代民粹主義的經典定義，而是通過定向福利將“保護和認可”的承諾具象化。現金轉賬、電費補貼、擴大的養老金和免費旅行成為了政治承諾的可見證據。這些福利作為一種反復出現的提示，表明國家（通常人格化為政治領導層）認可公民緊迫的物質需求。三個特征將“免費福利民粹主義”與更廣泛的福利政治區分開來：

1.即時性（Immediacy）：轉移支付通常安排在臨近選舉的時間點，其效果幾乎立即體現在家庭預算中。因此，選民不再將國家視為遙遠的官僚機構，而是即時救濟的來源。

2.可見性（Visibility）：這是另一個關鍵特征。數字轉賬會生成短信提醒和銀行通知，這些提醒本身就起到了政治傳播工具的作用，將常規的官僚行為轉化為具體的政治時刻。

3.個性化認可（Personalised recognition）：學者指出，直接轉賬創造了一種強烈的“被國家看見”的感覺，尤其是在管理家庭財務的女性群體中（Khemani, 2022）。這種個性化將福利從一種官僚式的應得權利，轉化為個人與國家之間更為親密的政治關系。

“免費福利民粹主義”并未消除種姓或宗教身份，這些因素在塑造期望和投票行為方面依然重要（Jaffrelot, 2021）。然而，直接交付到個人銀行賬戶的福利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治歸屬軸心。一位來自亞達夫（Yadav）或帕斯萬（Paswan）社區的女性可能仍保留基于群體的偏好，但她的投票選擇同時也受到國家是否“親自”接觸到她這一因素的影響。與 Aadhaar（印度生物識別身份證系統）關聯的轉賬數字架構加深了這種個體化，使得選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更加直接、可衡量且在體驗上更加可靠。

比哈爾邦與“個體受益者”的崛起

比哈爾邦的選舉以非同尋常的清晰度展示了“免費福利民粹主義”的運作機制，因為定向轉移支付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向1200多萬女性分發10000盧比，制造了一種普遍的感知：國家正在體認她們的經濟脆弱性。這與減免電費、增加養老金和提高一線工人報酬等措施共同構成了一個更大的環境。這些措施通過公開集會、地方層面的信息傳遞和數字推廣被反復傳播，確保受益者將其與執政領導層聯系起來。

反對派試圖通過在自己的競選活動中以女性為中心來反擊。保證書、自主登記活動和定向承諾試圖構建另一種福利敘事。例如，詹·蘇拉杰（Jan Suraj）分發的卡片試圖構建一種面向未來的福利主張。然而，實際存款的即時性似乎比未來的承諾更有分量。選民能夠以最切實的方式驗證福利的接收。

投票率和投票模式與這一政治策略密切吻合。女性在130個選區的投票率領先，執政聯盟贏得了其中的114個。這種一致性發生在密集的福利信息傳播期間，表明直接福利對選舉行為具有強大影響力。政治信息不再是抽象的主張，而是通過手機提醒收到的已驗證存款。政治日益通過“個體受益者”的位置被體驗和感知。

這一現象并不意味著福利在“收買”選票，而是表明福利正作為一個渠道，選民通過它來評估政治認可度、信譽和響應能力。選民似乎正在獎勵那些提供可衡量救濟的政府，并懲罰那些承諾未經檢驗的政治行動者。

轉變中的政治行為

比哈爾邦的數據表明，“免費福利民粹主義”正在以建立在既往研究基礎之上并對其進行延伸的方式重塑政治行為。學者們早就注意到，低收入選民具有高度的戰略性，對福利交付反應靈敏，往往基于國家績效的證據做出理性決策（Khemani, 2022; Kruks Wisner, 2018）。比哈爾邦的經驗強化了這一見解，并強調了變革的三個重要維度。

首先，福利正日益成為政治認可的主要語言。在福利交付既可見又是近期發生的選區，女性選民表現出極高的投票率和強烈的偏好一致性，這表明直接轉賬和其他定向福利已成為公民評估國家承諾的關鍵工具。

其次，公民身份本身正在通過家庭經濟被體驗。這并沒有將政治參與簡化為交易性交換，而是反映了一種新的民主想象：國家作為直接的經濟行動者在家庭內部運作。對許多女性而言，福利項目緩解了家庭壓力，增強了經濟獨立性，并支持了照護責任，從而強化了政治能動性。與此同時，政治理性日益建立在即時性之上。

第三，“免費福利民粹主義”將焦點從抽象或長期的發展主張轉移到了選民當下的生活體驗上。公民根據福利交付的信譽、時機和規模，以及他們在實踐中目睹的響應能力來評估政治行動者。這種方法并不意味著被動；相反，它反映了基于有形成果和個人經驗的主動且知情的政治計算（Chauchard, 2017）。

綜上所述，這些模式表明，政治忠誠度正日益由重復且可識別的“認可行為”所塑造，而非僅僅依賴宏大的意識形態或基于身份的號召，這標志著民主參與的概念化和實踐方式發生了深刻轉變。

這些模式與其他民主國家的發現相呼應，在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部分地區，定向福利提供已成為選舉競爭的核心。在這些背景下，福利交付日益兼具政策和政治傳播的功能，模糊了治理與動員之間的界限。因此，印度案例為關于物質分配如何在經濟不穩定條件下重塑民主參與的比較文獻做出了貢獻。

比哈爾邦之外的模式

比哈爾邦觀察到的模式并非孤立的發展，而是印度多個邦選舉政治更廣泛轉型的一部分。以福利為中心的策略已成為政治競爭的基本要素，其設計日益反映出“免費福利民粹主義”的邏輯，即通過可見和即時的利益來塑造政治歸屬和選民行為。每個邦提供了略有不同的模式，但都證明了定向福利在決定選舉結果方面日益增長的核心地位。

賈坎德邦（Jharkhand）為這一轉變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例證。該邦通過與年齡掛鉤的教育轉賬和直接惠及家庭的定向援助計劃，擴大了對低收入女性的支持。這些干預措施不僅僅被作為發展倡議提出，更成為了政治傳播的核心，特別是在經濟不安全感依然嚴重的農村地區。對年輕女性和第一代學習者的重視，營造了一種國家正在有意義地干預弱勢家庭生活機會的感知。政治人物在競選期間高調宣傳這些措施，說明福利已成為關鍵的選舉資產。

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進一步展示了以福利為中心政治的鞏固。“Ladki Bahin”（心愛的妹妹）計劃通過提供定期財政援助并將國家呈現為家庭福利的積極參與者，將女性置于選舉敘事的核心。該計劃得到了可識別的品牌推廣、持續的外聯和連續的溝通支持，將執政領導層與對女性的直接支持聯系起來。這種財政轉移與象征性可見性的結合，強化了福利既是權利也是政治承諾的觀念，加深了受益人與國家之間的聯系。

泰倫加納邦（Telangana）呈現了這一新興趨勢的另一個版本。歷屆政府都嚴重依賴定向福利，特別是通過農業支持計劃、婚姻援助項目和特定社區的倡議。這些政策為不同的社會群體創造了強烈的情感和物質激勵，并證明了福利可以被戰略性地用于培養持久的政治聯盟。在泰倫加納邦，福利交付已成為選舉動員的基本組成部分，而非輔助工具，并繼續在塑造黨派忠誠度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

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擁有印度歷史最悠久的福利動員傳統之一。當代的階段建立在早期框架之上，但引入了新元素，如女性免費巴士旅行、擴大的膳食計劃、更高的養老金以及針對弱勢家庭的定向救濟。福利交付深深融入了政治身份和政黨敘事之中。競選活動始終強調國家支持的即時性和連續性，強化了福利項目是政治關懷的表達而非單純官僚權益的理念。

在這些邦中，福利不僅僅被構建為發展，更被構建為一種直接的政治關系。這種關系通過多種媒介實現：支持個人銀行轉賬的數字系統；將政策轉化為政治語言的地方動員網絡；充當國家與受益人中介的一線工作人員；以及當公民以具體物質形式體驗到國家認可時所產生的情感共鳴。這些要素共同表明，“免費福利民粹主義”已成為一種重塑政治參與、重新定義選舉競爭意義的全國性現象。

然而，各邦之間仍存在重要差異。在泰米爾納德邦等地，福利項目嵌入在長期的政黨制度和意識形態敘事中，降低了其選舉的即時性色彩。相比之下，比哈爾邦和賈坎德邦等邦則表現出更加階段性和配合選舉時間的福利部署，強化了其政治顯著性。這些差異表明，“免費福利民粹主義”在福利交付剛剛個體化且制度化程度較弱的地方運作得最為強勁。

歸因限制與論證范圍

本文提出的是關于福利轉移與選舉結果之間的解釋性論點，而非因果性論點。投票行為受到多種重疊因素的影響，包括種姓結盟、候選人信譽、政黨組織以及更廣泛的政治敘事。因此，在比哈爾邦觀察到的女性高投票率與選舉結果之間的一致性，應被視為具有指示性而非決定性。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在數字轉賬、激烈的選舉競爭和經濟不穩定的條件下，福利交付已獲得高度的政治顯著性。直接福利作為國家響應能力的信號，被選民納入更廣泛的政治理性考量中。這并不意味著政治上的被動或選票買賣；相反，它反映了公民基于可驗證的國家行動進行的戰略性和經驗性評估。未來的研究若能利用投票站級別的數據或長期的受益人追蹤，將有助于更精確地估算因果效應。

結論

以福利為中心的動員已成為印度當代選舉競爭的核心特征。比哈爾邦議會選舉提供了一個有益的例證，說明直接且可見的福利交付如何通過將“個體受益者”突顯為民主參與的重要場域，從而重塑政治參與模式。女性的高投票率以及女性主導選區與選舉結果的一致性，強調了福利作為公民體驗和評估國家響應能力媒介的重要性正日益增長。

這一轉變并不意味著政治理性的衰退或公民身份退化為交易性交換。相反，它反映了民主判斷的重新定位：選民越來越依賴可觀察和可驗證的國家行動來評估政治信譽。通過數字和官僚系統中介的福利交付，不僅作為政策干預發揮作用，更作為一種傳播實踐，傳遞著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認可、可靠性和親近感。

與此同時，福利在選舉動員中日益占據核心地位，也對民主問責制提出了重要問題。強調即時性和可見性可能會鼓勵短期的分配競爭，從而犧牲制度鞏固和持續的政策辯論。隨著選舉合法性與福利的時機和規模聯系得更加緊密，政治競爭面臨著窄化為“交付”問題而非“審議”問題的風險。

因此，印度民主面臨的更廣泛挑戰，不在于福利本身的擴張，而在于福利被動員的政治邏輯。理解福利交付如何重塑政治參與、選民理性以及公民體驗，對于評估印度民主實踐不斷演變的特征至關重要。比哈爾邦的案例表明，未來的選舉結果將越來越取決于國家如何令人信服地“在場”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同時伴隨著身份、意識形態和組織等持久影響力的作用。放眼印度之外，這一分析也凸顯了在公民主要通過物質轉移直接接觸國家的背景下，福利交付如何重構民主參與。

比哈爾邦是印度人口最多且經濟最落后的邦之一，歷史上國家能力和社會福利滲透率較低，這使得近期選民參與的轉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比哈爾邦近期成立的一個政黨，定位圍繞治理和福利改革。

作者

Saurabh Raj是印度民主學院（Indian School of Democracy）的核心團隊成員，并任職于歐洲民粹主義研究中心（ECPS）。他在印度政治和選舉領域擁有十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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