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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60、70年代,樸正熙一手締造了“漢江奇跡”,讓韓國成為“亞洲四小龍”;
如今,越南的蘇林雄心勃勃地提出“越南崛起”,那他真的能帶領越南,成為外媒所描繪的“亞洲經濟新虎”嗎?
東南亞的經濟版圖,正在被越南改寫。
前幾天,越南公布了自己的“成績單”:2025年GDP達到5140億美元,人均GDP也首次突破5000美元。
泰國的GDP數據目前還沒有公布,按照其央行的預測,2025年泰國經濟增速約2.2%。2024年,泰國GDP約5300億美元。而且,泰國目前面臨人口老齡化挑戰、產業升級停滯、增長乏力的困境。
作為對比,越南2025年的實際GDP實現了8%左右的增速,并且越南官方還提出,2026年增長10%以上。對此,他們的總理范明政信心十足,上個月他再次強調:
兩位數增長有明確依據,可以實現。
按照這個趨勢,越南的名義GDP最早將在2026~2027年超過泰國,位居東南亞第二位。形勢一片大好,越南領導層的目標也越來越大。
2024年7月,領導越南長達13年的阮富仲去世,時任國家主席蘇林正式接任總 書記職務。很快,他就提出了“越南民族崛起的時代”這一愿景。具體目標是:
建設民富國強、與世界大國并駕齊驅的社會主義社會。
這并不是在空喊口號。越南經濟增長的引擎是公共投資,為了實現這個宏大目標,2026年越南的公共投資,將迎來歷史性加速期。越南投資與發展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預測,公共投資計劃同比將增加大約26%。
與此同時,各地基礎設施建設正在大規模推進。北部地區的鐵路項目,在中國支持下已經開工;年內,南部胡志明市近郊將開通新機場;其它城市的港口、能源、半導體、電網等200多個項目,也在大規模鋪開。
透過這一切,我們依稀看到了當年韓國樸正熙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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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樸正熙上臺后,第一個目標就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他推行五年計劃,由政府主導資源分配、扶持出口導向產業,并提出“增長第一、工業第一、出口第一”的口號。
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使得韓國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內,一躍成為發達國家,人均GDP由1965年的一百多美元,上升到1979年的1644美元,年均增長率近9%。
“漢江奇跡”由此奠基。
作為奇跡締造者,當年的樸正熙找到了創造奇跡的合適工具——財閥。比如,樸正熙曾指派現代集團的鄭周永去造船,后者沒有信心。于是樸正熙直接攤牌,不聽我的,以后就得不到官方的支持。
不得已,鄭周永硬著頭皮飛到了歐洲,他拿出一張500韓元的紙幣,指著上面的龜船告訴歐洲船廠的高層們,“幾百年前,我們就會造船了”。就這樣,他拿到了項目。而在運作過程中,樸正熙政府對他是要貸款給貸款,要政策給政策。最終,韓國成了造船大國。
而越南在這個重要產業上,卻栽了。2024年1月,越南船舶工業總公司宣布破產。早在20多年前,越南就向這家國企投入大量資金,試圖將它打造成為造船業巨頭。結果卻非常不盡人意。
自1986年實行“革新開放”以來,越南錯失過不少重要機遇,尤其是在2000年之前。除了造船產業失敗外,汽車工業也徹底落空。歸根結底是因為:
圍繞國企、外企和私企的“所有制歧視”問題,沒有得到明顯改進。
國企壟斷了大量資源卻又效率低下;外企因為帶來了資本,可以享受到稅收優惠;而私營企業,幾乎得不到任何資源支持,尤其是貸款層面,而且還承擔了沉重的行政負擔。
為此,蘇林上任后推動了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改革”的行動,還成立了一個由自己親自領導的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改革方案的執行。
盡管這兩年的越南,發展成就很亮眼,還定下了“到2030年,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的中高收入發展中國家;到2045年,成為高收入發達國家”的具體步驟。但大家都清楚,走好這兩步的前提是,越南GDP必須保持年均8%至10%的增長率。
這兩年,一直被歧視的越南私營經濟,貢獻了一半以上的GDP。由此,蘇林意識到一點:私營經濟才是越南達成既定目標的重要保障,于是去年5月,他簽發了第68號決議,首次將私營經濟定為戰略支柱;同時,決議中還提到:
2030年前培育200萬民營企業,打造20家跨國產業鏈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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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樸正熙,把政府的角色“定義”為經濟發展的“總導演”,通過直接干預,從而推動鋼鐵、造船、汽車和電子等產業的發展。
2025年,越南修訂的《企業所得稅法》將激勵標準轉向“行業與規模”。凡是從事半導體、AI、可再生能源等11個重點領域的企業,均可享受高級別的稅收優惠政策。
蘇林的目標很清晰,他要趁著中美貿易戰背景下的產業鏈遷移趨勢,帶領越南跳過傳統工業化階段:
直接跨入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
這跟樸正熙當年的產業政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甚至兩人都針對公務員和行政體系,進行了長期“整頓”。看起來,今天的蘇林不像當年的樸正熙那樣,“威權管理”的標簽深入人心。但蘇林的手腕,一點不亞于前者。
阮富仲當政時,推行了力度極大的“熔爐”反F運動,而公安出身的蘇林正是“操盤手”,利劍在手,越南“四駕馬車”里的幾位紛紛倒下,原本不被看好的蘇林最終上位。
上個月,在越南的重要會議上,蘇林更是獲得了“雙份”提名。之前,越南的“四駕馬車”,通常由4人擔任,以便實現權力平衡。但這一次,蘇林很可能實現“一人長期身兼兩職”。這種傾向,折射出了一個現實:
當下的越南,需要這么一個人。
因為越南為自己的未來設定了一個“高目標”,那與之匹配的就是“高速度”。目前,阻礙越南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其實就是效率低下的官僚體系。而有能力、有實力向龐大的官僚體系“動刀”的,只有蘇林。
此前,越南大約70%的國家預算,用于支付公務員薪水和常規國家開支。對于這一點,蘇林很反感,他認為,“如果我們只用這些錢養活自己,就沒法發展關鍵基礎設施”。
去年,蘇林就開啟了一次官僚體系的“重構”行動,從上到下撤并了不少部門,合并半數省份,并取消區級行政層級。通過調整,精簡了不少人員。
這場局部改革,成效明顯。整個2025年,新成立和恢復運營的企業達29.75萬家,是退出市場企業數量的1.3倍;吸引FDI(外國直接投資)總額達384億美元,為越南有FDI以來最高,越南由此躋身吸引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前15強;
換言之,蘇林正在打造一個“企業友好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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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80年代初,越南在蘇聯支持下,不斷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并通過入侵柬埔寨,以及與泰國的邊境沖突,被外界稱為“?東南亞小霸王”,一度成為周邊的不穩定因素。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這一次“越南崛起”,會對周邊帶來什么影響?
首先,越南大概率不會實現它期望的那種高度——“與世界大國并駕齊驅”。有句話叫做,“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樸正熙治下的韓國產業工人,可以為了國家晝夜加班、不辭辛勞;技術人員們也會處心積慮地“對標”同時代的國外先進技術。
而越南人,明顯不具備這樣的民族特質。
統計資料顯示,越南的勞動生產率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僅達到新加坡的11.4%、馬來西亞的35.4%;越南“革新開放”近30年,他們自己能充分掌握的國際先進產業技術,十分有限。
其次,在一些重大項目上,越南私企巨頭們的表現,也遠不如韓國財閥。
例如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南北高鐵”項目,越南官方希望由本國最大私企Vingroup集團?牽頭,最終,Vingroup的老板、越南首富潘日旺卻選擇中途離場。而且,目前越南的大部分私企巨頭,仍是從事房地產和銀行業,而非制造業。
此外,越南的制造業嚴重依賴中國。除了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來自中國外,《金融時報》的報道稱,去年越南新批制造項目的三分之一投資,也來自中國。
因此,就算越南未來幾年,一直在“崛起”的道路上大步向前,某種程度上,也只是“中國制造”及產業鏈的延伸。
越南的各種“稟賦”決定了它,即便是“崛起”,也只是一個“泰國plus”,或者“弱一號”的韓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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