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的50年，是一場緩慢的、注定的崩塌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轟轟烈烈的三國時代落下帷幕。然而，僅僅過了36年，西晉滅亡，天下重陷分裂與動蕩。其實，西晉立國之初，傾覆之象已顯。

尊儒重孝的背后充斥著殺戮，名士風流的背后掩蓋著餓殍累累，九州一統(tǒng)的背后隱藏著新的危機。最終，八王之亂爆發(fā)，局勢失控，西晉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在混亂中奔向滅亡……

《失控的王朝：西晉興亡50年》

在《失控的王朝：西晉興亡50年》一書中，作者握中懸璧從司馬代魏、伐蜀平吳、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等重要歷史事件展開，清晰地梳理了西晉建立、發(fā)展、崩亡的歷史脈絡，于史料細微處挖掘隱藏在表象背后的興衰真相，從思想、政治、戰(zhàn)爭等多個維度剖析了西晉滅亡的深層原因。

從以儒治國到以名法治國

上承三國，下啟十六國，作為一個過渡期的朝代，西晉雖然完成了統(tǒng)一大業(yè)，但它的統(tǒng)治基礎之薄弱讓人無法忽視，以至于西晉的穩(wěn)定期只有短短十余年，隨后迅速滅亡。其實，西晉有如此命運有它的必然性，這種趨勢從東漢王朝崩潰時就開始了。從那時起，惡果逐漸積累，最終在西晉后期全面爆發(fā)。

自漢武帝以來，儒學廣泛傳播于各個社會階層中，儒家的價值觀也逐漸普及。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學道德體系固然為思想套上了枷鎖，但也對不法行為起到了約束作用，因此，漢代儒學的興盛是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的。

但到了三國時期，當天下重陷亂世后，各種新的思潮便萌發(fā)了。就如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一樣，為了適應新的環(huán)境，人們需要改變傳統(tǒng)價值觀，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倡導以名法治國的曹操。

曹操并非家學深厚的世家大族出身，可他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精研經學。然而，東漢末年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震撼了他，自董卓、李傕掌權以來，至高無上的皇帝被粗鄙的武夫玩弄于股掌之間，“君為臣綱”的道德觀念在這種沖擊下土崩瓦解，曹操的思想也發(fā)生了轉變。

（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與漢朝選才以德為先的理念不同，從建安十五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八年中，曹操先后三次頒布與之針鋒相對的求賢令，最后甚至明確說要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之人，此舉明顯是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huán)境。

為了在亂世中脫穎而出并完成統(tǒng)一，曹操需要吸納各種各樣的人才，若是再拘泥于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行政效率會更低下。對此，曹操的解釋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他非常清楚，在亂世中實用才是最重要的，而這種做法對儒家價值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不僅是曹操，東吳的孫權和蜀漢的諸葛亮都有著類似的觀念，這是亂世中的生存之道。

荀彧等人曾建議曹操重新重視儒學教育，但曹操知道，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才是重中之重，一切都要放在統(tǒng)一之后。就這樣，漸漸地，儒學衰落了。

曹魏時期，儒學衰落

到了曹丕時代，政治風氣曾有轉向。據(jù)曹魏太尉高柔所說，黃初年間，“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這說明曹操時期那種崇法術、重才能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改變，相應的，儒學似乎有復蘇的趨勢。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主要還是因為曹丕的上位得到了眾多士族的支持，他在執(zhí)政理念上難免要向士族們靠攏。不過，曹丕是曹操政權的延續(xù)，他骨子里和曹操還是一樣的。傅玄說：“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jié)。”一語道破了曹丕的本質，儒學的復蘇終究只是曇花一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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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明帝曹叡繼位，朝堂上再次恢復了曹操時期的政治風氣。曹叡可以說是一個翻版的曹操，《魏書》說他“特留意於法理”，還對刑獄之事非常重視，他常說“獄者，天下之性命也”，經常去旁聽大案審理。在他執(zhí)政之下，朝堂上重法術的氣氛要比曹丕時期更甚，到這時，當初曹丕所下的有關“尊貴儒術”的詔令基本成了一紙空文。

曹魏時期，儒學不斷衰落，為后續(xù)的動亂埋下了禍根。關于這一點，陳寅恪先生說得好：“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杰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tǒng)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

這是王道的衰微，也是霸道的崛起，曹操為了自己的統(tǒng)一大業(yè)不惜欺凌天子，他的掌權之路充滿了殺戮。雖然曹操在歷史上確有功績，但這一做法給后來者開了一個壞頭。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等人都有樣學樣，而且他們的行為更加惡劣。

司馬氏奪權后，儒學復蘇

從高平陵之變到司馬代魏的十六年里，司馬氏雖然奪取了最高權力，但這一路上撒滿了鮮血。據(jù)《晉書》記載：“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見司馬氏殺戮之重，這和當年曹操篡奪漢室江山沒有本質區(qū)別，終究影響極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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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護形象，晉武帝司馬炎想洗刷掉家族手上沾滿的血污。司馬炎的第一項舉措就是為王凌、王經和許允這三位因反對司馬氏而遭遇不幸的名士恢復名譽，并且善待他們的子孫后代。司馬炎的第二項舉措就是提高儒學的地位。此時，天下已重歸一統(tǒng)，儒學再次成為最受歡迎的思想。

據(jù)《晉書·儒林傳》記載：“荀??以制度贊惟新，鄭沖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可見，此時的人才選拔標準已經和曹操時期的唯才是舉截然不同了。司馬炎下令各州郡的中正官舉薦賢才，舉薦的標準為“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這同樣是儒學復蘇的體現(xiàn)。

司馬炎的外祖父是大儒王肅，他自己就受過良好的儒學教育，也是儒學的受益者。當初，司馬昭在立嗣時考慮過司馬炎的弟弟司馬攸，但山濤勸道“廢長立少，違禮不祥”，這種儒家觀點多多少少影響了司馬昭。因此，自司馬炎時期起，儒學的復蘇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太康之治。

轟然倒塌

然而，太康之治只是虛假繁榮而已，究其原因，仍在司馬炎的身上。司馬炎表面上勤政愛民，實際上窮奢極欲；表面上重視整頓吏治，實際上徇私縱容。既然無法以身作則，如此搖擺不定，社會道德觀的重塑就終究是一紙空談。

西晉朝廷官員的主體要么是魏晉禪代過程中的幸存者，要么是依靠父輩的蔭庇成長起來的紈绔子弟，真正德才兼?zhèn)涞馁t臣極少，所以，西晉的朝臣難當大任。同時，這樣的朝臣又掌握著權力，社會風氣便在他們的帶動下不斷變壞。漸漸地，西晉上下對權力和財富無限制的渴求與傳統(tǒng)道德觀形成了尖銳的矛盾，而當束縛變得愈來愈弱后，新的動亂就無法避免，最終，西晉在思想的崩壞中轟然倒塌。

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漢末的百年紛亂所導致的。雖然西晉完成了形式上的統(tǒng)一，但沒有解決王朝內部的核心問題，因此，矛盾在西晉末期爆發(fā)也就成了必然。多年后，王衍在苦縣寧平城的土墻下發(fā)出的那句悲鳴——“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便是西晉滅亡原因的最好詮釋。

儒學式微、人心喪亂并非西晉速亡的全部原因，關于更深層次的原因，《失控的王朝：西晉興亡50年》書中將一一探究。本書從司馬代魏、伐蜀平吳到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從紛繁史料中，將重大事件、思想流變與人物浮沉一一串聯(lián)，不僅能讓人明悉“發(fā)生了什么”，更能理解“為何發(fā)生”！