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我寫作的目的——揭露現實

本文節選自

《寫作是一把刀》
安妮·埃爾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寫作是一種存在方式

問：去年您寫信給我，說您在1963年（《事件》里提到的年份）的日記中找到了一段關于您當時正在寫的文本的筆記。“我的‘信仰’越來越少了，然而離了它我又活不了。這或許只是一種信念。”然后您補充道：“三十八年之后，我不再問自己在我做的事情中是否有信仰，因為沒有信仰的話，我活不下去。我也不再問自己這是否是一種我不能放棄的信仰（這用詞真是帶有宗教色彩）……”這種使用宗教術語來討論寫作的方式讓我開始自問：您是否把童年的信仰轉移到了寫作中？您在《羞恥》和《事件》（告解的那一段）中著重討論了童年的信仰。以信仰或者某種代替了信仰的東西為基準的話，您身在何處？

答：認為如果人不寫作就無法生活，這屬于一種廣義上的信仰，是某種想象中的東西，它推動人去投入一件事、一段愛情等。這是一個希望能實現的愿望所呈現出的形式。22歲時，當我寫到這可能只是一種信念——這種覺得如果不寫作就沒法生活的想法——以及我不再有“信仰”了的時候，我給自己留了別的通往幸福的道路，或者就像當時大家已經很經常說的那樣，我給自己留了其他“自我實現”的可能，尤其是因為三個月之前我寫的第一本小說被多家出版社拒稿了。現在，寫作成了一種存在方式，這是一種大體上已經實現了的信念。

但是我回到您的問題的核心，即我可能把童年的信仰轉移到了寫作上這件事。“童年的信仰”這個表達，我一看到就立刻感到不舒服，就好像它跟一整套說辭、規則、儀式、做法和歷史不匹配似的，而這一整套東西構成了直到70年代的天主教教育。尤其是在有一個像我母親那么虔誠的母親以及上教會寄宿學校的情況下。這里說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是否相信靈魂不滅的問題，那些是被當成絕對真理被反復灌輸的觀念，最起作用的反而是那些重復使用的詞，比如犧牲、救贖、完美——一整套塑造了對世界的理解的話語、傳說、命令和禁令，尤其是性方面的，這是不言自明的。告解這種做法可是比三位一體教義或圣母無染原罪教義對個人的影響大多了！因此，我小時候相信上帝、圣母等的存在，不過當時不信可是不行的。想起一件事：當時我應該是12歲或13歲，我對我的小表妹和另一個小女孩不屑地說我不相信天堂、地獄和上帝。她們倆驚呆了，揚言要“把這件事告訴”我媽媽。她們沒有這樣做，但是我記得我當時因為她們可能這樣做而感到非常不安。

大概是在16歲左右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在重讀《惡心》，同時我還在學帕斯卡的文章，我還得了一場很嚴重的腸炎——二月寄宿學校院子里的水結冰了的場景——，我發現天堂是空的。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隨后自行消解了，因為這個問題沒用，與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問題和與知識有關的問題相比，這個問題無關緊要。然而倫理上的浸透，以及我直到青年時期一直用來思考的那套話語和概念，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放棄觀念沒有放棄圖像和感知方式那么難。這十多年來，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我把一些出自我沉浸其中的宗教的表達和要求轉移到了我的寫作實踐中，轉移到了我為寫作賦予的意義中。比如，認為寫作是完全把自己捐出去，是一種獻祭，認為寫作也是真相，甚至是純粹（我記得我在《迷失自我》里用了這個詞）所在的地點。或者是把那些我沒有寫作的時刻視為一種錯誤，是錯誤，是“致命的原罪”（這個表達真是個大坑！）。但是對我而言，宗教中所有在“彼世”的東西和所有超自然的真相都在此處，只在此處，而且并沒有被揭示出的、被給出的真相。宗教的地 位高于存在的另一種生活可能在將來出現，我把這種生活放在過去，這是一種已經經歷過的生活——這也是人們在愛情中在某種程度上會進入的一種生活。我用唯物主義的方式，以虛無為基礎去生活、思考和感受，而且這正是推動我留下一份見證、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東西。不要白來一趟人世，徒勞地。

問：那么對您來說，寫作是否像普魯斯特說的那樣是“唯一一種切實經歷過的生活”？

答：普魯斯特說的是：“真正的生活，終于被發現和被理解的生活，因此是唯一一種切實經歷過的生活，就是文學。”我強調的是這些詞，即被發現和被理解的生活，因為它們對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有一個關于寫作的定義的話，那么這種定義會是：在寫作過程中發現用其他途徑無法發現的東西，其他途徑即說話、旅行、演出等。也不是思考的過程本身。去發現某些在動筆之前不存在的東西。這正是寫作的愉快——和恐怖之處，不知道寫作會讓什么發生和出現。

問：贈予的形象經常在您的書中出現，它好像意味著有一筆待付、待還的債。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您現在是否感覺已經還清了這筆您欠您出身的世界（我借用您的表達）的債？您在《位置》《一個女人》《羞恥》中還原了您出身的世界，承認并且超越了最初的“愧疚感”。實際上，近十年來您的書似乎不再是從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對一個時代的重現，《事件》《簡單的激情》《迷失自我》和《占據》集中討論的是私密領域。

答：永遠不能用逐漸清算問題的角度去看待寫作，就像人們在購物清單和待辦事項上的逐行劃掉那樣。寫作甚至也不是一種超越。正相反，我認為寫作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個關于無法超越的事物的地點，在社會、家庭和性這些方面都無法超越。如果說在我身上存在一筆債和一種愧疚感的話，這些東西永遠也不會消失。尤其是，我感覺我寫作的目的一直是一樣的——揭露現實——，而且一直以同樣的沖動，甚至是沖突為出發點去寫作，從最開始就是這樣。

話雖如此，您跟一些讀者一樣，比如您看出了《位置》和《一個女人》跟《事件》和《占據》之間的差別，人們可能會把這種差別概括為前一組是社會的，后一組是私密的。差別并不在這里。在《位置》和《一個女人》中，敘述集中于我父母的社會面貌。在《室外日記》和《外面的生活》中，這兩本書都是近期的作品，里面一點私密的東西都沒有——標題已經表明了這一點——而且“我”很少出現。相反，在《簡單的激情》《事件》和《占據》中，“我”不僅是像在《位置》里那樣在敘述，“我”也是敘述和分析的對象。從這個角度來看，《羞恥》是混合的，既有“我”又有“人們”。不過，在所有這些文本中，都存在同樣的客觀化過程，同樣都是拉開距離，其中涉及的是我所承載的、我曾經承載的心理事實或者是社會—歷史事實。而且，從我的第一本書《空衣柜》開始，我就沒有把私密的和社會的分開。

我想就私密這個概念再多說一些，私密這個概念在十年多一點的時間里走到了前臺，提供了一種文學類別——“私密寫作”——，在電視和雜志上，私密成了所謂社會討論的議題，這個概念或多或少地與性（私密這個概念很長時間以來跟性混在一起，比如：清潔私處）混在一起。人們可以想象這個概念的興起與對自我和對世界的認識的變化有一些關系，私密概念的興起是這種變化的跡象。私密一直存在，而目前它是一種思想類別，人們通過它看待文本、分析文本和給文本歸類。這種思考和分類的方式，對我而言非常怪異。私密仍是，而且一直是社會的，因為沒法想象一個脫離他人、法律和歷史而存在的純粹的我。當我寫作時，一切都是物，是在我面前的材料，具有外部屬性，不論是我的情感、我的身體、我的思想，還是城際交通軌道快線里人們的舉止。在《事件》中，被探頭穿過的性器官、水和血，所有屬于私密的東西，都在這兒了，以赤裸的方式呈現，而這些指涉的是當時的法律、話語和一般情況下的社會。

當一名男性讀者、一名女性讀者在一個文本中讀到自己的時候，從那一刻起是否存在一種私密呢？

問：我試著提出一種解釋：或許一個文本越是私密或個人化，它越是普遍的。而且，《位置》和《一個女人》也是私密的，是因為這兩本書都討論的是個人的——而且是普遍的經歷。

問：“在覺得做一件事很困難的時候，應該繼續，正是在找到解決方案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做出一些新東西。”您在《迷失自我》中引用了畫家帕維爾·菲洛諾夫的這句話，當我在我自己的探索中感覺向前推進格外困難和危險的時候，這句話對我而言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救命稻草。就像羅杰·拉波特說的那樣：“總是在同一邊，從來沒有在另一邊。”T.S.艾略特則寫過：“每一個冒險都是一次新的開始，一次進入無可言喻之地的旅行。”您的尋找是否因為逐漸推進而變得越發艱難？在您不斷尋找真相的過程中，暗含的代價和開銷是什么？

答：我是1990年在博堡的帕維爾·菲洛諾夫畫展上讀到他的這句話的。當時我對一個計劃有所懷疑，感到深深的氣餒，然后我立刻就理解他說的是對的。不要放棄計劃，不要以做不到為借口放棄一件特別想做的事。正相反，我直說吧，困難和卡住的狀況逼人去發現、去探索新的藝術解決方案。而且，《位置》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同時，這種應當面對困難的確定性、這種不放棄的要求讓寫作的過程變得不是很容易……在這方面，我的寫作日志真是非常讓人痛心，我很怕重讀寫作日記，它跟私人日記不一樣……事實上，這一直是一種嘗試找到可能的形式的過程，形式，而且是形式本身，用來達到或是產生真相。一種在非虛構之內的形式。我越來越多地付出的代價，就是自由的代價，同時也是嚴格要求的代價。

問：當人們逐步跟隨您目前的作品的前進方向所產生的效果時，引人入勝的和引起眩暈的東西就是人們會自問：我們能在這條道路上走到哪里？而且在我讀完您的書以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您把事物推進到了那種地步。您是否會問自己，要走到哪里？您有時會猶豫嗎？

答：我不太清楚您說的具體是什么，然而我能感覺到您想說的東西，因為您跟我一樣，您把寫作視為一種探索，也視為某種危險的東西，一種無法安分的嚴格要求。或許存在一種關于寫作和痛苦的傳說吧——福樓拜！——普羅米修斯一般的追尋——蘭波……人們會想要把自己跟這些聯系在一起，以此表態。需要承認的是，這種做法有時讓人覺得很煩。不過，我確實把寫作視為一種了解的方式，也是某種使命，我是為這種使命而生的，因此一直要走得盡量遠，同時并不知道這真正意味著什么。在回復您的過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提到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一句話穿透了我：“或者說是為了存在嗎？然而他一直準備為一個理念、為一個希望，甚至是為了一陣心血來潮，把自己的存在獻出一千次。存在對他而言永遠都不夠，他總是需要更多。”我能把這句話背下來，因為我把這句話寫在了1963年的日程本的開頭，那一年我寫了我的第一個文本，沒能被發表，那一年，我也活得很劇烈。人們寫下的這些來自他人的句子，也是屬于他自己的真相。只有存在，而存在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